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熙、雍正、乾隆,个个自比尧、舜、禹、汤,感觉防民之口易于防川,结果将自己防臭了,落下了历史骂名。特别是江南的文化人,在所谓盛世之时,这也不让评说,那也不许讨论,好句子不能付诸笔端,好文章只得烂在肚子里,憋得特别难受。表面上,他们老老实实,闭嘴不言;暗地里,满腹牢骚,骂人祖宗。
知识分子对康、雍、乾的态度,嘉庆心知肚明,看在眼里,急在心里。一方面,祖宗欠下太多血债,强迫文人真心爱戴,可能适得其反;另一方面,天天被人问候祖宗,滋味不大好受。如何重塑康、雍、乾在文人中的光辉形象,嘉庆找不到办法,拿不出主意,日子一久,心急成了心疾。
1810年,嘉庆过生日。物质层面,要收举世罕见的奇珍异宝;精神层面,要见歌功颂德的诗词歌赋。满朝文武高度重视,绞尽脑汁想送礼,抓破脑袋写文章,送礼要独具一格,作文要别出心裁。
一个叫龙汝言的文人进献了一首200句长诗,诗句全部出自康熙和乾隆御制诗。此等搞法,有个名堂,叫作集句:集别人句子,成自家诗作。嘉庆一看,惊叹不已,惊喜不已,这个难得的典型一定得树起来。于是赏龙汝言举人出身,让他来年参加会试。
龙汝言的马屁诗写得出神入化,八股文却是稀松平常,次年会试,名落孙山。嘉庆申斥主考官埋没了人才,主考官询问太监,才知“人才”就是龙汝言。三年后,龙汝言再次参加会试,毫无悬念地中了状元,并被任命为南书房行走、实录馆纂修等清要之职。
嘉庆这记妙招,实在是高!知识分子一瞧,好家伙,书山有路“拍马”为径,学海无涯“拍马”作舟,于是文化界掀起了读康、雍、乾著作的热潮。至于康、雍、乾的历史问题,在功名利禄面前,还是抛进历史长河,该流走就流走吧。
事情办完了,嘉庆舒坦了,龙汝言这枚棋子没用了,该是丢掉的时候了。恰好,龙汝言校勘《高宗实录》时有个错别字没校正,嘉庆立即将其革职,永不叙用。试想,如果当初龙汝言不去拍这个马屁,还会落得如此下场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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