阚莹莹

　　当无数个水珠挂在碗壁，它们只有同一个方向，那就是流向碗底，最终汇聚成一碗水。当一滴滴水变成大江大河，这一个碗就变成了能容纳源源不息的大江大河的“巨盆”，这样令人叹为观止的景象在中国西南地区，中国第一大河——长江的中上游就可以找到相应的地标——四川盆地。

　　河流总是人类文明诞生必不可少的条件之一。底格里斯河和幼发拉底河诞生了西亚最早的两河流域文明，流淌于沙海深处的尼罗河诞生了古埃及文明，印度河孕育出神秘莫测的古印度文明，而我们中华民族的母亲河——长江和黄河，则滋养了浩浩汤汤的五千年华夏文明，作为华夏文明最重要的组成部分之一，早在几千年前，巴蜀文明就在长江中上游地区繁衍兴旺，成为中国历史上一颗姣姣明珠。

　　身处四川盆地，巴蜀文明既有盆地之形，又有盆地之神，即在对各种文明的兼收并蓄中淋漓尽致地展现出海纳百川的气概和有容乃大的胸襟，并为巴蜀文明注入了开放多元、开拓创新的文化基因。

　　宝藏中的巴蜀文化

　　“巴蜀文化”作为一个科学命题，源于上个世纪二三十年代一系列的考古发掘，并于上世纪40年代被正式提出。

　　上世纪40年代，古史辨大师顾颉刚首次提出“巴蜀文化独立发展说”，否定了人们长期以来信奉的“巴蜀出于皇帝说”，认为巴蜀融合于中原文化是战国以来的事情。而在战国以前，巴蜀地区一直拥有自己独立的灿烂文明。

　　1986年夏，随着三星堆两个大型祭祀坑的发现，两坑上千件蜀国珍贵文物面世，三星堆文明自此正式走进世人眼中，成为20世纪人类最伟大的发现之一。在此之前，中国商代青铜器以、尊、鼎、鬲、壶、爵、角、觯等青铜礼仪用器为代表，以动物和人像为题材的造型则较少，独立人像的青铜制品更是几乎不见，而三星堆则出土了大量人像、人头像、人面具以及神树造型的青铜制品，从而极大丰富了中国商代青铜文明的内容。由于这些出土的青铜器与中原地区有极大区别，有专家认为，在夏商周同时期，巴蜀地区有着一只完全独立的、灿烂的青铜文明。

　　大量的考古文物显示，四川的酒文化源远流长。早在几千年前的古代蜀国，酒文化就已经发展到相当的程度。在三星堆遗址数以千计的珍贵出土文物中，有相当一部分陶器、青铜器属于酒器。这当中的陶器，最早的距今约4000年。1959年和1980年，在彭州竹瓦街发现了两处相距仅10米远的青铜器窖藏，共出土40件铜器，其中酒器12件，兵器28件。有人推测，这些青铜器的主人，可能是古代蜀国一位喜欢饮酒的武士。同时，考古工作者还在四川各地发现了大量商周至战国末期的酒器，包括陶器、漆器和青铜器，既有盛酒器，又有饮酒器，仅青铜器就发现了100多件。大量酒器的出土，足以说明古代蜀国酿酒业的发达和蜀人饮酒之风的盛行。

　　正是这份酒文化的延续，不仅诞生了酒仙李白，更有五粮液、泸州老窖等名酒传承至今，蜚声海内外。中国十大名酒中，川酒便占据其中四席。

　　蜀绣也是蜀文化的骄傲。蜀绣较早记载出于汉赋家扬雄，其《蜀都赋》云：“锦布绣望，芒芒兮无幅”。《史记》也记载，春秋以前，蜀国的帛便因品质优良而销往秦地和越地。同时，以成都为起点，精美的蜀绣、蜀锦经由南方丝绸之路被送往印度、中东等地。

