丁日昌一上任江苏布政使就出台了一系列奇葩规定,其中包括茶馆卖茶每碗不许超过五文。
同治六年(1868年)五月,曾国藩的幕僚赵烈文和曾国藩聊天时,把丁日昌这种官员斥为“伪徒”。而曾国藩听完后,先一惊,然后大乐,赞同赵烈文的看法,还进行“补刀”,说丁日昌前不久自作主张印皇帝的语录和几年前因公殉职的胡林翼的文集,发给下属学习,并寄给曾国藩以博取上司的欢心,因为他知道曾国藩素来敬佩胡林翼,肯定赞同他的行为。
曾国藩把丁日昌的这种行为看作是不伦不类的荒唐之举,他认为,一个省布政使私下印皇帝的语录和忠臣的文集,号召手下的干部认真学习,有点不明白事理和不知深浅,甚至是犯了忌。号召学习圣上的训词和模范官员,上有巡抚和总督,哪轮得上一个布政使?
曾国藩一生推崇一个“诚”字,讨厌虚伪、奸诈之徒。而丁日昌却正是为了政绩、名声喜欢耍花招、做表面文章的人。比如丁日昌升任巡抚后,奏请朝廷禁止民间一些“诲淫诲盗”的书籍。丁日昌不但禁小说,连戏曲本子也禁了。但丁日昌的长子却最喜眠花宿柳,还曾因逛妓院时和别人争风吃醋,大打出手。
曾国藩对丁日昌的“假道学”看得清清楚楚,心里对其行为不以为然。可丁日昌能办事,曾国藩明知道其诈还不能不用他。而且必须要能够驾驭、笼络住他,这种驭人之术还不能露出痕迹。
如果作为一个没有官职的大儒,曾国藩完全可以不与这种诈人来往,甚至可以公开批评和挖苦,如后世章太炎对当世大佬那样。但他是大学士、两江总督,是坐断东南的第一重臣,不能以私人情感行事,而必须从朝廷的大局出发,用人所长。不久以后,曾国藩奉旨去天津办教案时,向朝廷奏调丁日昌从江苏前来为自己帮忙,看重的就是丁日昌“能办事”。
史家公认曾国藩能识人,会用人。可做好此二者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其中很重要的一点是要超越个人的好恶,认识到人才的优缺点,将其配置到合适的位置。
曾国藩曾对赵烈文说:一个带团队的领导人,不能奢望一流人才自然长成,并投奔自己的麾下供驱使。能够寻求到二流、三流人才,善加培育,量才使用,便是一个非常优秀的统率者。而这个统率者必须要客观、中立,不要以谁的性格对自己的脾气,就重用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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