蒲仕明

　　渐行渐远的故乡

　　2015年7月，陈雄决定回家。

　　那时候，距离国务院办公厅《关于支持农民工等人员返乡创业的意见》出炉不到一个月。陈雄老家的政府与电商巨头阿里巴巴携手，启动了“农村淘宝合伙人”招募计划。他回忆，“首批建设55个农村淘宝服务站，有超过4000人报考，竞争之激烈，都比得上考公务员了。”

　　当时的陈雄在杭州一家淘宝网店从事农产品营销策划工作，看到消息后，想都没想就决定回来。“老家的农产品我太熟悉不过了，一定能够搞起来！”

　　但回到老家后他就懵了。老家所在的村子还没有安装宽带网络，物流成本也居高不下。不过他仍保持乐观，“产品质量在那里，只要包装策划得当，价格上去了，这些都不是问题。”

　　在政府的支持下，注册手续完成得很快。在进入实质性的营销阶段后，陈雄突然发现，自己对家乡的了解已经远远不够了。

　　由于公司急需营销人才，他在当地论坛上发帖，希望找到一批自己的“创业合伙人”，但对方一听到“营销策划”就说，“跑销售？那就算了。”后来他只好把岗位说成“文案专员”，希望能够找个做新媒体文案的，自己可以做营销策划。

　　“一开始条件写上：本科学历，一年以上经验。当时在论坛上就被一顿冷嘲热讽。”陈雄说，后来招来了几个高中毕业生，他们的履历上无一例外写着“曾经担任过网吧网管”。

　　陈雄决定从头对他们进行培训，文案、图片、包装、品牌、客服……他试图用自己在互联网行业的经验唤醒这批年轻人的梦想。当他兴致勃勃地跟员工讲述互联网时代的无限可能时，他们却更喜欢一边抽烟一边在微信上打麻将。那一刻，陈雄深刻地觉得孤独而无力。

　　刚回到老家的时候，陈雄很喜欢开着车在老家的城市和乡村里打转。看着一个个万亩农业产业园落成，或是一栋栋现代化的高楼不断刷新县城的天际线，他都会骄傲地在朋友圈里发出感叹：“这里的变化，可能比杭州还要快。”

　　而现在，他突然觉得，虽然改变每天都在发生，但他却始终徘徊在变化之外，像一个路人。那个曾经熟悉的故乡，已与他渐行渐远。

　　2015年12月，陈雄第一次策划年货产品的销售没能达到预期，还亏损了三万多块钱。这时候，一位长辈告诉他，在小地方做生意，“圈子很重要”。正逢春节，他又开始参加一场一场的“朋友聚会”或是“婚礼寿宴”……这些聚会似乎有了帮助，“圈子”开始注意到了这个“卖山货”的年轻人，开始向他进货。

　　春节前，陈雄拉着一车产品到县城向“圈子”朋友送货，但对方收到产品后打个哈哈说了声谢谢，没有给钱的意思。后来他试着问钱的事儿，得到的回答却让陈雄有苦说不出：“因为我们是朋友，我才帮你推广产品，你还问我要钱？”

　　接近两万元的产品，陈雄只收到了不到两千块钱。他在朋友圈里吐槽，却被长辈一顿训斥，让他不要伤了亲戚朋友的和气。那天晚上，他一个人驱车穿过霓虹闪烁的街区，突然很怀念在杭州的生活，怀念曾经租住的那间只有几平方米的小屋子，怀念那份熟悉和融入的亲切感。

　　契约抵不过人情

　　“我不是一个冲动的创业者，喜欢按照规划一步一步来。”回乡前，陈雪是成都一家乡村酒店的中层职员。为了回乡开办农家乐，她深入调查了成都、重庆、武汉、西安的模式。因为品质好、服务好，农家乐从2014年创立以来生意一直不错。

　　为了搞出特色，她与当地农户签了20年的合同，租赁了农家乐周围的10多亩土地。土地的一部分用来给农家乐提供新鲜的食材，另一部分成为顾客体验的场地。

　　2015年10月，她的农家乐遭遇了一次危机。租地的农户看着她的生意很好，吵闹着要涨租金。她一开始很强硬，决定坚持“按合同办事”。但村民组织起来，跑到她门口“晒太阳”，她选择了报警。但村民的行为并不违法，只能进行调解。在等待调解的过程中，村民开始在她的农家乐外围的土地堆放农家肥。“臭气熏天，还能做农家乐？”陈雪选择了妥协。一个村民“语重心长”地告诉她，“既然你赚钱了，就应该想着乡亲们啊！”

