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稻葵

　　新时代中国经济的三个特点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中国经济毫无疑问也进入了新时代，新时代的中国经济有什么特点、有什么挑战，需要怎样的新思维？这是十九大胜利闭幕之后大家特别关心的一个重大话题。关于中国经济在新时代有哪些特点，我总结出三个。

　　特点一：超大规模的实体经济。中国实体经济的规模现在是美国的1.3倍，而2001年的时候，美国的实体经济是中国的3.7倍，日本的實体经济也比中国高。同时，中国的储蓄非常多。打个比方，假如中国经济是个家庭的话，这个家庭每年至少40%的生产出来的产品和服务它自己消费不了，然后就储蓄了，储蓄是经济增长之源。

　　特点二：要素相对成本大逆转。由于中国经济的技术获得能力很强，使得过去十几年，中国劳动力几乎没有增长，而资本上去了，这是中国经济新时代的一个重大特点。同时，我们摆脱了资本和资金短缺的历史，成为资金和资本相对充足的国家。

　　特点三：新时代国民需求的高端化、多元化。宝马汽车全球最大市场是中国，在中国市场上热卖的车型是中高端车型，但在美国热卖的是低端车型。同时，在高端消费市场，如果国内满足不了国人的高端需求，国人就选择出国购买。这几年，中国的消费已经占到了GDP的47%，每年能够上0.7或0.8个百分点，拉动增长的效应十分明显。

　　三大里程碑式展望

　　对于十九大后的中国经济，2020年、2035年、2050年这三个时间节点非常重要。

　　第一个节点，到2020年，我们应该非常接近世界银行所定义的高收入国家的门槛。到那时，中国的人均收入应该能够达到1万美元。当然远远不止收入水平这一项，按照购买力平价来看，到2020年中国发展水平会接近美国的三分之一，这对一个大国来说是非常不容易的。所以到了2020年，中国人可以骄傲地说，我们没有拖全球经济发展平均水平的后腿。

　　从另一个维度看，2020年绝对不止是收入水平提高，更重要的是全面消灭贫困，实现从过去生活条件恶劣的农村，转向现代化的新农村。另外在民生问题上要解决百姓的一些痛点，比如就诊看病。

　　第二个节点，到2035年，中国将跨入高收入国家的行列。在民众的生活、人均发展的水平、国家的富裕程度上，我们将进入人口超过500万的中大型国家的30强，人均GDP达到美国的50%。这个数字是非常有意义的，根据我们的分析，如果一个国家发展水平能够达到全世界大国发展最高水平的50%以上，也就是说达到美国的50%以上，这个经济体就比较稳定了。根据十九大报告，到2035年，中国要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这个“现代化”除了经济水平，还包含了民生、法治以及百姓的文明程度和心态等等。

　　第三个节点，到2050年，中国将进入中大型国家20强，人均GDP将占到美国的70%，人均收入水平相当于法国。我们的国家还有很多地方和法国的埃菲尔铁塔、卢浮宫一样具有全球吸引力，那时的中国会更有魅力。

　　未来需应对六大挑战

　　第一，一定要严防系统性的、区域性的金融风险。2017年7月份全国金融工作会议召开，一个关键词就是“稳定”，坚决不能发生风险，这是底线。中国目前的主要金融风险是流动性较大，大量的金融资产是以流动性很强的存款和现金的形式存在，折算成美元是23万亿美元，而央行手里只有3万亿美元的外汇储备，只要有1/6的人不相信中国的金融体系，准备出国，我们的金融就会出现问题。所以，未来的十年、二十年，中国资金跨境的流动都需要加强管理。

　　第二，在解决发展不平衡的过程中，寻求新增长点。目前就经济层面来讲，表现为区域发展不平衡，比如，江苏省是全国人均GDP最高、人均生活水平最高的省份，而邻居安徽省到目前为止人均发展水平为全国倒数第六。如果安徽省能够利用好自己的优势，实现中部崛起，那么它的增长速度就能够提升起来，这恰恰是中国经济一个重要的增长点。事实上过去三四年，安徽省的增长速度确实非常高，合肥已经成为中国经济增长的一个典型。

　　第三，要提高劳动力素质。世界经济的发展说到底是劳动力之间的竞争，同样的装配线，同样的流程，中国的劳动力能不能干得比发达国家强，能不能够让工厂的生产能力永远留在中国，这是关键。这就要求要提高劳动力的生产效率，提高工作能力。未来还有一个竞争是人跟机器的竞争，所以还要提升劳动力的教育，提升服务能力。

　　第四，要应对人口老龄化的挑战。我们人口在加速老龄化，到2035年中国就是一个老龄化的社会了。我们会不会出现像美国那样医疗花费在GDP中的比重达到18%？这会给经济背上较重的包袱。同时，我们也不能完全靠家庭养老，如果靠家庭养老，再过20年，年轻人需要回家照顾老人。所以我们必须要探索一条符合中国实际的、高效的养老体制。

　　第五个挑战也非常明显，投资要谨慎。走出去投资，这其中的学问很大。在新型开放发展战略上，不能仅仅把储蓄配置在美国的资产上，不能像当年日本一样匆匆忙忙出国购置资产，那样一定会吃亏。

　　第六，中国在发展的过程中，面对国际社会唱衰中国经济的舆论，不仅要讲中国的经济故事，更要研究出中国自己的理论。理论上不去，理论讲不圆，在国际上、在政策发展问题上就会永远吃亏。以英国为例，英国人在1775年时开始搞工业革命，同年亚当·斯密出版了《国富论》，《国富论》为英国创造了理论，不仅是理论，还是一种思想，影响了很多人，所以大家都觉得英国工业革命是世界的福音。在美国，二战结束后诞生了米尔顿·弗里德曼，他是一个很好的传播者，非常会利用电视媒体等传播渠道宣传自由市场经济，符合当时美国所主导的自由市场经济的精神。在这方面不成功的国家是日本，日本人将近30年的经济衰退怎么来的？我讲一个观点，也许有争议，那就是经济学没搞好。日本人的优点是对待技术精益求精，但是日本人的缺点是思想层面没有学到西方的精髓，这么多年几乎没有在理论上能够讲得圆的高级学者或者官员。日本这么多年来的汇率、货币政策、体制问题，都没有讲清楚。

　　所以，我们的责任重大，中国未来的发展不光是要解决具体问题，更重要的是要把中国的理论讲出来，为什么我们要这么做？为什么政府跟市场要同时使劲？过去我们成功的经验在哪里？未来我们为什么要坚持这些经验？为什么美国和欧洲会出现问题？把这些从理论上讲清楚，这是我们的责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