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31年,南宋史学家袁枢出生于建州建安(今属福建南平),他自幼饱读诗书,尤其喜欢读史。而在诸史之中,他下功夫最多的就是《资治通鉴》,堪称司马光的铁粉。在阅读这部以时间为编排顺序、多达294卷的编年体通史时,袁枢深感内容浩博难懂,因为其中的历史事件被时间割裂,导致“一事而隔越数卷,首尾难稽”,只能硬着头皮去啃。
久而久之,他有了一个想法:如果将《资治通鉴》按照事件的本末来编排,应该可以降低阅读难度。但转念,他又被自己的想法吓到了:在当时,史书的编撰体例只有纪传体(以为人物立传记)和编年体(以年代为线索编排有关历史事件)两种,纪传体的代表人物是司马迁,编年体的代表人物就是他的偶像司马光。这两位都是大咖,而袁枢当时不过是个名不见经传的书生,要想创造一种新的体例显然太不现实。
不过,袁枢没有放弃,而是将这一想法埋在心底,决定先好好丰富自己的知识储备,等有机会的时候再付诸行动。
宋孝宗隆兴元年(1163年),袁枢高中进士,进入官场。为寻求治国安邦之道,也为了实现自己创造新编纂体例的梦想,他工作之余更加用心苦读《资治通鉴》,不仅将全部内容背得滚瓜烂熟,还吃透了司马光的史学见解,愈发感到《资治通鉴》的内容可以为南宋王朝提供兴邦安民的药方,也更坚定了自己要用一个新的编纂体例重新解读《资治通鉴》的决心。
于是,袁枢向好友杨万里坦陈了自己的设想,没想到杨万里跟他感同身受,并告诉他司马光本人也曾有对《资治通鉴》进行简化处理、降低阅读难度的想法,只是由于年事已高无奈作罢。有了好友的这番支持,袁枢信心倍增,开始在繁忙的工作中抽时间思考改写思路。但由于公务过于繁忙,他的宏愿不得不暂时搁浅。
1171年,袁枢出任严州(治所在今浙江杭州西南)教授,时间相对宽松了许多,他便再次把精力投入到编撰《资治通鉴》中。创造一种新的史书体例没有先例可循,袁枢经过深思熟虑确定了“区别门目、以类排纂、每事各详起讫……自为首尾”的编撰原则,然后开始从《资治通鉴》中辑抄所需的内容。他选取了始于“三家分晋”、终于“周世宗征淮南”间的239个事件,每一个事件独立成篇,先拟以醒目的标题,然后将事件的本末悉数抄录,不仅抄了原文,同时抄了司马光的史论。就这样,经过两年的努力,袁枢将1300多年的历史事件转换为一个个完整连续的故事,42卷本、共记239事、另附录66事的《通鉴纪事本末》顺利完成。
《通鉴纪事本末》给人们的阅读带来了极大方便,得到了从皇帝到一般读书人的广泛赞许。杨万里不但为其作序,还评价道:“读袁子(袁枢)此书,如生乎其时,亲见乎其事。”宋孝宗读后赞叹:“治道尽在是矣。”当即命令摹印十部,赐给太子和重臣,并擢升袁枢为大宗正簿。
善抄书者可以成创作。袁枢在研读《资治通鉴》的基础上编撰了《通鉴纪事本末》,不仅惠及了当朝,还开创了纪事本末体这种崭新的史书体例,实现了史书编纂体例的突破,他也因此成为彪炳千秋的史学大家。这除了他善于“抄书”的本领外,更离不开他不放弃的精神。试想他一开始就知难而退或者中途放弃,显然也就不会有后来的成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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