韧雾

　　1915年袁世凯与日本签订“二十一条”丧权辱国，臭名昭著，曹、章、陆三个“亲日派”当然难逃干系。顶着“卖国贼”这一沉重的帽子，他们做过的一些好事自然就被遗忘了

　　曹汝霖：民国“头号”律师

　　曹汝霖出生于上海，日本留学时，曹汝霖曾就读于东京法学院，毕业后在日本各级裁判所实习，回国后在商部任职，同时还进士馆讲授刑事诉讼法。辛亥革命后，政府成立了司法部，新定了律师条例，规定法庭诉讼可以请律师，已辞去公职的曹汝霖遂申请律师证书，居然是“第一号”，成了民国的“头号”律师。

　　袁世凯就任大总统后，于1913年委任曹汝霖为外交次长，他生平最受诟病的两件事均出自此任期内：签订“二十一条”、巴黎和会中国外交失败。“五四运动”爆发当日，“火烧赵家楼”烧的就是曹汝霖的宅子。“五四運动”后，在全国人民的声讨下，北京政府被迫于6月10日下令罢免了曹、章、陆三人的职务。曹汝霖被免职后避居天津，他受刺激颇深，发誓不再与政治沾边。时年42岁的曹汝霖开始深居简出，不时做做慈善。每年冬天，曹家都向拉洋车的车夫施舍100套棉衣。施舍的方式也比较特别，每次由家里当差的抱着几套棉衣出门，看见街上有衣不蔽体的车夫，便雇他的车，拉到僻静的小胡同，叫车停下来，施舍给车夫一套，然后再去物色下一个对象。

　　上世纪20年代，由曹汝霖发起、20多人出资，在阜城门内白塔寺沟沿建了一所医院，取名中央医院。医院买进所需医疗器材后，尚余20万元，存在由曹汝霖代管的新亨银行作为一项固定开支，穷人来看病，一概不收医疗费。医院经费方面都由曹汝霖筹措，冬季用煤也由他兼任董事长的井陉正丰煤矿公司供给。

　　他不拿薪水，所得的全部报酬就是，他到医院时，由医院给他的汽车灌满汽油。曹汝霖主持中央医院工作达十余年，日军侵占华北后，曾想强占这家医院，曹去找日军交涉说：“这家医院原来是私人经营的，而且是慈善性质。”日军方罢手。日军接管了协和等医院后，一些名医如钟惠澜、周华康等不愿为侵略者卖命，纷纷被中央医院网罗过来。医院的妇产科，也在此时创建，由林巧稚大夫主持。

　　抗日战争胜利后，曹汝霖迁居上海，先被短暂囚禁，后释放。1949年去了台湾，后去日本、美国。他晚年在自己的回忆录《曹汝霖一生之回忆》一书中仍不免为自己辩白，忆及“五四运动”时，他倒也大度感慨：“此事距今四十余年，回想起来，于己于人，亦有好处。虽然于不明不白之中，牺牲了我们三人，却唤起了多数人的爱国心，总算得到代价。”1966没骂8月他病死于美国底特律。

　　章宗祥：起草中国最早的刑法草案

　　章宗祥早年留学日本东京帝国大学，对日本情有独钟，主张中国只要向日本学习就足够了，没必要远渡重洋去美国、欧洲取经。他当年去日本时考取的是公费留学生，成为1898年南洋公学(上海交大的前身)的第一批留学生。

　　章宗祥回国后为清政府编过商法，清廷曾赐他进士出身。他还参与了清末新政时期的中国法律改革，对于新刑法和商法的改革，颇有贡献。新近有研究者发现了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由章宗祥和董康联合纂拟的《刑律草案》(稿本)，在时间上早于由冈田朝太郎主持完成的新刑律草案，应属于中国近代法史上第一部由国人自己主持起草的刑法草案。

　　此草案开始采用了现代刑法的体例，模仿日本，折衷中西，并率先引入了罪刑法定主义，以及惩治教育的立法宗旨，堪称中国近代刑法典的开篇之作。而它不被人所知的原因有可能是，该草案没来得及正式上呈，就被冈田氏刑律草案所代替，从而没有机会登上历史舞台。

　　章宗祥写过《新刑律颁布之经过》一文，回忆了当初编纂草案时的难忘经历：“房屋已陈腐失修，雨日地面出水，潮气逼人”，但除了开会日，他和董康每天足不出户地编译整理草案，到了盛夏仍不休息，“两人对坐，余口译，董笔述，至今犹能忆及当时情状。”

