顾维钧遗孀:时间催人老,美好永流传
◎ 荷衣蕙带
图/春 生
她是美的,也是好的。她的美曾使诸多青年学子天天守在大学门口,只为看她一眼;她的好令两位与她结下姻缘的出众男子都视她若珍宝。她就是外交家顾维钧的遗孀严幼韵。
严幼韵出生时,严家已经因为经营盐业迁至天津多年。在这座空气中略带一丝咸涩海风味道的城市里,她度过了儿时的光阴。其父睿智开明,家族生意在他的打理下有了更大的发展。也正是因为有着高人一等的眼界,他更明白文化教育的重要性,要求孩子们在校学习之余,还要跟随家中聘请的国文科、英文科两位大学教师学习。严幼韵浸润在这样温馨和乐的生活里,渐渐形成了温婉大气、开朗乐观的性格。
在严幼韵读完中学之后,他们举家迁回了上海这座当时中外巨商的荟萃之地。严父对女儿的教育思想很前卫,他觉得女孩需娇养,内在的气质教养还需要通过衣饰的审美和言谈举止这些外延来展现。因此,和姐妹们一样,严幼韵需要用钱时,无论金额多少,只要在账房打条即可支取。严家在上海有绸布庄,布庄里最好的料子总是源源不断地送来,在严家高薪聘请的几位裁缝的巧手下设计、缝制成了上海滩最引领风尚的新衣。在严父的疼爱下,严幼韵日日华服不重复,而这样的待遇确实配得上她的才华。
1925年,严幼韵进入了沪江大学学习。当时的沪江大学是第一批开始男女同校的教会学校之一,加之女生原本就比较少,时尚美丽的严幼韵像磁铁一样吸引着男同学的目光。只是这些目光并没有惊扰到她的心,她依然安静地上课学习,用知识丰富着自己的思想和见地。
于是很快就有人陆续上门提亲了。严母询问严幼韵的择偶标准时,严幼韵说:“这个人是否有钱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他不仅要赢得我的爱,还要赢得我的尊敬。”严母打趣:“你花销这么大,如果爱上了一个穷小子,要怎么生活呢?”严幼韵极认真地回答:“如果是我心仪的人,我愿意工作养家。”看到女儿这么有原则,父母就放下心来,一一回绝了前来提亲的人,让严幼韵自己选择合适的对象。
1927年,严幼韵转学入复旦。因严家的花园洋房离学校较远,父亲特意为她配了一辆轿车和司机。但严幼韵自己会开车,很多时候都是她开着车、司机坐在旁边,俨然是一道香车美女的风景。
许多男同学为了一睹她的风姿特意等在校门口,因为不知道她的名字,就以她的车牌号“84”称她为“84号小姐”,后来有同学将英语“Eighty Four”音译为上海话“爱的花”,这个绰号便迅速在学校流传开来,甚至登上了当时的报纸。
她与第一任丈夫杨光泩(shēng)的相识也缘于84号。那天,严幼韵驾车去参加一个派对,恰好遇到了走在路上的杨光泩。
只是匆匆一瞥,她就成了惊艳他时光的那个人。他默默记下了84号的车牌,期待着能有缘再次遇见。惊喜来得很快,心中的念想还没有平复,他们就又一次相逢了。兴奋的杨光泩马上找到和严幼韵相识的朋友,正式结识了他的女神。
才华、美貌和家世样样出色的严幼韵有许多的追求者,却没有一个能打动她的芳心。她想要的良人是那种博学儒雅也不失幽默,成熟稳重并热爱运动的男子—显然,与她同龄的男子大多还略显稚嫩。而年长她五岁,已在美国获得了博士学位的杨光泩则恰好兼具了她对未来夫婿所有的标准。
杨光泩对严幼韵的追求很热烈,约会中浪漫的鲜花,睿智机锋的谈吐,网球场上矫健奔跑的身姿,舞会上优雅绅士的舞步……一点点儿攻陷了严幼韵的心防,他终成她内心柔软的牵挂。
1929年,他们的婚礼成了上海滩最引人瞩目的事情,前来参加婚礼的近千人中汇集了当时上海的政要名流和才子名媛。
婚后不久,杨光泩出任了中国驻伦敦总领事及驻欧特派员,严幼韵也迅速进入了外交官夫人这一新角色。
从万千宠爱的大小姐到温良贤淑的妻子,严幼韵转换得很自然。这和她自小融洽地生活在大家庭中的经历有关:姊妹情、父母爱,她深切地体会过,也就知道如何更好地去爱一个人。他们夫妻追求一致,步调合拍,甜蜜而幸福。
随着时间的推移,他们的三个女儿相继出生,小家庭也变成了一个热闹的大家庭,严幼韵的生活开始变得越来越忙碌。即便如此,她依然保持着少女时期的精致,无论是安排家务还是陪同杨光泩参加各种宴会,她还是那个光彩照人的“爱的花”。
但生活因为有着不可预知的未来而令人心生敬畏。1938年,杨光泩受命于危难之秋,出任了中国驻菲律宾首都马尼拉总领事,严幼韵也携女一同前往。
在马尼拉期间,杨光泩一直忙于组织爱国华侨捐款抗日,严幼韵则把自己训练成了一名优秀的管家和助手,一边照顾着家中的孩子,一边协助丈夫为抗战募集捐款。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在日本飞机的轰炸下,马尼拉也陷入了一片混乱。为了保护当地的华侨和领事馆的财物,杨光泩毅然拒绝了撤离的安排。最终,他因为保护华侨、拒绝为日本人筹集物资而在受尽折磨后被杀害。
