荣智慧

　　“本公寓有单套房，一房一厅，有空调、热水器、席梦思床、衣柜、沙发、茶几、高清全天监控、光纤上网、干净安全……”.

　　这里是广东佛山市禅城区季华五路的华远村，一个繁华中心的边缘地带，一个“低端城市化”的典型。和城市中心的高档商业区在一起，就像是两个世界。但前者对后者的模拟和复制，正诉说着城市化进程的非凡之处，在狭小的空间里展现出无穷的经济力量和生存智慧。

“握手楼”不握手

　　在珠三角，“握手楼”是城中村的经典象征。它们千篇一律，哪一家都差不多。村民在一百多平米的宅基地上，严丝合缝地建起一栋五六层的小楼，如果将两栋相邻楼房的房间窗户打开，邻居彼此握个手不在话下。但事实上没有这么浪漫，家家都是铁栏加窗，铁门上锁，壁垒森严。

　　楼群之间仅有一米多宽的过道，唯一的光亮就是头顶的“一线天”——还被水管、电线、晾衣绳切割得七零八落。跟商品小区鼓吹的“花园绿地”不同，这里没人会有太多兴趣望向窗外。

　　楼内的楼梯十分窄小，房间里又冷又湿，采光并不理想，房客想多取暖、多开灯，但电费太昂贵，如果不加节制，三口之家一个月的水电费有时会逼近2000元。得风湿病的也大有人在。在舒适和节省之间，城中村的人们往往根本不会考虑前者。城中村的所有者和管理者是村集体和村民，房客主要是外来人口。在珠三角的很多城中村里，外来人口与本地人口的比重甚至超过10：1。人力和财力限制让村集体对管束外来人口往往无能为力，村子能提供的服务有限，而以市政管理为代表的政府公共服务，又缺少进入乡村空间的意愿。

“低端”但不弱小

　　“世界工廠”的局面给城市周边的乡村带来机会。

　　Kenneth的老房子在南海区沙头村。政府鼓励工厂在此建厂，也鼓励当地的村民加建房屋，建设“出租村”。Kenneth自己设计了6层小楼，每一层3个套间，套间是2室一厅，1个套间最多住4个人，整栋将近200个房客。他们几乎全都是台资企业的工人。

　　珠三角地区的城中村数量堪称全国之最，在“世界工厂”的经济形势下，面向太平洋的前沿窗口最先繁荣，也导致了城中村的繁荣：农民大规模加建住房，租给外来人口以获取租金；漂泊千里的外来人口大批涌入城中村落脚，享受城市设施和服务的同时，大大提高了城中村的居住密度。

　　这样的城中村发展过程，可以概括为“低端城市化”。低成本和高密度同时催生了低成本产业：小商品、居民服务（理发、修理等）、餐饮、加工厂，大多数城中村和城市一样，拥有一整套生活服务、产业集聚的复合空间，一切都像是大城市的模仿、复制，唯一的区别是，它在主流看来是“低端”的。

　　“低端”，但不弱小。某种程度上来说，城中村还是强大的，力量来自基于氏族纽带的团结。几乎每一个村的村口都有祠堂，比起村里的环境，祠堂是整洁的、色彩斑斓的。祠堂就立在村口最显眼的地方，香火旺盛，上贡的水果还是新鲜的——这个小细节昭示着氏族成员也许分散天涯，但团结并未受影响。团结意味着强大的博弈能力，城中村拆迁难往往与此有关。

　　深圳罗湖的渔民村曾经拆出20亿的天价；广州塔对面的猎德村曾是“天河区最穷城中村”，借珠江新城兴建之风，现在是富裕村，村民年收租几十万并不稀奇。

“等待春天”的人

　　外来者的春天往往比村民的春天来得晚一些，但他们的春天更富于想象空间。

　　范雨素来自北京皮村。皮村是很典型的北方城中村，从北京东三环过去差不多要两个小时。大部分都是平房，产业以废品回收、加工修理为主，辅以简单的餐饮、理发等居民服务。商业氛围并不浓厚，主要是供外来务工者居住。

　　《我是范雨素》这篇文章在2017年引发了一场社交网络的海啸。这个生于湖北农村、初中毕业的44岁打工者，在近万字的长文里，波澜不惊地讲述了自己“被命运装订得极为拙劣的生命”，但一经流传，人们就发现了城中村里也有“贵族”，生命何陋之有？

　　作为城市化的一个支点，城中村连接着中国的经济脉搏。但城中村不仅仅是一个物理空间，更是一个心灵空间，它给了消费能力不高的打工者一个完整的“生活”。这也是中国城中村和国外贫民窟的本质差异。虽然在质量上它是低端的，但是它也拥抱了“等待某个春天来临”的乐观。它既能海纳百川，也在孕育新的契机。相当一部分外来人口在大城市无法找到归属感，城中村却让他们“宾至如归”。一部分刚毕业或初来乍到的白领、生意人，也乐于在此“过渡”，从此处扎下脚去探索茫茫都市。

　　这也是中国城中村和国外贫民窟的本质差异。城中村的新移民从来都保持着积极的态度。他们在这里过着拥挤廉价的生活，是因为相信很快就不必再过这样的生活。城中村连接着中国的经济脉搏，中国经济的发展许诺他们更加贴近真正的城市。于是，四川、安徽、湖南、江西、东北三省……来自全国各地的新移民拉着行李箱，越过山河，背井离乡，在混乱又生机勃勃的城中村里寻找不定的未来。

　　中国的城中村实际上在为中国的城市化提供不同于其他国家城市化的发展道路。华中科技大学社会学教授贺雪峰更希望改造城中村，而不是在城市区位不佳的边缘修建廉租房。往返的交通费对外来务工人员来说是相当大的开销，经济收入减少，在城市的生存就更为艰难。

　　所以，城中村的治理有两种选择。一种是给村集体更大的权力，要求其直面外来居民，并承担更大的责任；一种是收回村集体的部分权力，将政府的服务延伸进去。

　　今年两会提出的“3年内1800套棚户区改造”也是遵循着更为“实事求是”“因地制宜”的思路，适当改造已经聚集大量外来人口的中心区域，增加商业设施、公共服务设施，进一步推动产业发展，吸引更多的外来人口流入。

　　当打工者在华远村的告示栏处驻足，很多会被“席梦思床”这几个字吸引。房东在文字上加上这点唯一的“修饰”，可能因为城中村之于打工者，最主要的功能还是晚上睡上一觉。也许还因为“席梦思”的字眼带有一点文学性，似乎它能赐予一点梦的灵感，让人记得，在这里依然有理想存在。（据《南风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