　　后来章宗祥给袁世凯当过总统府秘书、法制局局长、大理院院长、司法总长等，当时跟日本签的卖国条约，大都经过他的手，也因此被批为“卖国贼”。“五四运动”当天，他是三人中最惨的一位。学生们涌进曹家时，章宗祥本来藏在地窖中，当听见外面喊叫起火了，他便从地窖里跑了出来，被学生们逮个正着，报以乱拳。曹宅管家燕筱亭扶着被打得浑身是血的章宗祥，从东门逃到城隍庙街附近卖烟酒的东祥成杂货铺。

　　学生们还是寻了过来，曹家仆人李福在后来的审讯证词中描述当时的情境：“只瞧见学生们拖着章公使的腿出来”，“用砖头在门外打”，“章公使被打得躺在地上了。”最后警察总监吴炳湘率大队巡警赶到，救出了章宗祥。

　　1931年3月，章宗祥应汉奸王揖唐之邀到北平出任“华北政务委员会”咨询委员。1942年又任伪华北政务委员会咨询委员、伪电力公司董事长。1945年日本投降后，他迁居上海，以汉奸罪被捕。1962年10月1日在上海病逝。

　　陆宗舆：“经商奇才”

　　陆宗舆，浙江海宁人，少年时乡人称他为神童。1896年，二十岁的他结了婚，新娘子徐金风和著名的女革命家秋瑾是同学，还曾结拜为姐妹。婚后三天，陆宗舆就告别妻子前往张之洞创办的湖北自强学堂学习，一年多不回家。再过一年，他向妻子的娘家借贷了一笔钱，独个儿去了日本早稻田大学留学，一去又是三年。

　　1902年秋，陆宗舆学成归国，在殿试中考得法学第一名，获举人出身。1906年冬，陆宗舆以三等参赞的职务陪同五大臣出访欧美，一路走了英、法、美、德、俄、意等国。他们在德国待的时间最长，不仅考察了宪法、国法等现代法律制度，还研究了市政、警政等新政建设。第二年秋天归国，陆宗舆将考察成果写成一本《欧美政治要义》论著，朝廷据此制定新官制，废除了延续一千多年的科举制度。

　　1907年，陆宗舆调任奉天洋务局总办兼管东三省盐务，前往沈阳。当时吉林、黑龙江两省用骡和马运盐，大车一次只能拉几百斤，从长春到哈尔滨一个来回要走一两个月，一年中又有七八个月积雪不能走，几万吨的盐积压着运不出去，而哈尔滨等地的老百姓却买不到盐吃。为什么不用火车运盐?问题出在当权的慈禧太后身上，她历来对铁路恐慌，害怕修铁路会冲坏了风水；再则，东北的铁路是俄国人和日本人修筑的，手下人不敢用火车运盐。陆宗舆假装不知此情，找了中长铁路俄方路长谈判，很快第一批盐从铁路起运了。用铁路运输后，每斤盐的运费由一元钱降到几分钱，且一年四季可随时出运。当陆宗舆卸任离开沈阳时，营口百姓敲锣打鼓送来N乡民们你一针我一针轮流绣成的“万民伞”，表达对他的感激和拥戴之情。从此，陆宗舆也被誉为“经商奇才”。

　　袁世凯上台后任命陆宗舆为总统府财政顾问，1913年12月他作为驻日公使赴日，时年三十八岁。不久后，陆宗舆接到袁世凯的来电，说国内正抓捕革命党人，许多参加二次革命的人纷纷逃到国外避难，孙中山等人就躲在东京，要求驻日公使迅速办理引渡他们回国。再三考虑后，陆宗舆找到日本首相大隈重信，献出“调停法”——“我们筹措学费供给上学，给予生活补贴，保障他们的人身安全。钱由我们大使馆出，你们日本只要取消引渡一项就可以了，首相以为如何?”日本人对袁世凯一向没有好感，因为他的发迹，恰是在朝鲜与日本人斗智斗勇之时，当时就结了怨。眼下，大隈首相更不愿意帮助袁世凯对付其政敌，所以一口答应了陆宗舆的方案。

　　一个多月后，孙中山特意来会见陆宗舆。一见面，孙说：“由于你的调停，许多国民党人不被杀害，我在这儿也安全，这是你的功劳，我得好好谢谢你。”他拿出张自己的照片，在背面题写“润生兄留念——孙文”送给陆。因为有这个“调停法”，国内战争时期，许多共产党人如周恩来、郭沫若等逃亡日本，继续进行革命活动。

　　1940年，汪精卫成立伪国民政府，陆宗舆被聘为行政院顾问，再次附逆为汉奸。1941年6月1日病死于日本，他没有葬回家乡浙江海宁，而是葬在了石景山福寿岭的东山坡。(原载《文史参考》，有删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