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湖少主

　　李广难封，大势所定

　　◎东湖少主

　　

　　西汉名将李广一生披荆斩棘，战功无数，最终却与封侯无缘，倒是他的死对头匈奴人给了他一个无冕封号—“飞将军”。自己的敌人都如此敬畏自己，为什么大汉王朝却如此吝啬呢？对此，不仅李广想不通，后世之人也是云里雾里，众说纷纭。其实，只要多加留意就不难发现，李广之所以至死没有封侯，不是因为朝廷厚此薄彼，有意怠慢，而是他所处的历史环境决定的。

　　秦朝末年，楚汉相争。大汉王朝开创不久，志得意满的刘邦就与匈奴人干上了。但显然，这次刘邦失算了，与项羽打了那么多年仗，国力匮乏、百废待兴，疲惫的汉王朝哪里是快速崛起的匈奴人的对手，结果中了人家诱敌深入之计，被匈奴人围困在白登山，差点断送了新兴的汉王朝政权。

　　“白登山之围”如一盆冷水，让刘邦看到了匈奴人的实力，也看到了大汉朝的积贫积弱。于是，刘邦及时调整国策，对匈奴采取“和亲政策”；对内则休养生息。这个政策，一直延续到文景时期。经过多年的励精图治，终于迎来了“文景之治”的辉煌。在这期间，汉朝的军事策略始终是战略防御，尽管匈奴人仍时常在边境骚扰，却从来没发生过大规模的军事对抗。李广就是在这种大环境下成长起来的将军。

　　要说抵御匈奴人入侵，李广的确是一把好手，但此时此刻，最高统治者的全部精力都放在了内部稳定和经济建设上，而不是对外扩张。防守就是防守，不同于进攻，成功了是本分，失败了是罪过。如此一来，李广也就显得不那么重要了。

　　汉景帝死后，汉武帝即位。在经历了“文景盛世”之后，国内基本稳定，大汉朝的对外政策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汉武帝决定不再对外安抚，而是要对匈奴大规模用兵，战略防御转为战略进攻，变被动为主动，以达到一劳永逸、永绝后患的战略构想。

　　按说，国家兴兵，对一个将军来讲正是建功立业的好机会。但此时李广已难以适应新的作战需要了，以前李广习惯于防御性作战，拒敌于国门之外，几乎没有率领大兵团深入匈奴腹地作战的经验。最初的几次战斗，李广都收获甚少，有一次还被匈奴人俘虏。虽侥幸逃脱，却也给他留下了难以抹去的阴影。汉武帝本是一代雄主，在统治手段上，大力推行“法家思想”，不论资历，不分年龄，不问出身，有功则奖，有过则罚。

　　在这种环境下，享有崇高声誉的李广很难有所建树。汉武帝正是看到了这一点，于是打破陈规，大力提携年轻将领和优秀军事人才，像卫青、霍去病等就是在这种环境下脱颖而出的。这些人虽然出身低微，却具有开拓精神和非凡的军事才能，行军作战往往不拘一格，具有很强的远程打击能力。

　　与这些年轻将领比起来，老将李广总是相形见绌，跟不上步子，加之年龄已大，李广就更难在横扫匈奴的战争中发挥重大作用了。既然不能作为主将出战，李广就只能跟在这些年轻人身后配合。如此一来，论功行赏的时候，李广自然拿不出过硬的战绩，劳而无功，封侯又如何得以实现呢？

　　不封侯也就罢了，只要有仗打，终不失军人本色。但屋漏偏逢连夜雨，就在李广心里极度窝火的时候，有一次随大将军卫青出征匈奴，因迷路贻误军机，被二十出头的卫青责骂。以六十岁高龄征战沙场，却被一个年轻人责骂，李广不禁羞愧难当，一气之下，自杀身亡。

　　编 辑/夕 颜

　　民族主义泛滥，曾国藩玩完

　　◎大卫的竖琴

　　

　　1870年暮春，天津谣传望海楼教堂“诱拐幼童”“割器官制药”，数万名民众参与暴动，多座洋教堂被烧，共有20名外国人以及三十多名中国信徒遇害。

　　事件发生后，法、美、德等七国大使发出最后通牒—立即惩办凶手，赔偿损失，否则就打进北京城。慈禧太后立即派曾国藩到天津调查。曾国藩调查后向朝廷奏报说，教堂并无诱拐残害幼童的事，骚乱源自民众的无知和误解。曾国藩由此收获了“卖国贼”的骂声，朝野上下纷纷指责曾国藩对外软弱妥协。

　　其实，当时的“知识精英”知道教堂被冤枉，但是出于“制洋人”“民气可用”的考虑，不仅没有澄清是非，还刻意对谣言推波助澜。曾国藩不得不就此隐退，两年后在抑郁中离开了人世。

　　望海楼教堂在1897年得以重建，1900年庚子事变时再次被毁。洋人“割器官制药”的谣言照样盛行，清朝民众照样仇恨洋教，洋人照样以枪炮说理，中国的赔款丧权比先前更惨……

　　倘若反人类的暴力事件从不被充分反思，谣言必将依然大行其道，悲剧必将重演。民族主义的吊诡之处恰恰在于，这是一种让弱者更弱的主义—民族主义者认为本民族的一切都是最好的，外来的东西都是坏的，于是关上大门，阻塞了孱弱民族变强的通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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