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后一公里村庄》

　　作者：[中] 贺雪峰

　　最近十多年我们一直在农村进行调研，2004年我主持成立华中科技大学中国乡村治理研究中心，十多年来中心师生已在全国累计调研了数万个工作日。2013年至2015年，中心师生利用春节返乡的机会撰写回乡记，从所写的近300篇回乡记来看，虽然每个人的家乡不同，看问题的角度不同，所写的主题也不相同，但所有文章都自然而然地汇成一个时代主题，就是当前中国农村正经历着史无前例的巨变。

　　在读中心研究生所写的回乡记时，我发现这些年龄比我小20岁的同学他们记忆中小时候的家乡，也就是20世纪90年代的农村，竟然与我儿时的家乡十分相似。在2000年以前的数千年，中国农村的农民主要收入来自农村，尤其是农业，农民很少流动，村庄相对封闭，农村社会的变化极其缓慢。而到了2000年，农村变化来到了一个关键节点，中国农村普遍出现了农民大规模进城务工经商的现象，农民家庭收入越来越依赖于村庄以外的城市工商业收入。

　　2000年中国的城市化率为36%，2014年中国城市化率已超过53%，短短十几年，中国城市化率提高了接近20%，大约1/4农村人口进城了。

　　农民进城，中国农村一直以来存在的人多地少的问题在很大程度上得到了缓解，农民收入提高，农村贫困减少。在这个意义上，农民进城是农民的选择，是主动的。同时，农民进城往往只是家庭青壮年劳动力进城，而不是全家进城，全家进城的成本太高，农民工的收入不足以支撑整个家庭在城市的体面生活。农民选择了年轻子女进城务工经商、年老父母留村务农的“以代际分工为基础的半工半耕”家计模式。当前中国大约70%的农民家庭选择了这种家计模式，这种模式可以让农民家庭同时获得务农收入和务工收入，而农村生活成本比较低，这样每年都有经济上的节余。有节余的日子才是比较好过的日子。但同时，这种“半工半耕”家计模式下出现了留守老人和留守儿童，农村出现空心化，之前维系农民基本生产生活秩序的社会结构也开始发生变化。

　　农民进城，对农民家庭来说当然是利大于弊，但对村庄生产生活秩序则是弊大于利。国家从2000年开始大规模向农村转移支付，不仅为农村的最弱势群体提供了低保和困难救助，而且为农民提供了基本保障和社会保险，缓解了农村中的绝对贫困。国家资金还为农民提供了大量的水、电、路等基础设施。农村基础设施和基本公共服务正在快速改善。

　　国家投入解决了农村存在的一部分问题，但国家投入不是万能的，很多公共服务还要依靠农民自己解决，比如国家不可能为每一个农户打扫他们门前的“生活垃圾”。这就是国家投入到农民需求之间的“最后一公里”的问题。在维持村庄基本生产生活秩序的传统力量已经弱化甚至解体，而国家行政力量又无力来接替时，农村社会就出現了各种新的问题。这些问题不仅表现在“垃圾”等看得见的问题上面，而且还表现在恶性竞争、人际关系日益冷淡、赌博越来越普遍、地下宗教泛滥等方面。这些问题几乎渗透于农村社会的每一个层面，且正是这些问题的聚集呈现出惊人的农村巨变。endpri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