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昉

　　在中国过去40年快速城市化的进程中，人口从农村向城市迁移，劳动力从农业到非农产业重新配置，都充分展示了相关改革如何消除阻碍生产要素流动和重新配置的体制障碍，从而把有利的人口特征转化为高速的經济增长、结构调整和深刻社会变迁的改革进程。因此，城市化推进的过程及其揭示的体制变革、结构转变、增长贡献和分享效应，可以成为改革开放促进发展、实现分享过程的一个全方位缩影。

　　中国劳动年龄人口的增长于2010年达到峰值，随后进入负增长阶段。这一人口转折点不仅从劳动力供给、人力资本改善、资本回报率等方面产生对经济增速的不利影响，还减慢城市化速度。2010—2017年期间，城市化率的年提高率从3.33%下降到2.04%，呈现递减趋势。

　　人口条件的转变和经济发展阶段的变化，推动城市化从高速扩张到高质量提升，中国特色城市化道路也将在劳动力的退出、流动和进入方面产生新的内涵。

　　退出的动力：从激励制度的变革到生产方式的变革。

　　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农业与非农产业之间的生产率差距就未显著缩小。其原因在于，农业的经营规模过于狭小，在物质费用大幅增加的情况下，出现资本报酬递减现象，劳动生产率未能伴随资本投入的增加而提高。

　　因此，进一步释放农业劳动力，必须打破制约农业生产方式现代化的瓶颈，突破口便是土地制度改革，鼓励土地流转，扩大经营规模。很长时间以来，“三农”政策对改造农业生产方式、实现农业现代化聚焦不够。加强这一导向，有赖于产业的自身发展能力以及竞争力的提升，这也是劳动力流动提高资源配置效率的基础，因而“三农”政策应该更加聚焦于生产方式本身，政府各项投入应以扩大土地规模为导向。

　　流动的目标：从横向流动到纵向流动。

　　劳动力转移和流动越来越充分以及流动范围的扩大，显著地缩小了地区间的工资差距。2017年中部和西部农民工平均工资分别相当于东部平均工资的90.6%和91.1%，工资趋同趋势明显增强。然而，完整的社会流动是指通过横向流动的扩大，使处于社会分层不同位置的个人和家庭，有更多机会实现社会纵向流动。

　　作为反映社会公平程度的社会（纵向）流动性，是一整套社会政策的综合结果，也是政策调整的重要依据。因此，需要在劳动力横向流动的基础上，推进人口和家庭的纵向流动。最关键的环节就是从满足基本公共服务需求、消除阻碍流动的体制机制弊端，把农民工及其家庭培育为真正的中等收入群体。

　　进入的身份：从劳动者到居民。

　　在当下的中国，增强劳动力纵向流动的关键，是在更高层次和更深程度上为农民工群体开启进入城市和社会的大门，户籍制度改革是破除流动障碍的关键。研究表明，户籍制度改革可以通过增加劳动供给和提高资源配置效率，显著提高中国经济潜在增长率。

　　推进户籍制度改革，让农民工及其家庭以市民身份进入城市的关键，在于中央政府对改革进行顶层设计，创新性地安排改革成本的分担和改革收益的分享，形成激励相容。户籍制度改革，也将对中国经济可持续增长和中国社会公平正义的提高产生巨大的正外部效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