聂姚

　　考古，是一项枯燥的工作，不仅是重复性体力劳作，还得耐住寂寞，特别在没有网络和电话的年代，闲暇之余更是难熬。

　　考古的目的在于还原历史的本来面貌。

　　王鲁茂曾任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考古队队长，他和考古打了大半辈子的交道，曾参与三星堆遗址、罗家坝遗址、中路古遗址等多个重要遗址的考古工作。在他看来，考古虽艰苦，但乐在其中。

　　铲子里的五千年巴人史

　　1998年，达川地区（今达州市）文物管理所马所长急匆匆地找到王鲁茂，告诉他宣汉县普光镇进化村的村民在罗家坝务农时经常挖到文物，不仅如此，有时下雨也能有文物被冲出来。由于没有进行发掘，只能凭着现有文物初步判断为战国墓葬群。马所长担心因缺乏保护，会导致文物流失，希望能尽快进行抢救性发掘。

　　王鲁茂了解情况后，迅速向上级递交了抢救性发掘申请。批复很快下来了，国家文物局批准了两个，合计五十平方米的探方。

　　1999年9月，由王鲁茂带队，考古队员们来到罗家坝，和达州市文物管理所、宣汉县文物管理所组成了联合考古队，正式开始考古发掘工作。

　　罗家坝遗址地处秦、楚、巴、蜀交界地，前、后有两条河将其环抱。这里风景优美，土地平旷，田畴交错，绿树掩映，当地村民世代以打渔和农耕为生，日子过得安详而宁静。

　　每天早上七八点钟，考古队就乘船到达对岸的罗家坝，他们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由于下雨和出大太阳的日子都不能工作，王鲁茂就开玩笑说，“有时侯连续工作了很长时间，这个时候我们心里就想，啥时候才能下场雨啊。”

　　在考古挖掘正式開始前，要先判断出文物的范围。凭借多年的经验，王鲁茂一眼断定出文物的中心区域就在河边的台地上。果然往下挖了不到半米，就出现了大量文物。

　　之前，罗家坝被判定为战国时期墓葬区，但令队员们没想到的是，出现在最上层的竟然是汉代文物，这说明，战国后还有人在此生活。接着往下发掘，在汉代文物下面依次出现了春秋战国时期、商朝，直至新石器时代晚期的文物。

　　这个发现令在场所有考古队员都惊叹不已——罗家坝不是单纯的墓葬区，而是一个遗址。这次考古发掘一直持续到当年12月。

　　对于这次的考古，王鲁茂连声感叹，“这次发掘结果太了不起了，罗家坝保留着巴人如此完整的文化堆积和文化链，而这次发掘后不久，正好赶上申报第五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在我的申请下，罗家坝也报了上去。至今我还记得我在申报书上写了这样几句话：虽然罗家坝遗址此次发掘面积小，但是它包含的内容、给我们传达的信息及其丰富。三峡地区是巴文化的重要区域，三峡大坝蓄水以后，重庆地区的巴文化遗址荡然无存，而罗家坝遗址将是我们现在所知晓的研究巴文化唯一一个中心遗址。”

　　提交上去后，专家一致通过评审。罗家坝，一个只发掘几十平米，并且只发掘了一次就直接成为国家级文物保护单位，“这在全国都很罕见的。”王鲁茂说。

　　用文物解开历史之谜

　　人们通过史书了解历史，而考古又补充了史书的缺失、印证了史书的记载，罗家坝考古即是如此。

　　罗家坝遗址文化堆积非常完整，它记录着巴人不同时期在此的生活状况。

　　战国时期社会剧烈动荡，战乱频繁。“我们在挖掘到战国那层的时候，在墓葬中发现了大量的兵器陪葬品，有钺、剑、矛等，除此之外，我们还发现尸骨中有很多是断手、断脚，并且肢体也有不同程度的缺失。在很多尸骨上还留有箭头，有的嵌入骨中，说明在这个时期，罗家坝曾经发生过大规模战乱，或者说这些巴人参加了当时战争。而挖到春秋时期的墓葬时，陪葬品就变了，多是青铜礼器，说明这个时期罗家坝的巴人，生活比较安逸祥和。”

　　截至目前，人们还没有发现关于古巴蜀历史的文字记载，但上世纪20年代开始，四川陆续出土的很多青铜兵器上都发现刻有巴蜀图语，在三星堆遗址、罗家坝遗址中的兵器上也都有，这些图语被普遍认为是古巴蜀用来记录语言的图腾或宗教符号，是一种象形文字，也是巴蜀文字的雏形。但遗憾的是现在还没有人能释读出来。