丈夫不在的这段时间,严幼韵就挑起了照顾领事馆其他工作人员家属的重担,另外八位遇害外交官遗孀都居住他们家中,她们母女四人只好和一位滞留在马尼拉的朋友及孩子总共六人挤在一个卧室。
那是一段异常艰辛的日子,严幼韵不仅时刻忧虑着丈夫的安危,还要面对生活的窘迫。昔日的花园在她的带领下被开垦成菜地,她还养起鸡鸭,为了减少花销甚至学会了自己制作酱油和肥皂。即便如此也依然入不敷出,她便把自己心爱的首饰一一变卖,补贴家用。唯一留下来的只有一架钢琴,这是她精神的寄托—有了音乐,这个家还能在令人窒息的逼仄中保留一丝安宁,对未来抱一份期望。
在兵荒马乱的时代,最容易受到伤害的就是女人和孩子,她们的这个家里却全是妇孺。现实的残酷使她不得不时刻提防着灾难和意外。她细心为三个孩子各做了一个布袋,里面装着水和饼干,时刻做好逃难的准备。这种情形一直持续到1945年战争结束,也是在这一年,她才得知了丈夫已经遇难的消息。
没有杨光泩的马尼拉对严幼韵来说只是一块伤心地。同年,她领着三个女儿去了美国。
初到美国,一切事务都需要她亲自打理,加之要独自养育三个孩子,她迫切需要找一份工作。恰好联合国正在筹建,气质绝佳又有外交经验的严幼韵顺利应聘为礼宾官。因为有了这份体面的工作,她的三个女儿得以受到良好的教育。
更难能可贵的是,无论在顺境还是逆境,严幼韵始终保持着豁达的心态,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精致地生活。她常常对孩子们说:“做最坏的准备,抱最好的希望。”在她的影响下,三个女儿都非常出色。
1959年,在联合国工作了14年的严幼韵退休后,已经54岁的她同著名外交家顾维钧结为夫妻。
他们相识得很早—顾维钧曾是杨光泩的上司,之前严幼韵一家到美国也是因为得到了顾维钧的帮助。严幼韵做礼宾官时,因为工作的原因和顾维钧接触的机会也比较多,顾维钧便渐渐被这个性格温婉、心思细腻的女子吸引。
当时,顾维钧正处在和第三任妻子黄惠兰的婚姻漩涡中。黄惠兰曾被誉为“远东最美丽的珍珠”,在杂志评选的“最佳着装”的中国女性中,她压过宋美龄一头,位居第一。只是这个知性美丽的女子缺少了一些体贴温柔,不太会照顾人,导致两人的感情越来越淡薄。
一次,黄惠兰到严幼韵家中,看到自己丈夫旁若无人地关怀和体贴严幼韵,竟破口大骂起来,而严幼韵自始至终都静默以对,不失仪态。那一刻,黄惠兰忽然明白了顾维钧和自己之间的问题。于是,她主动提出了离婚。
顾维钧与严幼韵结婚后真正体会到了好的婚姻是如何令人身心愉悦,处处温暖的。他的日常起居,严幼韵都事无巨细地打理。他有晚睡晚起的习惯,严幼韵就每天凌晨三点起床,为他煮好牛奶放在保温杯中,并附上“不要忘记喝牛奶”的字条放在他的床边。为了让他上床不费力、下床刚好够到拖鞋,她还把他的床铺特意设置成了某个高度。
原本很严肃的顾维钧在这个家里渐渐活泼起来,像孩子一样喜欢过生日,于是这个家中除了过年过节外,另一个重大的日子就是他的生日。
老人最怕寂寞,因此他们夫妻常常宴请宾客来家中小聚。
严幼韵爱打牌,电话簿上常用的电话号码就有六七十个,每周还特意安排顾维钧也打一次牌以作消遣。虽然每次打牌,顾维钧十有九输,但他输得很开心。常年做外交、漂泊无定的他终于在晚年得到了家的温暖。有媒体采访顾维钧的长寿秘诀时,他常常告诉别人:散步,少吃零食,太太的照顾。说这些话时,他眼中蓄满脉脉温情,闪烁着幸福的光彩。
“这是一个漫长而安静的日子”,这是顾维钧最后一篇日记里的句子。这句话恰如他们的婚姻,相伴走过的26个春秋,和她在一起的日子漫长而安静,是那种心神俱安的宁静。
顾维钧去世后,严幼韵一个人度完余生。她说过,“人要朝前看,不纠结往事”。她是这么说的,也是这么做的,即使患上了大肠癌,她也能微笑应对,安慰子女说,自己并不是很痛。哪怕到了百岁高龄,她依旧穿高跟鞋,永远都精致美丽地出现在众人面前。
她为自己口述的自传作序时,写了一句“每天都是好日子”。话虽朴实,但她的确把生活给她的甜蜜幸福或是磨难痛苦都看作是一种馈赠,或令人体会快乐美好,或令人磨砺心智,乐观豁达地过好每一天,才不负来这世上走一遭。
她是令杨光泩惊艳了时光的那个女子,也是给予顾维钧温柔岁月的那个女子,她用美好化解了时间这碗侵蚀生命的毒药,历经一个多世纪,直到112岁去世,依然美丽如故。
编 辑/葡 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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