　　说到赚钱，每次临近年底的陈雪都很烦。因为每到了这个季节，她要么是在要账，要么是在要账的路上。“乡里乡亲的，不赊账会被大家认为无情无义。”2017年，她的应收款是80多万元，但目标只定到50万。“能完成目标就不错了。”陈雪无奈地说。

　　以前在乡村酒店工作的时候，陈雪也会遇到此类问题，但最终大家都能按照契约行事。她希望在家乡创业，大家也能遵循这一最基本的商业逻辑：“这样我们才没有后顾之忧，可以放心地大干一场。其实，我们发展好了，乡亲们也会间接受益。比如，我多招一个服务员，村民就会多一个就业机会。”

　　但由于进场门槛低，乡村旅游虽然市场很大，竞争也十分激烈，每年都有很多创业者雄心勃勃而来，灰心丧意而去。

　　陈雪说，媒体上一个个让人热血偾张的统计数据、一个个搅动人心的致富领头人的故事、一个个激情澎湃的创业成功典型事例，都给人“创业路上遍是黄金”的错觉，让人很少去关注成功者的艰辛和失败者的伤感。

　　目前，作为所在县域一个“返乡创业”成功者的典范，陈雪总被邀请去为返乡创业者做报告，除了传授经验，还要给他们打气。但看着周围的创业者来来去去，看重契约，却又深陷家乡人情重围的陈雪对农家乐的未来并不十分乐观，总担心自己哪天也会选择离场而去。

　　不仅仅只有成功

　　2012年，杨城从北京返回老家开始创业，创办了一个属于自己的生态养鸡场，最多的时候，场上有近3000只土鸡，出栏后能挣十多万元。

　　2013年，突如其来的新型禽流感H7N9打了他一个措手不及。“突然间鸡和鸡蛋就卖不出去了，白送都没人要。”杨城说，“几千只鸡拿在手上，每天吃粮食都要几百块。”短短半年多，他的生态养鸡场宣布破产。为此，他搭上了多年的积蓄。

　　但这次经历也让他明白，一个真正的创业者，首先应该考虑市场的多种可能性，并有相应的应急预案。收拾好养鸡场的残局，杨城再次回到熟悉的北京，重操装修旧业。

　　2015年7月，杨城在网上看见《关于支持农民工等人员返乡创业的意见》，心里燃起再次创业的激情。当年9月，在亲友的反对声中，他回到老家，启动了二次创业。

　　这次，他谨慎地选择了家庭农场作为创业的切入点。他不再盲目追求規模，而是小心翼翼地将生产和销售维持在自己可控范围内。“这两年没赚到钱，但至少没赔钱，我积累下来的经验和口碑就是财富。”在这次创业过程中，杨城没有向政府和银行要一分钱，全靠自己努力适应市场规则。2017年，看到市场可期，杨城的弟弟决定留在老家，和他一起“搞事情”。

　　杨城选择了重新站立，但更多的返乡创业者，却没有足够的资本和勇气再尝试。杨城说，“创业者能够成功的毕竟是少数。在大家为创业成功者喝彩的同时，更应该多关心一下那些失败的创业者。在返乡创业中，他们同样鼓足了百倍的勇气，付出了巨大的代价。如果在他们面临困境的时候，给他们多一些鼓励、多一些关怀，也许他们就能挺过去了。”

　　陈雪认为，就政府而言，深入分析创业者失败的原因意义重大。藉此，政府不仅可以发现自身工作，以及政策上的不足并且予以修正，还可以将失败者的经验教训传给其他的创业者，好避免重蹈覆辙，从而更好地帮助他们打开成长空间。同时，对于那些濒临“死亡”的创业项目，也许一个合理的建议、一笔短期的“活命”资金、一个宽容的舆论环境就能助其起死回生，而这些工作，也需要政府的积极推动。

　　创业失败的陈雄选择离开了故土，再赴他乡。谈起这次的返乡创业，他有些苦涩，“曾经以为凭自己的本领和对家乡的了解，回乡创业一定会如鱼得水。这次返乡，我突然发现，我对家乡的认识其实还停留在离家的那一刻，对于现在的家乡，我已经只是一个陌生人了。这种陌生感让我在创业中感到无所适从。”

　　尽管如此，陈雄认为，在时机成熟时还会再次选择返乡创业：“返乡创业其实不需要多少钱和所谓的圈子，最需要的还是那种一起拼搏的氛围和感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