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谭伯牛

　　曾国藩：报国反吃哑巴亏

　　◎谭伯牛

　　

　　

　　

　　自从咸丰三年（1853年）元月到长沙，短短半年间，曾国藩就把满城文武都得罪了。

　　得罪文官，是因为他在行辕内设置审案局。凡有被举报从匪、抢劫及其他严重违反治安管理条例的犯罪嫌疑人，统统属于审案局的承办范围。对这些犯罪嫌疑人，只有三种处理办法：“重则立决，轻则毙之杖下，又轻则鞭之千百。”审案局并不尊重正常办案程序，即使已被州县立案、尚未就审的嫌疑人，也是听说后就抓来，即时审问、正法。

　　不但一般“恶民”他要杀，官吏也不放过，听说有贪污的官吏，抓来就杀。到七月底，审案局共杀掉二百多人，势头越来越猛。

　　但是，案子就是钱，案子就是人情，曾国藩把案子都拿去了，全省上下，自布政使至知县的人情、案费就都不见了，人家能没意见吗？所以，长沙城中官吏大哗，都看不惯曾国藩。巡抚骆秉章想要制止他,但是皇帝支持他，还鼓励他“务期根株净尽”。

　　越俎代庖的治安严打得罪了文官，恪尽职守练勇治军则得罪了武将。

　　曾国藩刚到省城，每月逢三、逢八之日就召集乡勇和标兵（巡抚、提督的亲兵）会操，亲自校阅。但只练了几次，曾国藩就感觉借此提高标兵技战术（技术和战术的总称）水平的可能性很小，可他不想放弃，希望通过弹劾和保举这两种非常手段，以示奖罚严明，提升士气。

　　太平军攻城时，挖通地道，炸塌南城，协副将清德吓得摘掉顶戴，跑到市民家躲藏，部下兵丁则四处逃窜，脱掉的号衣堆满街道。但因清德和巡抚、提督关系好，所以未被奏革，继续在军营里混日子。

　　清德有养花的雅好，平日下乡剿匪也不忘寻访奇花异草，每次都要带回满船的花木。每月五次的会操，他从未参加，天天在家里伺候花草。曾国藩要祭刀，此君自然是首选。

　　塔齐布刚因守城有功被提拔为参将，不仅会操一次不落，还遵命密捕了几个巨盗，和曾国藩甚为相得，早已是身在绿营心在湘军。他还带部下诸殿元按照湘军的制度训练手下，也颇有成效。曾国藩用来树榜样的，自然是这两位。

　　于是，他连上两折，分别参劾清德和保举塔齐布、诸殿元。折子里不管说好说歹，都是斩钉截铁的狠话：参折不但要求将清德革职，还请求将其解交刑部从重治罪；保折则请求特加超擢，并将塔、诸二人的未来表现一并担保—“如该二人日后有临阵退缩之事，即将微臣一并治罪”。

　　为了不让和清德共事已久的骆秉章从中阻挠，参折和湖广总督会衔上奏，保折则秘密上奏。折上，咸丰批准：“塔、诸分别赏给副将、守备衔；清德革职拿问，交督、抚讯明定拟。”

　　骆秉章和清德没料到曾国藩下手如此狠辣，不声不响就告了黑状，但是君命难违，只好吃了这个哑巴亏。提督鲍起豹是清德的铁哥们儿，他怎么也咽不下这口气，于是策划了“驱曾运动”。

　　首先，鲍起豹泄愤于塔齐布，以炎夏操练、虐待兵丁为借口，禁止塔齐布参与会操，并停止日常训练。鲍起豹扬言，没有提督的命令，敢再妄为者，军棍伺候。

　　其次，内部传达密令，怂恿绿营兵轻侮湘勇。本来，绿营兵和湘勇就有摩擦，还发生了绿营兵杀伤湘勇的事件，连曾国藩的亲兵仆人都遭到毒骂、痛打。更甚者，标兵与曾国藩亲兵发生冲突时，打烂了他的轿子。现经提督倡扬，驻城标兵欺负起湘勇来，就更加无所顾忌了。

　　塔齐布的下属和标兵赌钱，因小事造衅，标兵再次纠集起来要和湘勇开战。曾国藩给鲍起豹发公文，要求严惩带头闹事的标兵。鲍起豹二话不说，捆了肇事者就往曾公馆送，然后鼓动标兵在公馆前示威抗议。曾国藩无奈，硬着头皮请骆秉章调解，被谢绝后，本想拖几天，不想标兵冲入公馆，刺伤门丁、卫兵，吓得曾国藩跑到骆秉章家里求救。骆秉章故作惊讶，然后建议放人，平息事态。曾国藩只得同意放人。第二天，满城传言：曾钦差这事纯属人格障碍，心里阴暗，自作自受，活该。

　　按道理，这种事情完全应该告御状，到天子那里讨说法。可曾国藩没有这么干。冠冕的理由，他是这么说的：“为臣子者不能为国家弭大乱，反以琐事上渎君父之听，方寸窃所不安。”

　　其实，他是担心没有胜诉的把握，更担心若侥幸胜诉，还得提防日后的报复。因为，上告的话，被告是闹事的标兵，而调查取证却得由巡抚、提督来做，不利于原告。即使皇帝圣明，明断万里之外，判原告胜诉，也不过杀几个标兵抵罪而已。而再次哄闹，保不准就真得搭进去自己这条命。

　　左右权衡，于公于私，告状都是下策。那么，不能靠告状出这口恶气，还能忍辱包羞在长沙混下去吗？斯文扫地，将来还怎么和这一城的文武谈公事、修私谊？尊严尽丧，将来还怎么对下属发号令、施奖惩？辗转反侧，还是三十六计走为上。于是，带着一颗破碎的心，郁闷的曾国藩选择了逃避，他以就近剿匪为由，奏禀移驻衡阳，于省城发生的变乱只字不提。第二天，他即带领属下（包括患难之交塔齐布）启程南下。

　　编 辑 / 子 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