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 钩

　　熙宁四年(1071年)，苏轼前往杭州上任，担任通判一职。虽然任职人间天堂的杭州，但苏轼却不喜欢上班，因为州衙的屋宇已经是危房了。

　　杭州曾是五代十国时期吴越国的都城，繁华无比，但入宋之后百余年间，官府既无力修换，又不忍拆毁，风吹雨打，很快就不行了。苏轼心情忐忑地在危墙之下当了三年通判，直到另迁他州，州衙一直未能修缮。

　　十几年后，苏轼升官了，这回朝廷让他当杭州一把手。苏轼又心情忐忑地回来了，发现杭州官衙还是老样子。同僚们说，每到雨天，他们都不敢在大堂上待着。

　　这年六月，官衙的危房终于出事了，一处房屋倒塌，砸伤了衙门内两名书吏；八月，州衙的鼓角楼也倒了，压死鼓角匠一家四口，其中有一名孕妇。自此后，谁进官衙都是万分小心。

　　官衙危房严重影响了大家的工作情绪，元祐四年（1089年）九月，苏轼不得不上奏朝廷，请求拨款修缮衙门。但在宋朝，地方官要修建衙门，就必须经中央政府审核、批准。早在宋真宗时期，朝廷就已诏令地方不得擅自修葺官衙，因为朝廷没这项预算。

　　苏轼是个聪明人，他很快想了个好办法，请求朝廷拨给杭州200道度牒解决经费问题——在宋代，僧尼出家需要获得官方颁发的度牒认证，而度牒是要收费的，官方常常通过出售度牒来弥补财政不足。苏轼在奏章中威胁说：再不修，日后可就不是四万贯的事了。苏轼还使出大招，向他的高级粉丝皇太后祈求。但纵然如此，朝廷也没有同意拨款。

　　次年，杭州先后发生水灾、饥荒，苏轼再次向朝廷申请划拨200道度牒。按照苏轼的打算，这200道度牒卖成钱，可以购得两万五千石大米，再减价粜米，可得钱一万五千贯，用这笔钱来修缮衙门，虽然无法彻底翻修，不过可以把受损严重处修好，也能使用了。这一回，朝廷总算同意给政策，不过只有30道。出售30道度牒所募集的资金，肯定是不足以修整官衙的。之后杭州官衙怎么整修就无从记载了，估计这点钱只能草草修缮了事。

　　为什么一处已经成为危房的官衙，让两任杭州的苏轼如此窘迫？他可不可以自作主张挪用公款大兴土木，将官衙修得漂漂亮亮呢？如果他真那么做，等待他的将是弹劾丢官。

　　景德三年(1006年)，还是在杭州，知州薛映被人告发私修官衙，朝廷马上派遣御史调查，一查，果然如此，经大理寺议罪，薛映被贬为连州文学——一个小地方的闲职。嘉祐三年(1058年)，汝州知州在春荒时节让人修建官衙，也被御史弹劾，受到降职处分。

　　大宋朝廷对地方官府修衙之事控制很严，慢慢便形成了“官不修衙”的惯例，一直延续至明清时期。

　　万历年间，北京宛平县有个叫沈榜的知县写了一部《宛署杂记》，据他描述，宛平县虽然是京畿首县，但县衙非常简陋，跟“天下第一县”的身份极不相称，沈榜只好重修了衙门的大门，但想扩建，县财政却拿不出一两银子来。

　　清代中叶，成都的官署也是年久失修。地方政府一来没钱，二来官员缺乏修缮的动力，皆因地方官一任三年，谁愿意做这种后人乘凉自己担坏名声的事？

　　当然也不能说宋朝之后所有的官衙都不修缮。修衙之事，还是见诸史志。但总的来说，古代官员对修衙极不热心，即便是非要修衙，也是小心翼翼，如履薄冰，再三强调原来的官衙破败不堪，非修不可，则要申明在修建过程中并无扰民之事。清代甚至规定，地方官想修建衙署，一概由官员自掏腰包，从他们的养廉银中分期扣款，这种情况下，哪个官员愿意去修官衙？

　　因此非修不可的官衙所需资金，只能八仙过海各显神通了。有的地方官将自己的俸禄或财产拿出来，或者接受民间富民、士绅的个人捐助。苏轼修衙，除了从僧人度牒中想办法，还捐出自己的500贯“公使钱”（宋朝财政拨给地方长官的特别经费，由地方长官自主支配，主要用于公务接待）。

　　为什么古代王朝要严格限制修缮官衙呢？首先，传统社会的政府一直是“小政府”，财政规模非常有限，通常不设专门的修衙经费。其次，旧时修衙，难免要劳民伤财，招募或征调民力。宋代以降，这种公共工程招来的民工都要雇佣付款。官府资金紧张，很多时候会无钱支付，因拖欠工程款而闹点大事出来——这可不是官员们愿意看到的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