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少镭

　　当笨书生遇上乾隆

　　◎余少镭

　　

　　乾隆十八年（1753年）十月初十，湖南巡抚范时绶主考武举，江西抚州府生员刘震宇忽然到考场称，他有捉拿马朝柱的办法（马朝柱率领农民起事被镇压，本人潜逃无踪），并呈上自己写的一本书《佐理万世治平新策》，希望通过范时绶进呈给皇帝。范时绶一看，马上将刘震宇抓了起来。

　　其实，刘震宇很早之前就向地方官推荐过这本书。书成之后，他先是呈送抚州知府，又呈送江西巡抚，目的不外乎是想让最高领导看到，图个破格擢用。后来，见这两位都不理他，刘震宇遂将书出版售卖。那么，《佐理万世了“反动的朱家王朝”，但在思想控制方面，却继承了明朝的办法。早在康熙五十一年（1712年），朱熹便被尊为“孔门十哲”之外的第十一哲；乾隆五年，乾隆则下诏说，程朱之学即“指导我们思想的理论基础”。

　　这么一来，朱熹就成了比孔子更加碰不得的神。事关意识形态，凡是对朱熹的质疑，便统世宗禁习汉俗，批评其子孙易汉服几十年便亡国，并发挥道：“盖自古帝王，未有不以敬念先业而兴，亦未有不以忘本即慆淫而亡者。”也就是说，乾隆是把更易服装上升到“忘本弃旧”的高度，而“忘本弃旧”正是“亡国”之道。

　　在此思想指导下，他见到竟然有汉人书生建言“更易衣服制度”，自然暴跳如雷，认为这书治平新策》有何“新策”呢？

　　首先，每一条都有歌颂乾隆的内容。至于具体策略，“清户口、限归期、查船户”等，“原系缉匪之法”。这些所谓的新策，在范时绶等人看来，自然是班门弄斧，难怪没人理他。只是范时绶政治警惕性高一些，发现里面还有“言朱注错谬、请贬关圣封号、祀典及更易衣服制度等”大逆不道之语。

　　朱注，即朱熹的《四书集注》。要知道，宋朝的理学家朱熹在世时虽然因为爬灰、吞财等事闹得名声大臭，还被罢了职，但因为他对儒家典籍的注解有利于皇权的统治，在元、明时代就被统治者捧为儒学正宗。清朝虽然推翻统有颠覆清政权之嫌。加上此时的乾隆已登基18年，帝位稳固、自信心爆棚，岂容一介书生对最高意识形态指手画脚？

　　刘震宇之倒霉，还因为他撞到了乾隆的另一个枪口上：竟然要求更易衣服制度。

　　在儒家眼里，服装是“夷夏之防”最重要的标志。清人入主中原，在当时汉人眼里，正是“以夷乱夏”，满人的旗装更备受汉人诟病。所以，清人入关，便在全国强行“剃发易服”。

　　乾隆本人对汉服的态度，其实是很矛盾的。他自己有许多身穿汉服的画像，但同时又多次阐述为什么要保留旗装、禁习汉俗。他写的《金世宗论》，就称赞金生“居心实为悖逆”，所以，刘震宇自是非死不可了。

　　那么，刘震宇死得冤吗？刘震宇生于1683年，那一年，清军将南明残存势力消灭干净，施琅又带兵收复了台湾，真正的一统江山。也就是说，刘震宇欣逢盛世，从小接受的是大清皇帝“爱民如子”的教育。他恨那些反贼，见朝廷长时间捉不到反贼，他很着急，只可惜一介书生，不能亲自上马杀贼。他几十年苦读圣贤书，只好发挥所长，献计献策，只希望圣主垂青，采纳他的良策。

　　但他没想到，他想做一颗国家的螺丝钉，却被国家视为眼中钉。他死得窝囊。

　　编 辑 / 子 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