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评选欧洲近代最负盛名的政治家和军事家,恐怕非拿破仑莫属了。然而,这样一位使整个欧洲为之发抖的强人,却对自己的一个下属无可奈何,忌惮三分。此人便是法国近代著名的外交家塔列朗。
塔列朗出生于巴黎一个伯爵家庭,四岁的时候,他不慎从衣柜上跌落下来,摔伤了右腿,从此,终生只能与拐杖为伴。由于他无法像其他贵族子弟一样从军,他的父母就把他送到神学院学习。24岁时,塔列朗成为兰斯市圣雷米修道院院长,后来差点成为红衣主教,并在之后得到了奥顿区山主教的职位。
但这时,法国已呈山雨欲来风满楼之势。作为三级会议的教士代表,他以敏锐的政治嗅觉闻到了法国大革命的火药味,于是他从专制阵营中冲杀出来,反戈一击。
在法国革命初期,塔列朗表现得比第三等级还要激进,他主动提出废除什一税、没收教会财产、天主教会从属于国家政权,从而赢得了革命者的信任。为了自保,塔列朗与雅各宾派主要领导人丹东结为至交,把他当成靠山和保护伞。1793年年底,雅各宾派开始发生内讧,丹东的地位日益不稳。塔列朗深知雅各宾派的另一位领导人罗伯斯庇尔这位“不可腐蚀的人”对任何人的变节和动摇都毫不留情。为了避祸,塔列朗决定流亡美国避难,而他昔日的盟友丹东则被罗伯斯庇尔送上了断头台。
1794年7月,“热月政变”将罗伯斯庇尔等人送上了断头台,结束了雅各宾派的恐怖专政,法国革命的浪潮从巅峰阶段迅速回落。塔列朗看到捞取革命果实的时机来临,回到巴黎,与握有实权的督政官巴拉斯结为盟友,并当上了督政府的外交部长。在外交部长任内,塔列朗大肆贪污纳贿,两年之中收受贿赂三百多万法郎,并全部存入外国银行以保无虞。
塔列朗深知督政府软弱无能,建立军人独裁势在必行,而屡建战功的拿破仑无疑是最佳人选。因此,塔列朗开始主动与拿破仑建立联系。1799年,塔列朗主动辞去外交部长职务,协助拿破仑发动雾月政变,还亲自去逼迫巴拉斯辞职。同时,他也暗中做好了另一手准备:如果政变失败,立即逃往国外。同年,拿破仑任命他为执政府的外交部长。拿破仑称帝后,又任命他为法兰西第一帝国的外交大臣、侍从长、副大选侯,后来更是加封他为亲王和本尼凡托公爵。
随着拿破仑的扩张野心日益膨胀,熟谙欧洲外交的塔列朗认为拿破仑已经成为欧洲的灾难。因此,他开始联合反法同盟,试图颠覆拿破仑的统治。1807年8月,塔列朗辞去外交大臣职务。1808年9月,他陪同拿破仑到埃尔福特开会时,秘密会晤俄国沙皇亚历山大一世,鼓动他带头反对拿破仑。此后,塔列朗一直与亚历山大一世保持着秘密联络,他在巴黎的府邸成为谋叛的中心。
1808年年底,巴黎风传塔列兰和警务大臣阴谋废黜拿破仑。远在西班牙征战的拿破仑闻听此事,纵马千里回到巴黎,在杜伊勒里宫当着众人的面把塔列朗骂了个狗血喷头:“你!小偷!坏蛋!丧尽廉耻的人!”“你听着!我要像砸碎玻璃一样把你砸碎……你—丝袜里的臭泥!臭泥!”在场之人莫不目瞪口呆,唯有塔列朗本人无动于衷,面不改色,神情坦然地站在火炉边取暖。拿破仑骂完后,塔列朗冷冷地说道:“真遗憾,这么伟大的人,却这么没有教养。”然后手持拐杖走了出去。拿破仑暴跳如雷,当即剥夺了他的所有职务。但因苦于没有证据,拿破仑对塔列朗无可奈何,无法将他治罪。塔列朗对这些侮辱表面上默不作声,暗中却向敌国奥地利出卖军事情报,对拿破仑进行报复。
1815年1月,拿破仑陷入四面楚歌,急需塔列朗再度出任外交大臣。然而,塔列朗深知拿破仑气数已尽,何况他自己早已经与流亡国外的路易十八暗中取得了联系。因此,任凭拿破仑如何威胁利诱,塔列兰都拒不从命。4月,在塔列朗的操纵下,法国元老院宣布废黜拿破仑,成立以塔列朗为首的临时政府,恭迎波旁王朝复辟。5月,路易十八任命塔列朗为外交大臣,并且代表法国出席维也纳会议。塔列朗凭借机敏的外交手腕,使得法国从一个战败国一跃而成为维也纳会议的五强之一。拿破仑百日王朝灭亡后,6月,波旁王朝再度复辟,路易十八再次任命塔列兰为总理大臣,同时兼任议会议长。然而,塔列朗出众的才能和反复无常的秉性,使得王室惊惧不已,因此他们迫使塔列朗主动辞职。
但塔列朗并未偃旗息鼓,而是时刻密切关注着法国政局的变幻。他深知,波旁王朝采取的过度反动措施,必将导致自身的覆灭。1829年,他再一次预见到了革命的来临,因而及时与自由派结成同盟。1830年7月,法国发生了“七月革命”,推翻了复辟王朝。塔列朗再度出山,担任七月王朝的驻英大使。1838年5月,塔列朗在巴黎安然病逝。就在死前几个小时,塔列朗表示与天主教会和解,对过去的行为表示忏悔,以求得其灵魂得到上帝的宽恕。
对塔列朗这样一个政治变色龙,法国人莫莱的刻画可谓入木三分:“在他身上,贵族的气派、妇人的度量、教士的伪善和猫似的贪嘴,兼而有之……他的任务很简单,与人为善便是恶,作恶多端便为善,而他更喜欢后者。高尚、仁慈、体贴、博爱这些词,他都了解并且使用得十分得体,但他从来不知道它们的含义是什么。”奥地利作家斯蒂芬·茨威格在评价塔列朗时,曾经说道:“每一场革命……胜利的不是第一个人,不是那个先锋,而总是最后一个人,总是那个殿后的人,那个把革命作为战利品来攫取的人……我们为了自卫,就得弄清这一类人的面目,看透他们得势的秘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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