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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峥:修电影的人

时间:2023/11/9 作者: 新城乡 热度: 15131
王双兴

  

修旧如旧



  四个月前,和《芳华》、《嘉年华》等年轻的华语片一起,“85岁高龄”的修复版默片《奋斗》也远渡重洋,出现在第42届多伦多电影节上。观影者很难想象,这部记录时光的影片,曾经险些被时光吞噬。全球首映前的《奋斗》拷贝缺少片头、画面撕裂扭曲、高度损坏,远非如今呈现的清晰流畅。

  拯救《奋斗》,花费了电影修复师王峥和他的团队将近两年的时间。

  《奋斗》拍摄于1932年,老电影问题不一而足。王峥和同事们的工作,就是将其逐帧修复——症结轻微,就像Ps修图一样将污点、划痕等进行去除或覆盖;遇到一帧丢失一半的严重损毁,则需要通过差值计算、粘贴前一帧等手段进行补充。

  王峥介绍,每修复一帧画面需点击鼠标30下左右,每天一个人要修复6000帧左右,也就是要点击近20万次鼠标。电影每秒24帧,一部电影约有13万帧……所以,提及这一工作对从业者的要求,王峥最先想到两个词:坐得住,有耐心。

  无论是声音还是画面,“修旧如旧”都是修复的重要原则。用王峥的话说,“做修复并不是一个创造性的工作,尽量还原到最原始的状态才是我们的使命。”这不仅意味着技术修复,更是艺术修复,他们要综合电影的主题、内容、基调等,尽可能还原最初的风格,有时会邀请电影导演或者制作人参与修复。

  修复《本命年》时,资料馆邀请导演谢飞,按照当初的创作想法来还原片子的风格。但对于更老的《奋斗》,已找不到当年的创作人员来指导,只能依照肉眼观察法辨别胶片的初始颜色,团队二十来人,调色时用放大镜对着正片胶片去看,对比颜色,再花两个星期时间去资料馆查阅台本、海报等资料,最大限度地还原。

  画面修复完成后,有专人进行声音修复。他们要面对三台显示器:监视器对照颜色、示波器查看波形、主控器进行操作。之后才将声画对位,进行合成。出库、清洁、转数、修护、调色、合成、存储……每个步骤都通过专家的质量控制后,一部电影才算修复完成。

  《奋斗》一共修了五版,修复后期时间紧张,整个团队只能持久作战。“有时候修着修着就早上四五点了。”王峥给在家怀孕的爱人发微信消息:你醒了告诉我一声,我在车里躺一会。

  “我能怎么办啊,孩子们都在单位睡呢。”“孩子”是他的同事们。在这个平均年龄25岁的团队里,32岁的王峥已经是“老人”了。

  有人被工作的枯燥击退,也有人甚至尚未操作只是听闻工作内容就“吓跑了”,但王峥一直从毕业生做到了准爸爸,他觉得自己对胶片有情怀,觉得老电影值得留住,就算职业病侵袭了指关节、眼睛、颈椎,还是一帧一帧继续修。

留住时间



  追溯电影修复的历史,不需要穿梭太久远的时空。进入千禧年后,数字技术日臻成熟,而胶片产业则一路没落。当数字拷贝取代传统胶片出现在电影院,老电影开始远离人们的生活。

  同时,它们以不可见的速度遗失或者损毁。中国电影资料馆副馆长孙向辉曾在上海电影节上说:“我国国产影片保存下来的不到两万部,其中至少半数影片需要修复。”褪色、撕裂、脏点、霉变、划痕、酸变、收缩、扭曲……这是时光留在胶片上的烙印。

  大规模的系统修复在这样的背景下应运而生。2006年年底,中国电影资料馆牵头启动了“电影档案影片数字化修护工程”项目,在中国内地率先开始了发现、收集、拯救、保存中国胶片电影的工作。这一年,王峥从北京联合大学计算机专业毕业,当身边的同学纷纷投身IT行业,“向往艺术性强的领域”的他经过了中国电影资料馆的面试、考试,成了一位电影修复师。

  不过,不同于在故宫修文物的匠人们,古老的手艺可以世代相传;在资料馆修电影的王峥们跟行业同时起步,起初只能摸索着解决问题。

  2010年,修复版《梁山伯与祝英台》在故事发源地宁波放映,这部拍摄于1953年的电影,让中国有了第一部彩色戏曲艺术片。时隔几十年,老胶片以数字化的形式重新出现在银幕上,悠长的越剧吟唱中,镜头将玉水河边的风物拉近、朱牖推开,祝英台垂着眼睛出现在观众面前,丝发可见……

  电影院人声四起,坐在其中的王峥听到了诸如“好清楚啊”的感叹。多年后他依然一次次提起放映当天的场景:“你别小看这个惊讶,那种惊讶其实是对你工作的肯定,可能这个就是我的动力。”

  1953年版的《梁山伯与祝英台》是王峥修复的第一部作品

  王峥介绍,由于《梁山伯与祝英台》是大家着手修复的第一部作品,每个人都特别用功,任何微小的脏点都要修复掉,但这样的操作影响到了电影的清晰度,大银幕不会放过任何差池,面对失去了焦点的画面,只能返工重新修复一版。“修复不是最干净最好,这个度怎么拿捏;团队合作修复,怎么保持整个电影密度(分辨率和胶片噪点等)一致……最初阶段很多技术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只能一点点摸索。”

  《鼠与蛙》、《劳工之爱情》,这些上世纪20年代老电影的修复过程,都因为经典但棘手让王峥念念不忘。

  坚持的动力来自于完成后的成就感,他和同事会在修复版电影上映后自己买票到电影院看,从事一份不署名的工作,但“觉得这个东西是自己的。”另一方面,动力又来自与时间抗衡的紧迫感,“必须修复,再不修复就毁了。”

  工作辛苦,但成绩也是可观的。近十年的时间里,电影资料馆以每年修复100部高清、50部2K(分辨率2048×1080)的速度推进,修复过的老电影,都在中国电影资料馆以数据流磁带、硬盘等方式为载体进行永久保存,避免日后再次受损。把老胶片从时间手里抢回来,是在打捞和保留一个时代。

  今年是王峥从业的第十一年,挽救胶片的工作依然面临困难。很多二三十年代的电影只有一个孤本,一旦出现断音,就没有原始素材可以进行填补。

  计算机里藏着自动修复的功能,但修复师们通常只用来处理简单的瑕疵,更多时候,需要一帧一帧地人力修复。

  “天在下雪,要是用自动修复,雪就没了,计算机会认为它是脏点;有些电线,镜头一动就会被计算機误认为是一条划痕,可能就修复没了;包括推窗的镜头,窗棂会被认为是脏点,就给修掉了;倘若演员鼻子上有脏点,用自动的修,人脸一动,鼻子就扭曲变形了……”他举例说。科技发展,当人们都在讨论人工智能是否会取代人类,王峥替自己的工作给出否定答案。

  修复室里哒哒的鼠标和键盘声,还会继续响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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