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路

　　近日，国务院扶贫办通报的湖南省汝城县的情况，格外让人揪心——该县违反贫困县约束机制，长期大规模举债搞政绩工程，2017年底负债率达到336%。

　　政府债务过多负债率过高，意味着对未来的过度透支。这么高的债务，必然会对经济社会发展产生挤出效应。地方债务过高也暗藏着巨大的金融风险，汝城的负债率并非孤例，窥一斑而见全豹，它所揭示的一些地方政府的胆大妄为、对举债的依赖，约束不力，不能不引起警惕。

　　一个贫困县，政府手里的每一分钱都是宝贵的，投到民生工程投到发展事业中还能有所回报，还能听到声响，投得好没准还能培养出一两个经济增长点。可是投到形象工程里最后就剩个花架子了。这么高的债务，还钱都来不及，还怎么去扶持经济增长？原本就脆弱的经济哪里经得起这么折腾？

　　一些地方为了降低负债率，就不得不在税收上动脑子，在行政事业性收费上动歪脑子，不该收的钱也收了，导致社会负担加重；还有一些地方就在民生问题投入上大打折扣，能少投就少投能不投就不投。群众的获得感就这么被剥夺了。

　　造成这种局面，除了官员的好大喜功歪曲的政绩观外，还得追问一下考核的问题，我们是不是过于盯着漂亮的报表数字，却对真正于民生有利的事漠不关心。就像湖南汝城，债务都到300%多的高水平了，可见大干快上的热情是多么高涨，而一些很难让数字漂亮起来但于民生有利的事却引不来多少关注。

　　另一方面，高负债率是对举债的约束不力。大幅举债的地方官员不少，被问责的极少，是因为一些地方官员换得快。大笔钱借了，没干几年，自己拍拍屁股走了，就不关自己的事了，怎么还？不花自己的钱，难免大手大脚，花错了钱不用负责，难免就会不计后果不计成本地花，这一届推到下一届，拆东墙补西墙，只求不在任内出问题就好了。甚至有不少地方，敢于举债、大膽举债，不顾当地实际情况、承受能力，大拆大建的官员还被视为有魄力、敢想敢做的官员，举债的人不用负责，还能收获仕途红利，他为什么不这么做？

　　可见，债务问题和民生问题是一个硬币的两面。形象工程的趋之若鹜与民生工程的无人问津，都是出于同样的原因。什么时候，民生工程也能成为政绩工程了，这股歪风才能真正遏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