梅吉

　　省域副中心城市是与省域主中心城市相对应而存在的概念。省域主中心城市规模大、人口多、实力强，通常是省会城市；省域副中心城市，是在一省的城镇体系中仅次于主中心城市的地位，通过市场的力量对其周边的经济起着组织、协调作用。

　　这个概念是湖南省社科院副院长、研究员秦尊文提出的，后在全国各省广泛借鉴使用。无疑，它是区域经济发展到更高阶段的产物。

这是场角力战

　　2001年，秦尊文基于湖北省省情提出“省域城市副中心”这个概念，他认为，湖北人多地广、地域上东窄西宽，而省会武汉又偏于鄂东，客观上需要在鄂西确立一个“省域副中心城市”作为省会武汉的“二传手”。不能让人口集中往一个中心城市跑，这会出现房价高、人口多等系列城市病问题。

　　2003年8月，国务院批复的《湖北省城镇体系规划》将武汉定位为“省域中心城市”，将襄阳、宜昌定位为“省域副中心城市”。

　　秦尊文很形象地比喻了二者之间的关系——“副班长”和“班长”。这个形象的比喻起码有两层含义：一是“副班长”必须协助“班长”。协助的方式就是接受和传递“班长”的辐射，并放大这种辐射，弥补“班长”鞭长莫及之缺憾。要放大辐射，就必须使自己也成为一个辐射源，自己也能创造能量，否则只会使辐射衰减。二是在一个省域范围内一定有“班长”，但不一定有“副班长”。如一些面积较小的省份就不会有省域副中心城市。

　　早在“十二五”时期，广东在城镇化发展规划方面，就提出强化广州国家中心城市和深圳全国经济中心城市的地位与作用，提升佛山、珠海、东莞等地区性中心城市的聚集辐射功能，粤西沿海城市带以湛江主城区为区域性中心，这暗示广州和深圳作为广东经济双中心，湛江将具有省域副中心城市的含义。

　　河南省委、省政府也在2017年9月发布《关于支持洛阳市加快中原城市群副中心城市建设的若干意见》，明确了洛阳副中心城市建设的基本思路，提出打造带动全省经济发展新的增长极。

　　2017年12月，江西省在第92次省政府常务会议上，原则通过了《关于支持赣州建设省域副中心城市的若干意见》，确定支持赣州建设省域副中心城市政策措施，提出积极打造江西省南部重要增长板块。

　　为什么地方提出建设多个省域副中心？中国区域经济学会副会长兼秘书长陈耀指出，这是新时期发展的迫切需要。

　　过去很多地方培育省会城市发展，结果其经济首位度（省会城市经济总量占全省比重）很高，有的达到了30%以上，而到了新的发展阶段，不能强调一城独大，要培养新的增长点和增长极。

　　“所以很多地方建设全省经济副中心是经济协调发展的要求。”陈耀说。

　　到底哪些城市适合建设副中心城市呢？又有哪些评选标准？虽然经济尤为重要，但并非唯一的标准。

　　例如，泉州2017年的经济总量为7548.01亿元，比福建省会城市福州的经济总量7104.02亿元要高。而厦门2017年的经济总量仅仅只有4351.18亿元，远远不如泉州和福州。

　　秦尊文认为，厦门是副省级城市、计划单列市，级别高于福州，相比福州的政治中心、文化中心、教育中心、交通中心，实际上厦门和福州是全省的经济双核。泉州的经济总量虽然超过厦门，由于两个城市距离很近，无法将泉州作为副中心。

　　有的省份虽然没有明确建立省域副中心城市，但是以新的增长极、区域核心地位等表述，推动省域經济均衡发展。

　　比如山东新旧动能转换综合试验区建设总体方案提出，加快提升济南、青岛、烟台核心地位，形成三核引领、区域融合互动的动能转换总体格局。这三个核心，其实就是三个经济增长极。

　　陈耀指出，很多省有计划单列市和副省级城市，或者经济总量为全省第一但不是省会的城市，已经成为全省的经济副中心，或者与省会城市一样成为经济双核。比如河北唐山经济总量超过了石家庄，显然是河北的经济副中心，或者说是全省经济双中心、双核，大连是计划单列市、副省级城市，经济总量超过了沈阳，也是辽宁经济副中心或者是经济双核之一。

　　不过，也不能说经济总量超过了省会城市，就一定是经济增长极或者副中心。

　　包头、鄂尔多斯的经济总量早已超过呼和浩特，但是呼和浩特作为内蒙古政治、文化、教育、交通中心，包头和鄂尔多斯仍难以与其进行直接比较，关键是这3个城市相互距离只有100多公里，本身共同创造了一个经济增长极。

