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吴 钩

　　宋朝衙内逼死人之后

　　◎ 吴 钩

　　元祐五年（1090年），京西北路提刑官锺浚向朝廷举报了阳翟县（今河南禹州）知县赵仁恕。按锺浚的指控，赵仁恕滥用私刑，私自制造木蒸饼、木驴、铁裹长枷等非法刑具迫害犯人；用瓦片擦犯人创口，导致犯人大出血；强雇民家女子数十人为奴婢；低价购买红罗数十匹，然后高价出卖，从中牟利……朝廷立即指示颍昌府成立一个临时法庭——制勘院，立案调查赵仁恕之事。

　　按宋朝惯例，赵仁恕的父亲赵彦若（翰林学士兼侍读）理当避嫌，闭门谢客，切不可对此案发表意见。但赵彦若爱子心切，向皇上奏报：他以前当台谏官时，得罪过王安礼，而锺浚是王安礼的党羽，他这次恐怕会挟私报怨，乞请移送别路审理。

　　考虑到赵仁恕案牵连甚广，宋哲宗与高太后采取了一个折中的方法：改组制勘院，委任淮南东路宿州符离县（今安徽宿州）的知县孟易为制勘院法官，前往颍昌府主持推勘此案。在接受制勘院审讯时，赵仁恕对检控的罪行多不承认，还提前让他的妻儿烧毁了登记官钱出纳的账本。孟易也知道赵仁恕背景很深，后台很硬，最后推勘出来的结论与之前大相径庭。

　　宋代司法机构对每一起刑案的审判，都必须有“录问”的程序。赵仁恕案的录问官孟正民不同意孟易的推勘结论，提出了反驳：跟原勘差异太大，存在出入重罪的可能，应当重审。于是，朝廷又差官重勘。可转眼到了元祐六年六月，仍无法结案。检方控告赵仁恕“非法行杖数，决杀平人”，赵仁恕称他对此毫不知情；检方控赵仁恕“买卖剩利”，赵仁恕也称不知情，这一切都是他妻子所为，赵妻对此也供认不讳……

　　这一切，让人不能不怀疑，赵仁恕案的幕后，是不是有高人在暗中指点，替赵衙内洗脱罪名？

　　于是，朝廷决定将赵仁恕案移送亳州（今安徽亳州）审理。可此时已是盛夏时节，天气炎热，除了赵仁恕，受牵连的三百余人也都暂时关押在牢里，苦不堪言；赵妻更是在监狱中病危。因此，颍昌府知府给朝廷发来一份报告，不赞成移路别勘。宰相吕太防与执政的团队商议后也提出：不如停止制狱，将赵仁恕案全部卷宗调回京师，由大理寺约法裁断。最终，高太后与宋哲宗采纳了这一建议。

　　大理寺调阅了卷宗之后，只认可赵仁恕强雇民女为婢、其妻贱买贵卖、挪用五贯多钱用于雇人搬家等，认为其犯罪情节轻微。至于其他控罪，则以证据不足为由，不予采信。朝廷根据大理寺的裁定，下敕对赵仁恕做出了处分：革去赵仁恕的官职，并处以罚金。

　　不料，敕令发布之日，整个御史台与谏院炸了窝，台谏官交章上书，奏论朝廷处置失当。迫于压力，朝廷只好下诏，追加对赵仁恕的惩罚，将赵仁恕押送到陈州（今河南淮阳），监视居住。但台谏官并未因此罢休，矛头直指赵彦若妨碍司法公正。

　　

　　平心而论，赵彦若奏称锺浚是王安礼党人，可能出自挟私报怨之心，确实犯了干预司法之大忌，难逃替儿子脱罪的嫌疑。不过，赵彦若的提议，即本路按发的案件，应当移路别勘，还是有道理的。因为，一起案子如果是本路按发（类似于公诉），然后又由本路司法机关推勘的话，难免会出现司法机关既当运动员、又当裁判员的问题。这个问题，要到南宋绍熙元年（1190年）才得以解决。但赵彦若作为赵仁恕的父亲，又是皇帝近臣，的确不应该过问案子的审判，所以也难怪台谏官要弹劾他。

　　由于台谏官交章弹劾，赵彦若只好上疏请辞翰林学士兼侍读之职，领一份闲职。但宋哲宗没有批准。台谏官岂肯罢休？又上书弹劾赵彦若的亲家——宰相刘挚在包庇他。

　　面对台谏官咄咄逼人的攻势，高太后与宋哲宗自觉已保不住赵彦若，不得不下诏罢去赵彦若翰林学士兼侍读的职务，改任提举万寿观。过了一个月，又派人送赵彦若到青州，赵彦若随即雇佣一叶客舟，飘然而去。

　　对赵彦若的罢职，刘挚是愤愤不平的。他说，赵彦若只不过是一个书呆子，全然不谙世故。他救儿子，纯粹是父子之爱，结果却要受这等处罚，他因为是姻亲，避嫌不敢言，每见同僚奏及彦若之事，都先下殿避嫌，但他日必会为他辩白。

　　然而，此时刘挚也是泥菩萨过江——自身难保了。台谏官对刘挚发起了连环弹劾，称赵仁恕犯法，而他不秉公处理；阻挠司法公正，暗中结党营私；身居相位，徇私枉法。如此，刘挚只好再三提出辞职。结果，宋哲宗免去了刘挚的宰相之职，让他出知郓州（今山东东平县）。

　　赵仁恕一案，尽管在审理过程中，其父赵彦若企图干预司法、救护儿子，大理寺的约法断罪也有草草了事之嫌，但是，赵彦若却因此惹火上身，被台谏官轮番轰炸，最后不得不解职还乡；刘挚替赵彦若打抱不平，也受台谏官弹劾而罢相。那些抗议赵仁恕被轻判、弹劾赵彦若干预司法的台谏官，在他们的奏疏中再三强调了一个观点：司法公正。宋人的这一司法观念，即便过了一千年，也不会过时。

　　编 辑 / 子 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