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颖昳

　　有句话叫寒门出贵子，古代是指贫困人家的孩子金榜题名，出人头地。但另一方面，这“贵”字是真贵，因为古代读书也是件烧钱的事。

　　据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邓云乡的《清代八股文》所记载，古时一个人从孩童时期启蒙，到获得功名，最少需要经过17年。如此长期学习，如果没有相当的家底，寒门学子该如何呢？

落第可享“公车”回家

　　众所周知，隋文帝创立了“中国科举制度”，为底层人群提供了阶层流动的路径。穷人读书的热忱从此如星火燎原，对读书人的系统性资助也随之而生。

　　唐朝的资助措施从中央贯穿到地方政府。首先是中央政府资助，一般是针对省试或制举落第者，会给他们发放回家的路费。唐高祖武德五年（622年）十二月敕：“吏部省试其下第人各赐绢五匹，充归粮，各勤修业。”意思是落第举子每人发放绢五匹作为回家路费。玄宗时期，朝廷不仅发放财物给这些落第举子以资鼓励，还赐食，并让其享受“公车”回家的待遇。对于那些有举名，因为生病不能参加科考的，朝廷还负责医疗，照顾得也算是周到了。

　　安史之乱后，由于政府经济状况不好，中央政府的资助逐渐式微。中晚唐时期，唐宪宗元和十二年，漳州人周匡物，去应举时都是徒步往返，正是落魄风尘，怀才不遇的时候，坐船都没有钱，等了很久也过不去钱塘江，他回到公馆题了一首诗：“万里茫茫无堑遥，秦皇底事不安桥。钱塘江口无钱过，又阻西陵两信潮。”郡官看到诗后，怪罪摆渡的小吏。到现在各地的渡口都传诵这首诗，而摆渡人不收应举人的船费是从这开始的。

　　地方设立助考机构

　　今天我们提到寒门子弟逆袭的时候，常常会把范仲淹作为典型的例证。范仲淹在醴泉寺苦读求学的时候，因为家贫，他将小米稀粥煮熟后，放到外面，等到稀粥凝固的时候，再用筷子分为四块，就着咸菜早晨晚上各吃两块，中午不吃饭。这就是历史上一个有名的典故——断齑画粥。

　　为官后，范仲淹想到自己当年艰苦求学的经历，就特别重视寒门学子的教育事业。他在家乡购置良田千余亩，指定为范氏宗族的公产，称为“义田”。义田资助范围较广，不仅包括州县的贫困学生，而且包括士子，所资助项目也扩大到婚丧嫁娶之类花费较高的事项。

　　今天在苏州当地有这样一个传闻：据说有位先生说某处宅院风水好，将来能出达官显宦。范仲淹便自掏腰包将其买下，改造成学堂，希望能为国家多培养栋梁之才。

　　宋朝是古代科举走向完备的重要阶段，此时经济繁荣国库充盈，政府在资助寒门学子上也有了更大的余力。宋徽宗崇宁五年（1106年）时下令：自川、广、福建来考试的读书人，凭“券”可以免费使用官驿的交通工具，而且还能报销沿途费用，并得到考点的衣食补助。

　　明朝海南各州县普遍设立了“宾兴会”，各宾兴组织均置有田产，称为“宾兴田”。义学、宾兴的设立，使无数贫寒之士得其救助而跃龙门。士绅捐资是宾兴会最普遍的经济来源，有的官府也会拨出部分公款资助。不少宾兴组织还要求本籍士子考中出仕后，应饮水思源，捐银回报本籍的宾兴组织以奖掖后人，这通常被认为是成功者之义务和责任，一般要求按官阶大小出相应金额。

　　明代生员（俗称秀才）不仅可以享受学粮、膏火（津贴），而且免除徭役，甚至可凭自己的身份到府里、县里去说人情、吃荤饭，谋取种种好处。

救助还得体面

　　古代对穷困士人的救助，维持其日常生计，出于尊崇读书人的社会地位，维持士子礼义廉耻的道德准则，避免读书人因贫困而有辱斯文。

　　清朝时期对士子赴考给予一定的资助，该项支出属于财政岁出部分的“科场之款”。主要包含路费、旅费、驿马等。赶考的考生可以凭借兵部火牌到驿站领马，一路驰驿赴京考试，不需支付马食，回程同样照领。

　　清代还将生员分为富生和贫生，根据其贫困程度予以不同救助。针对贫生又相继细化为极贫、次贫分别给予救助。而官方将生员的救助称为“恤”非“赈”，也是为了体面。

　　清代的很多宗族都有资助、奖励本族子弟科考的规定。如《毗陵唐氏宗谱·宗规》规定：族中子弟参加乡试给路费银二两，中了举人给贺银六两；到京城会试给路费银子十二两，考中进士给贺银十两。这在当时可是一笔不小的钱款。乾隆年间，两淮总商汪应庚不但捐献五万金重建了扬州府学江甘学宫，而且支助白银两千两添置礼乐祭器，后又以一万三千金购置腴田一千五百畝充作学田。清代商人力量崛起，他们不仅热心于同族子弟的资助，对社会上贫困士子也同样慷慨。就民间捐助主体而言，除了乡绅地主、有钱商人，普通百姓，甚至下层奴仆，只要是力所能及，他们都愿意伸出援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