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一个官本位的社会中,与官员沾上一点关系都是非同小可的荣耀,家奴、家人、长随之类是官员身边的人,其影响力非同一般。他们甚至会成为官员身边的重重黑幕,成为官僚体制中的毒瘤。
高官显贵府邸的“门子”算是为害较浅的。清人刘体智的《异辞录》中说:“京师贵人门役,对于有求者,辄靳之以取利。”家人奴才中地位至低之人却据守重要“关卡”,如果你手头不宽裕、出手不大方,进门这一关你就过不了。
为害至巨的,则是贴身奴才、府中管事之类。清礼亲王的《啸亭杂录》中记载,康熙时期,自家祖上有一个豪横的奴才叫张凤阳。索额图、明珠等人请客,张凤阳都能成为座上宾。六部职司、衙门事务,他都能插得上手。当时京中有谚:“要做官,问索三;要讲情,问老明;其任之暂与长,问张凤阳。”
一次,张凤阳在郊外路边休息,一个外省督抚手下的车队路过,喝令张凤阳让路,张凤阳斜眯着眼说:“什么龌龊官,也敢有这么大的威风。”后来,不出一个月,这个督抚果然被罢免。
更有甚者,礼亲王的外祖父,也是旗内大族的董鄂公得罪了张凤阳,张凤阳竟敢带人去其府上,胡乱打砸一通。因为考虑到张凤阳的“特殊才能”,礼亲王把这事告到了康熙那里。康熙说:“他是你的家奴,你自己看着办。”礼亲王才回府把张凤阳毙于杖下。
其实,清朝对僭越的奴才也有惩处,但多数是在其主子身败名裂后,在其主子的罪名中加上“家奴逾制”等罪名。隆科多的罪状中,第二条就是“纵容家人,勒索招摇,肆行无忌”。年羹尧的大罪中也有两条与纵容家人有关。和珅的第二十条大罪是:“家人刘全资产亦二十余万,且有大珠及珍珠手串。”
家奴之流横行霸道,但毕竟没有公职,只能是狐假虎威,离开了主人的威势,一个知县也能治得住他。但就整个清代而言,他们仍是官场乃至社会一害,民间恨之入骨却又无可奈何。
至于长随之类却又与家奴不同。清代的长随,尤其是州县衙门的长随,始终是地方官员私自雇佣的一种力量,而且更重要的是它是作为一种行政力量而存在的。以人数而言,长随数量极为庞大,虽然制度上明定了限额,但实际上一州一县往往达数十百人之多;以职能而论,州县所有行政事务,无不有长随参与其中。
长随最盛之时在乾嘉时期。《履园丛话》中说:“捐官出仕者,有之;穷奢极欲者,有之;傲慢败事者,有之……”与家奴不同的是,他们是官僚体制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与之相同的是,他们与官员本人的联系较吏胥密切得多,凡事借官之声威,办事有力,而危害也大。很多时候,很多人借主官之名,混迹于官场,借公事肥私。
道光年间,安徽巡抚手下“门丁”陈七深得主子信任,揽权舞弊,在官场上声威很大。因其主子在皖时间较长,他也借机发了大财,并在咸丰年间花钱冒名捐了个官来做。
家奴与长随中当然也有一些干练之才,但就其总体情况而言,这个群体对社会政治与下层百姓为害甚巨。当主子强干时,他们也许就只能供杂役、办差事而已,而多数时候,搜刮民财、为害一方仍是其主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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