　　陕西省城市经济文化研究会会长张宝通指出，呼和浩特、包头、鄂尔多斯，与榆林是国家确定的呼包鄂榆经济区，其本身是一体化的。但是渭南、宝鸡、汉中、榆林是作为陕西四大经济副中心的。“这四个城市为陕西的东西南北四个方向，为当地的区域经济增长极。所以哪个城市可以作为当地的省域副中心，要仔细分析研究。”

“正名”后的机遇

　　省域副中心城市这块招牌的争夺如火如荼，那么“正名”之后能带来哪些好处，引得争夺如此激烈？

　　作为第一批成为省域副中心城市的湖北宜昌，将此身份作为一次重要的发展机遇。在宜昌就有“第三次机遇”的说法：宜昌抓住第一次机遇——葛洲坝工程的兴建，完成了从小城市向中等城市的跨越；抓住第二次机遇——三峡工程的兴建，完成了从中等城市向大城市的跨越；抓住第三次机遇——省域副中心城市的建设，实现从大城市向特大城市的跨越。根据国际组织统计，宜昌2011年首次进入全球100万人口特大城市行列，2013年末城区人口达到111万人。

　　确立省域副中心城市的地位后是否产生了实际效果，可以从多方面判断。从宜昌、襄阳、九江、赣州等地的经验看，确立之后，城市知名度提高，城市基础设施进一步完善。知名度的提升促进了当地的旅游产业发展。武汉和宜昌是很重要的两极，目前，在海外游客方面，宜昌已经超过武汉。据统计，平均8个武汉人就有一个去过宜昌；而外地游客在逛了武汉后，绝大多数会去宜昌看看。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宜昌是武汉的旅游目的地城市，武汉是宜昌旅游的一个市场。

　　在具体的发展中也有高含金量的政策。

　　秦尊文表示，就湖北而言，武汉、宜昌、襄阳的市委书记均为省委常委兼任，这样的高配体现了对宜昌、襄阳这两个城市的重视程度，不仅提高了城市的话语权，在具体项目策划、实施时，也更有利于周边区域的协调。

　　同时，成为副中心城市后，湖北省对襄阳、宜昌下放了一些行政权力，比如说工商审批、发改委的投资等。

　　同为副中心城市的襄阳、宜昌在这些年的发展中似乎竞争更加激烈。秦尊文表示，“这种非恶性竞争是很正常的，同时相互追赶也有利于发展。十多年前襄阳在前面，宜昌奋起直追，把襄阳给超了，去年襄阳又把宜昌甩在后面。”

　　“川陕革命根据地、赣南革命根据地同为革命根据地，但赣南获得国家多次‘输血，用于产业调整、发展现代化农业，这个或许与赣州为副中心城市有关。”秦尊文说。

　　秦尊文还表示，成为副中心城市后无疑将带来新的经济增长极，但光有国家、当地省委、省政府的支持和重视不够，还需要其自身努力发展，具有足够的内生动力。

　　从近两年湖北省统计年鉴数据看，武汉市人口净流入率达到了29.12%，宜昌市为4.74%，而襄阳为负数，为-5.11%。数据背后反映的趋势就是，武汉的吸引力已逐年強劲起来，然而副中心城市并没有跟上节奏。

　　经济副中心带来的发展机遇显而易见，但这也不是一道永久的必胜牌，如何用好这张牌，抢占发展先机，还需要考验执政者的功力。

专家观点

　　马庆斌（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产业部城镇化处处长）

　　建设经济副中心要打破传统的以GDP论英雄，把高质量发展作为衡量标准，创新能力、改革魄力、开放力度作为新标准，绿色生态作为新要求。经济副中心不仅要服务于四川各地区的经济均衡发展，也要服务于国家的一带一路建设和长江经济带发展，以及西部大开发战略。这样才能更好地实现自身高质量发展，更好地争取国家政策福利。

　　除了GDP、交通、产业等传统要素外，新时期下成为经济副中心还应具备一些新要素：一是经济布局和国家的宏观战略及世界经济形势结合，贯彻新发展理念，向高质量发展转变；二是深度的改革开放，打造一流的营商环境和条件，吸引高端企业和人才；三是体制机制创新，简政放权，提供高效的服务，各城市共建园区、共享经济；四是高质量公共服务资源均衡化，把中心城市的部分优质资源分流一部分到副中心，这样才能建设一个真正具有综合实力、能吸引高端人才资源和技术资本的副中心。

　　连玉明（全国政协委员、北京国际城市发展研究院院长）

　　副中心是一个承担了非核心功能的完整城市。衡量一个副中心的标准就是，是不是解决了主中心的问题，是不是承接了一部分功能，使得中心城市和副中心城市协调发展。对于中心城市而言，“瘦身”是为了更好地“健体”。中国经济的发展实际上就是城市经济的发展，今天到了一个很重要的拐点：减量发展。过去一直是增量发展，就是规模上无序地扩张。而减量发展即减功能，是中国城市未来发展的风向标，副中心城市的设立就是为了这个目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