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张培山

　　吏治腐败，皇帝有责

　　◎ 张培山

　　

　　

　　

　　乾隆中期以后，官员之间喜欢借馈赠之名，行贿赂之实，以牟取不正当利益。在官僚机器的运行过程中，这种迎来送往的利益传接成为权力的润滑剂。作为这部机器的首脑，乾隆竟也参与到了这场权与利的博弈当中，居然也接受朝中大臣们的礼品。

　　皇帝什么稀罕玩意儿没见过，所以给皇帝办贡是一项劳神劳心的活儿，各方面都要考虑周全，既要是天下奇珍，又要不流于世俗。

　　浙江巡抚王亶望显然在这方面是高手，所送礼品往往能够博取乾隆的欢心。比如，他准备送给皇帝一柄价值4000两白银的玉如意，经过一番衡量觉得还是不足以表达自己的孝敬之心，于是又在玉如意上镶嵌大大小小的珍珠为饰。王亶望出手如此阔绰，在各省督抚中也是屈指可数的。

　　王亶望之所以下这么大本钱办贡，倒不是他比其他官员大方，而是因为他所任的浙江巡抚是天下肥缺，朝廷一年发给他的养廉银就有一万两，又加上他兼管盐政，每年又增加9800两津贴，这些都是制度内的合法收入。如果其他官员也打肿脸充胖子，就是把自己一年的俸禄都搭进去也置办不起礼品，更不要说过节要贡，过年要贡，皇上“万寿”(生日)要贡，皇太后“圣寿”(生日)也要贡。

　　虽然进贡标准不一，但别的督抚大吏乃至京中权贵在这件事上也不敢有丝毫的怠慢。他们想尽一切办法紧跟而上，进贡成了当时各级官员争宠卖乖的必备手段。

　　其实进贡之风并不是始于王亶望，当时的大学士、云贵总督李侍尧曾经一次性进贡品九十余种。有人将乾隆朝进贡成风的罪责推到李侍尧的身上，认定李侍尧“善纳贡献，物皆精巧，是以天下封疆大吏从风而靡”。

　　其实将吏治腐败的责任一股脑推给某个腐败官员是没有道理的。上梁不正下梁歪，正因为皇帝好这一口，下面的官员才会投其所好。

　　连续的贪污案暴露出了官僚集团的贪腐黑幕，乾隆也并非不清楚官员们进贡与吏治败坏之间的关系。乾隆在查办王亶望贪污案的整个过程中，曾经三次降旨对进贡做出某种限制。但乾隆这么做，只是做做应景的表面文章，没有官员相信这种蔓延开来的腐败之风会来个急刹车。当然对于皇帝来说，不纳贡并不代表不敛财。在权力系统的利益管道中，又何止这一种选择。

　　比如说“和珅跌倒，嘉庆吃饱”。如果说和珅捞取的是灰色利益或者黑色利益，那么嘉庆抄没其资产，是不是间接捞取灰色或者黑色利益呢？如果将所抄资产全部充入国库，并将这些资产用于民生，就等于取之于民，用之于民，但实际上并未如此。就拿王亶望贪污案来说，被革职拿问的甘肃原任、现任的大小官员有一百多名，统统被抄家。在籍没的家产中，金珠玉玩之类是最贵重的一份，照例要送进皇帝的私人金库—内务府广储司。如此转了一圈下来，贪官被杀的被杀，抄家的抄家，可皇帝自己却是这条灰色利益链的最后一环。

　　针对甘肃的贪污窝案，乾隆搞的这次抄家活动持续了两年之久，甘肃省所有的贪官数年所积珍宝，悉数归入乾隆的私囊。皇帝对官员的罚银，也几近巧取豪夺。江苏巡抚闵鹗元的弟弟闵鹤元贪污赈银一万九千两，乾隆命闵鹤元十倍罚出。不久又发现闵鹤元亏空库银六万多两，也让闵鹤元赔补。闵鹗元对弟弟知情不举，在皇帝审查之时又吞吞吐吐，乾隆命他自己给自己定个罪。闵鹗元只好恳求皇帝，再允许他罚银四万两。闵鹗元每年就一万两的养廉银，用来偿付弟弟的罚项已所剩无几。没过多长时间，就连这笔养廉银也被乾隆“永行停支”了。

　　其实官员的廉洁还真不是一时半会儿能够养出来的，比如以廉洁自律闻名的闵鹗元，到后来也还是在官场灰色生存的各种规则面前低下了头，走上了“苞苴日进，动逾千万”的权钱交易之路。而他变着法儿筹措来的近30万两罚银，大都缴到了内务府。

　　乾隆初年，内务府的日子并不好过，如果皇家遇到急事，只能靠户部的银库来暂时接济。到了乾隆中期，在大造圆明园等皇家林苑，以及满足皇帝种种挥霍的同时，内务府却奇迹般地实现了扭亏为盈，其所属机构广储司、圆明园、造办处三座银库更是岁岁盈积。就连户部也经常从内务府借钱，从这一微妙变化中可以看出，乾隆在敛财方面丝毫不逊于他的那些臣子。

　　乾隆四十一年（1776年）初，66岁的乾隆东巡山东。与前几次东巡有明显不同，这一次，沿途前来接驾的王公大臣特别多。一路上仪仗塞路，闹得山东天翻地覆。大员们争先恐后来到山东，只是为了满足老皇帝愈演愈烈的一个喜好：收受贡品。乾隆的此次山东之行，也成了各地大臣们的赛宝大会。每位大员的车队都是珠光宝气，世间罕见。由北京到山东，一路之上，几乎每个驿站都有大量的贡品在等着乾隆查收。内务府派出大量接收人员，源源不断地将这些贡品装车运回皇宫。皇帝出一趟差，赚得盆满钵满。

　　乾隆年间的贪风炽烈却又惩之严酷，两种风气的激烈碰撞，让人看得一头雾水。就拿王亶望贪污案来说，整个甘肃官场可以说是到了无官不腐的地步。一件贪污案处理下来，前前后后竟杀掉大小官员五十多人，不能说惩贪不严。可这种霹雳手段并没有达到预期的效果，贪风依旧愈刮愈猛。

　　乾隆对这个案子的处理颇值得玩味，虽然整个甘肃官场到了无官不腐的地步，可最后受到国法处置的只有200人，要知道，一个省的官员接近千人。那么其他五分之四的官员呢？答案是，大部分官员已经被带病提拔或者异地交流了。这些漏网的官员就是沾了集体腐败的光：涉案官员之多让乾隆觉得心惊，最后不得不抬高立案的门槛，涉案金额由最初的一千两提高到一万两。

　　皇帝用事实证明，腐败有个边界，没有捞出界就是安全的；一旦捞出界，就是危险的。危险系数会随着参与人员的增加而得到稀释，人越多，也就越接近“安全”的彼岸。这就是“齐黑”效应。当这条权力链上的所有人都准备一条道走到黑的时候，黑与白的对比也就模糊了。

　　编 辑 / 夕 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