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吴 钩

　　赔偿虽好，预防是关键

　　◎ 吴 钩

　　

　　在现代司法制度下，一宗案子如果最后查实为冤案，含冤者或其家属一般会得到相应的国家赔偿。这一制度其实早在宋朝就有了。

　　宋神宗年间，湖阳（今属河南南阳）知县刘蒙因反对王安石变法，私自挂冠而去，结果被认定犯了“擅去官”公罪，被判处流放两年。直到宋哲宗元祐元年（1086年），一位御史以刘蒙“情实可矜，愿令有司改正”为由为他平反，朝廷才最终洗清了刘蒙的罪名。此时刘蒙已亡故，皇帝便“赐帛五十匹付其家”，算是对刘蒙蒙冤两年的经济补偿。

　　宋朝朝廷对官员的冤案是这样补偿的，那么对普通人呢？

　　宋徽宗宣和元年（1119年），虔州（今属江西赣州）也发生了一宗错案：两名“犯人”被判了死刑，真凶意外被抓获后，官府才知道冤杀了这俩人。宋徽宗得知后，勒令所有涉案官员停职，并对他们做出了相应的惩罚，同时对两名被冤枉者“优加存恤”，即给予他们优厚的经济补偿。

　　这一补偿虽然已经无法挽回两名被冤杀者的性命，但在当时的司法体系下，这样的纠错机制也算令人欣慰。而且这样的赔偿不止这一起。

　　宋高宗绍兴七年（1137年），黄州（今属湖北黄冈）官府开展严打强盗的运动，连带着逮捕了一些渔民，并指控他们是强盗团伙，将案子交给了黄州法院。刑讯逼供之下，被抓捕的13名渔民屈打成招，供认自己就是强盗，最后根据“罪行不同”，他们中的两人被斩，其余人均被流放。

　　如果放在其他朝代，这宗案子估计就这样结束了。但好在宋朝的洗冤机制并未完全失效，后来也许是渔民的家属到京城申诉，也许是宋朝的监察系统对黄州“强盗案”提出质疑，不久，朝廷命黄州法院的上级机构江州法院重审此案。江州司理参军李景山在复审时发现卷宗中疑点重重，根本无法证明这些渔民和强盗有关系，于是得出结论：黄州“强盗案”是一宗冤案。

　　朝廷不敢马虎，又将案子移交异地复审。结果，复审维持了李景山的判决，彻底推翻了黄州法院的判决。至此，案情大白，所谓的“强盗”都是无辜渔民，朝廷于是下令将那些被流放的渔民重新召了回来。

　　此时黄州冤狱的善后仍未结束。李景山又上书朝廷，提出两条建议：其一，黄州渔民由于被诬陷为强盗，其船只已经被黄州官府没收，如今冤情已明，请黄州知府将渔民的船只归还；其二，朝廷应该给予被流放的11名渔民及已经被斩的两名渔民的家属“钱米以存抚之”，作为朝廷对他们的补偿。朝廷很赞赏这一提议，拍板同意。

　　纵观这几宗案子，宋朝朝廷的善后机制还是值得称赞的，毕竟在封建社会司法体系不健全的情况下，不是所有朝廷都能有这种纠错机制和补偿机制。只可惜，再多的钱财也弥补不了受害人因被冤枉而受伤害的心，而且更多时候由于时过境迁，补偿的意义并不大。如果审案官员在判决之前就能更加用心，也许就能最大程度地避免冤案。所以，国家相关部门在制定法律条例的时候，更应该把重心放在审案过程的各个环节，只有防患于未然才是避免冤假错案的关键。

　　编 辑/夏 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