　　三国时期，在诸葛亮的鼓励和提倡下，蜀锦蜀绣生产空前发展起来，生产量巨大，以至蜀汉亡国时库存尚有“锦绮彩绢各二十万匹”。左思在《蜀都赋》中说：“闤阓之里，伎巧之家，百室离房，机杼相和，贝锦斐成，濯色江波”，生动地描绘了当时成都织锦刺绣业之大盛的情景。魏文帝曹丕有一篇《与群臣论蜀锦书》，劝阻魏国的豪奢贵族不要购买蜀汉国的锦绣织品。

　　在清代，蜀绣则作为四大名绣之一，受到世人追捧。

　　尽管历史文献提供了大量有关蜀绣的记载，但长期以来，巴蜀地区尚且没有一件出土文物能够填补只有抽象图像资料的考古空白。直到2012年夏，成都市天回镇老官山一座西汉时期的墓地中，四部泡在水中的竹木质地织机模型重见天日。这部汉代蜀锦提花织机模型作为迄今我国发现的惟一有出土单位、完整的西汉时期织机模型有力地证明了两千多年前巴蜀地区蜀绣蜀锦文化的灿烂。

　　宝藏中的四川经济学

　　除了精美绝伦，意义非凡的实物宝藏，那些流传下来的文献资料，以及所呈现的历史画卷，也是先人留给后世的另类宝藏。透过这些宝藏，我们触摸到了巴蜀人创造的“门泊东吴万里船”的经济盛世，感受到了巴蜀人在经济发展上勇于创新，敢“开历史先河”的精神气。

　　唐朝安史之乱后，经济文化中心向南转移，扬州、益州（成都）成为全国最繁华的工商业城市，经济地位远超长安、洛阳，史称“扬一益二”。成都以及四川富庶繁华引得无数诗人为之赞叹，并留下了不少千古绝唱。其中，在成都锦江边远望的诗人张籍就被眼前的商贾众多，游客如织的商贸景象所震撼，写下了“锦江近百烟水绿，新雨山头荔枝熟。万里桥边多酒家，游人爱向谁家宿？”的诗句。

　　这种繁华，在李白眼里又是另一番景象：“九天开出一成都，万户千门入画图。草树云山如锦绣，秦川得及此间无。”这里，成都简直就是人间天堂，连那长安和秦川的风光也比不上。

　　时间往前推进，宋朝是中国历史上经济、文化、教育最繁荣的时代，达到了封建社会的巅峰。著名史学家陈寅恪说：“华夏民族之文化，历数千载之演进，造极于赵宋之世。”

　　在经济发展上，四川也紧跟时代，不遑他让，亮点之一就是在北宋时期发明了世界上最早的纸币交子，比美国、法国等西方国家要早六七百年。

　　作为官方法定的流通货币，交子又称作“官交子”，在四川境内流通近80年。《文献通考》曾记载：“（北宋时）蜀人以铁钱重，私为券，谓之交子，以便贸易，富人十六户主之”。

　　交子为何诞生于四川，而不是当时经济、文化更为繁荣的汴京？一是四川的造纸业在当时已十分发达，二是铁钱沉重，使用非常不便。巴蜀学者谭继和就曾经这样解释：当时，四川已成为重要的经济中心，但各地商人来四川做生意需要翻越难于上青天的蜀道，携带大量沉重的货币则十分不便。同时，当时的史料也记载，主妇到集市买盐往往需要携带很多铁钱，“小钱每十贯重六十五斤，折大钱一贯，重十二斤，街市买卖，至三、五贯文，即难以携持。”

　　五千年巴蜀历史，还有数不清的文物宝藏等待着世人掀开泥层，以重见天日，还有数不清的文献宝藏等待世人解读，以拨开历史云雾，但无论怎样，四川宝藏带给人们的巴蜀往事和那些巴蜀精神，已深入巴人骨髓，成為巴蜀文明的基因，代代相传，永不停止。endpri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