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超伟

　　

　　成化四年（1468年）四月，内阁首辅陈文因病逝世。明宪宗要求礼部为他操办丧事，还诏赠他为少傅，并赐美谥“庄靖”，令他备享哀荣。可礼部主事陆渊之、御史谢文祥却上疏，请求皇帝改谥，理由是，陈文出任阁臣以来的所作所为当不起这个谥号。不过，陆、谢二人的请求并未得到批准。

　　明朝讲究死者为大，官员们无论生前有多大罪孽，只要没有涉及“谋逆”一类的大罪，去世之后，通常都不会被人说三道四，否则议论者难逃刻薄之嫌。而颁诏赐谥，则代表了皇帝对官员一生功绩的盖棺论定。美谥是彼时的官员们，尤其是素以“好名”著称的文官们梦寐以求的荣耀，足够后世子孙代代炫耀；若得一恶谥，则会被视为莫大的耻辱，永世不得翻身，子孙后代也将受尽白眼。

　　那么，究竟陈文做了什么事，在尸骨未寒的时候会被人如此羞辱，几乎不得翻身呢？这一切，还要从陈文入阁之后说起。

　　天顺六年（1462年）十一月，内阁缺员，明英宗向首辅李贤询问补充人选。李贤后来与吏部尚书共同推荐了詹事陈文。次年二月，陈文升任礼部右侍郎兼学士，正式入阁。

　　陈文之所以能够得到这两位大佬的联合推荐，是因为他出任地方官时的出色政绩。

　　景泰年间，陈文任云南右布政使。贵州地区连年战乱，地瘠民贫，朝廷平叛大军的粮草、军饷等大量物资需要邻近的云南支持、供应。而为大军转运粮饷需要大量的民夫，这些民夫不但得不到一分钱，还因云贵一带恶劣的交通状况苦不堪言，因此毫无工作积极性可言，这让平叛大军的后勤时常陷入困境。

　　经过考察，陈文决定将转运粮饷一事交由有实力的商人办理，官府只做监督工作。此举堪称官、商、民“三赢”：商人不仅可以获得一定的利润，还能与官府搞好关系，有利于其长远发展；商人为保证物资准时到达，不得不加倍发工资，以调动民夫的工作积极性，这让参与转运的民夫收入大增；由于利润的驱使以及官府的监督，商人必然会准时将粮饷送达，也不会误了朝廷的平叛大计。

　　然而，在进入内阁之后，无论是做事态度，还是行事风格，陈文都变得极为“鄙猥”。比如，得知李贤最初举荐的并非自己，陈文处处与他作对，还大言不惭道：“我又不是李贤举荐的！”在朝堂之上，陈文每天只知磕头问安，毫无建树；下朝之后，陈文又大摆筵席，招待亲朋故旧，一副混吃等死的做派。

　　陈文在阁六年，做过许多引人非议的事情，其中尤以出卖朋友的“王纶案”（详情可见《百家讲坛（红版）》2016年第5期）最为人所不齿，影响也最大。

　　明英宗病重时，作为皇太子的亲信太监，王纶备受瞩目，心思活络的人各显神通，纷纷与他拉关系套近乎，以期将来能得到更大的收益。这其中就有王纶的启蒙老师钱溥，他的目标是内阁首辅之位。这与陈文的终极目标一致，于是尽管陈文与钱溥比邻而居，关系也不错，但陈文还是将钱溥当成眼中钉。

　　所以当他派人偷听到王纶与钱溥的对话后，立马采取了行动，直接向李贤告了密，李贤又将此事上奏给宪宗。宪宗大怒，借口王纶在大行皇帝丧礼期间身穿貂服并四处张望，有违礼制，将他逮捕入狱，贬至南京。钱溥则被贬为顺德知县，从此远离政治中心，入阁彻底无望。

　　其实，陈文所谓的“两人的对话”无非是，一个问：“皇帝病重，皇太子纳妃，该怎么办？”一个答：“当奉遗诏行事。”这怎么看都不像是政治密谋，但陈文却不这么认为。

　　通过此案，陈文展示了自己的政治手腕，打击了潜在的竞争对手，为自己的首辅之路扫清了障碍。李贤去世后，陈文顺利地登上首辅之位。但是同僚们也彻底认清了陈文的面目，无不对他表示鄙夷。陈文也从“士大夫多冀其进用”的政坛希望之星变成了人人敬而远之的卖友小人，辛辛苦苦几十年积攒起来的人望在这一瞬间彻底耗尽，可谓得不偿失。

　　如果陈文知道会有这样的结果，他一定会说，为政者唯有不忘初心，克勤克谨，方克始终，否则误人误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