　　考古的魅力还在于能揭开诸多历史之谜。比如三星堆的考古结果就印证了一些历史记载和传说。王鲁茂曾参与过三星堆遗址的发掘工作，“蜀和商的关系非常密切，‘天命玄鸟，降而生商，商朝时期，人们有着浓厚的鸟崇拜传统观念。三星堆出土的一个青铜面具是在两眼之中高高耸出云雷纹纹饰，它意思是‘云在我的眼前，我在天上飞翔，从文物载体上印证了商朝对鸟的崇拜。”

　　不仅如此，考古还能帮助厘清一个地区的发展历史。比如一提到羌族人居住地，第一个反应就是茂县、汶川、理县的一部分，但实际上古羌人的生活范围十分广泛。

　　“羌”，原是古代人们对居住在我西部游牧部落的一个泛称。2000年，王鲁茂在汶川姜维城考古时，在那里发现了距今5700多年的马家窑文化。马家窑文化主要属于甘肃、青海，这说明在5000年前，就有一支分布于上述地方的羌人迁居于此，他们带来了中原文化。今甘肃、青海的黄河、湟水、洮河、大通河和四川岷江上游一带都曾是古羌人的活动中心。

　　当时的蜀地还是蛮荒之地。王鲁茂介绍说，“羌人极具开拓性，他们来到这里后，统治了当地土著，和他们融合在一起，建立并形成了强大的蜀国。我们现在认为，制造的三星堆的蜀人，也是受到了依附于商的古羌人带来的中原文化的影响，因此，蜀国商文化这么发达和羌人有很大关系。”

　　羌人在汶川这个地区生活了五千多年，全世界只有这一个民族在一个地方生活这么久，在王鲁茂看来，这就是一个奇迹。

　　与死神擦肩而过

　　考古，是一项枯燥的工作，不仅是重复性体力劳作，还得耐住寂寞，特别在没有网络和电话的年代，闲暇之余更是难熬。

　　在罗家坝考古时，只有村上一部电话可与外界交流，和亲人联系十分不便。那年中秋节，王鲁茂至今难忘。“宣汉县县长亲自带队到工地上慰问，大家中午一块在老乡家吃个饭，照了个相。”王鲁茂掏出手机，一下就翻到了那张照片的翻拍版。endprint

　　考古工作具有突发性，经常是头天说，第二天就走。在那时，买卧铺票需要提前很久才能买到，考古队员一般都是坐硬座。每次出差，除了工具以外，考古队员们还会必备一个铁饭盒，里面装满卤肉和切好的香肠，有时他们还会带几瓶酒。

　　“那时没有网络，一天考古工作完成后，十几个人吃完晚饭，聚在院子里侃着大山喝着酒，然后再沉沉地睡一觉，第二天一早起来继续工作，倍儿精神，大家聚在一起的日子真好。”王鲁茂回忆起当年的工作环境，有些意犹未尽。

　　在中路古遗址的考古，是大家“聚得最拢”的一次。

　　1990年，王鲁茂奉命前往甘孜藏族自治州丹巴县中路乡进行考古。“我们租了当地藏民家顶楼的一个房间。这个房间长度大概不到四米，宽最多两米，然后在上面垫了几匹砖，再搭上木板，这就是床。我们所有的队员只能住在这一间屋子里，但是有11个队员，怎么办？我们每个人都只能侧着身子睡，连翻身都困难。”他们这一侧，就侧了近两年。

　　而这次考古的艰难程度远不仅于此。

　　从成都前往中路，要经映秀，过卧龙沟，翻巴郎山，晚上住小金。道路险阻，每次需要两天时间才能到达。

　　“有一次回成都，经过小金时，山体突发泥石流。左边是悬崖河谷，右边是缓缓下滑的泥石流，汽车正被泥石流缓慢地推向悬崖边。”

　　正常人的反应一定是弃车逃生。但考古队员们当时面对生死一刹那间的抉择时，选择了全体下车，站在背靠悬崖的一边，试图用身体的力量阻挡汽车向悬崖方向移动。“人的力量哪里能扛得過大自然，当时泥石流已经没过了我们的小腿，车还在继续往悬崖滑。”

　　“为什么不弃车逃生？”本刊记者问。

　　这个问题打断了王鲁茂的回忆。他迟疑了足足有好几秒钟，然后说道，“弃车逃生？文物和资料全部都在车里！”或许作为考古队员的他们在生死关头，做出这样的选择是种本能，根本就没有考虑过为什么会这样做。

　　不过幸好，当时对面来了辆大卡车，在卡车司机的帮助下，他们迅速拖出了陷在泥浆里的汽车。一车人，一车文物，完好无损。

　　这事过去之后王鲁茂才觉得有些后怕，不敢想象后果会有多严重。

　　三星堆遗址的发掘把巴蜀文明推前到5000年前；罗家坝遗址的发掘为巴人发源自川东地区提供了考古证据；成都市商业街船棺的发掘反映了古蜀开明王朝的丧葬习俗……考古队员，这群略显神秘的群体，他们是文物的发掘者，更是历史的解密者。endpri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