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鲍 青

　　顺治：我的朝堂我做主

　　◎ 鲍 青

　　自清朝定鼎中原开始，如何处理满汉矛盾便一直是困扰统治者的重大问题。“首崇满洲”是统治者内心根深蒂固的认识，但以人数极少之满族统治人数众多之汉族，却又离不开汉族官僚的参与。所以统治者在“首崇满洲”的同时，又不断强调“满汉一体”，试图弥合两族矛盾。

　　为解决进关满人的“生计”，从顺治元年(1644年)到七年，清廷三次大规模圈占百姓良田，同时以帮贫苦汉人为名逼民为奴。这种民族压迫使满汉矛盾日趋突出。而在清廷内部，满官赐爵升职者众，汉官地位低下得不到信任，降将降而复叛成为家常便饭。

　　顺治亲政后对权力结构大幅调整，大量起用降官，旨在提高汉官地位，扩大汉官职权。然而其本意只是借汉官来削弱满族权贵，使自己可以大权独揽。

　　顺治初年的汉官主要由故明旧吏构成，他们不屑与满臣为伍，却又受制于满人。这种痛楚由来已久，所以当汉官受到皇帝的重用时，便自然对吏治提出异议。顺治十年正月，御史吴达就上疏指斥满族官僚机构臃肿无用，应该精简。二月初，汉官李呈祥上疏，要求裁去满官，专任汉人，引起满官恐慌。礼部侍郎陈名夏等人也多少表现出对不习政事的满官的鄙夷。

　　但汉官似乎低估了皇帝的民族立场，所以吴达被贬官，李呈祥被流放东北。顺治十年正月，顺治在视察马匹甲胄时还强调：“兵器固然不能不常备，但也不能光倚仗军威。军威即使强盛，没有德政的辅助，也不能顺应民意。”此时顺治内心渴慕“汉化”的心理还比较浓厚。但满汉激烈交锋后的，顺治赐宴群臣时就特地持弓向大臣说：“我朝平定天下，皆是依靠弓矢之力。今朕虽无暇顾及，但内心却时刻铭记。”前后对照，顺治心理情感的变化非常明显。

　　

　　当年五月爆发的“任珍案”，标志着顺治民族立场的彻底转变。任珍原为明朝副将，后降清，因战功颇受重用。任珍任兴安总兵官时，小妾与人通奸，他私自将其杀死，然后让家人行贿兵、刑二部官员。任家下人向朝廷告发，任珍被贬。之后，他对当时满族权贵时常发泄不满。刑部接举报后，以“任珍应论死”结果上报顺治。顺治因其为降将曾立大功，派人再审。

　　此举引起了满汉官员的直接交锋。满汉官吏在“任珍应论死”的问题上没有多少争执，但就具体判决理由却不相同。满官认为应按刑部先前意见，以贬谪后“出言不轨”“指奸谋陷”等罪论死。而以陈名夏等为首的汉官，则建议以此前“私行杀人”来论罪。不料，汉官对任珍怨望满官的无视，令顺治非常不满，特意严旨训斥。尽管陈名夏等小心地为自己辩护，但最终都被以“以巧生事，又欲以巧止事”“溺党类而踵敝习”等罪名治罪，涉案的27名汉臣俱被论死、流徙和革职。

　　到了顺治十一年，誓不罢休的满族权贵仍旧对汉官穷追猛打，甚至揭发陈名夏先前曾倡言“留发复衣冠，天下即太平”，欲“变清为明，谋弱我国”。于是，陈名夏被论斩，顺治从轻改为绞刑，中枢汉官势力遭受沉重打击。陈名夏死后，顺治及清初汉官改制之梦便破灭了。

　　编 辑 / 子 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