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中国古代盛世之一,唐朝的开放程度还真不是吹的,引得大批外国人纷纷前来定居和工作。大唐包罗万象,自然不会亏待他们,也不会亏待自家女子,于是除了穿着,唐朝女子的化妆技术也是一流。除了开放这一标签,大唐还有另一张标签——骑兵,于是马在唐朝就显得尤为重要。
公元630年,长安,一大队辫子军在唐朝军队的护送下,懒散地走进城内。他们刚在一场战役中败于唐朝,不幸成为战俘。然而,不同于一般战俘,他们并未遭到捆绑。这群人的带头大哥是东突厥颉利可汗。在大哥的带领下,他们两眼发光,左右环顾着这个他们即将定居的地方。
十年前,颉利可汗成为东突厥领袖,自恃蛮横无数次骚扰唐朝,最终玩大发了,被唐朝军队生擒。然而,唐太宗并没有赐死这个老对手,相反还命人将他送至长安,赐他田宅,授他官爵,好生相待。
就这样,颉利可汗成了唐太宗的一颗棋子。自此以后,越来越多的外国人,抱着不同的目的来到了长安。唐朝鼎盛时期,长安人口达到100万,外国人占总人数的5%。
这么多外国人汇聚在长安,他们究竟过得怎么样呢?
据金庸考证,唐朝近300年,至少任用了23名胡人宰相。除了西边的大胡子,东边的日本人也是唐朝官场上的一道风景。据统计,日本向唐朝共派遣了19批遣唐使,不少人参加了科举考试,在唐朝为官,阿倍仲麻吕便是其中的佼佼者。
阿倍仲麻吕的中文名叫晁衡,自19岁来到长安后,三十多年间,一直在唐朝为官,最高官至安南都护。后因思念家乡,请辞回国。唐玄宗念其功绩,任命他为唐朝驻日本使节。
外国官员的存在,丝毫没有降低唐政府的运行效率。相反,不同文化背景的人,通过不断的交流和讨论,使唐政府变得越发自信和开放。
而在这些外国人中,传教士一直是核心人群。唐朝王公贵族虽普遍信仰佛教,却丝毫不干涉其他宗教。为了方便各教派传播思想,唐政府甚至会出钱,为他们修建寺庙。即便是一些较小的教派,唐政府丝毫也没有怠慢。
西安曾出土了一块石碑,上面记载:“唐代宗时期,波斯来的景教传教士,在寺内庆祝圣诞节,皇帝亲自登门,为其送去祝福。开明的宗教政策,吸引了越来越多不同教派的传教士,来到长安这座潜在用户庞大的城市。他们相信,这里有无数劳苦大众,等待着他们去解救。”
【字里行间】《牛津词典》公布2017年年度热词为“青年震荡”,意指“年轻人的行动及影响力带来重要的文化、政治、社会变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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