燕巧

　　张宗荣到杜甫草堂工作的时候，草堂的门票是5分钱，后来张宗荣从武侯祠退休的时候，门票都提到了30元。千百年来，因为杜甫，因为很近的地理距离，杜甫草堂和武侯祠都有各种牵连，张宗荣的工作亦是如此

　　1963年张宗荣才到杜甫草堂工作的时候，杜甫草堂的门票还是每张5分钱，1982年去武侯祠工作的时候，武侯祠的门票每张5分钱，而2000年张宗荣从武侯祠退休的时候，武侯祠和草堂的门票都提到了30元。公元759年，杜甫定居成都草堂，第二年，他游览武侯祠之后，写了“丞相祠堂何处寻，锦官城外柏森森”这首千古传唱的咏史诗《蜀相》。千百年来，因为杜甫，因为两个馆很近的地理距离，杜甫草堂和武侯祠都有各种牵连，张宗荣的工作亦是如此。

　　早前的草堂与年轻的张宗荣

　　现年77岁的张宗荣退休前是成都武侯祠博物馆的馆长，而去武侯祠之前，在四川省城市规划设计院短暂工作之后，张宗荣一直在杜甫草堂工作。

　　1963年，张宗荣刚去杜甫草堂工作时，公交车只到现在的青羊宫，在青羊宫下车后，张宗荣需要走一公里多的路去草堂。那时候的杜甫草堂位于当时成都的郊区，沿路都是农田和菜地，跟今天地处黄金地段的杜甫草堂有很大差别。草堂也不叫杜甫草堂博物馆，叫杜甫草堂管理处，武侯祠叫武侯祠文管所，这两个馆，都是1984年更名为博物馆的。

　　今天在杜甫草堂的文献图片资料展示室里，有一张钱学森和张宗荣的合影。钱学森上世纪70年代的时候来参观草堂，张宗荣为他担任解说。回忆起当年的情景，张宗荣记得，“钱学森不怎么讲话，我讲解完一个地方，他就点点头，不问问题。”

　　草堂接待过无数政要名人。1958年，毛泽东来草堂参观，站在草堂影壁前观看用青花碎瓷镶嵌的“草堂”二字，留下了一张珍贵的背影照，现在还悬挂在花径门廊旁供游人参观。邓小平先后五次参观草堂，1986年春节期间，邓小平第五次参观草堂时说：“到成都不来草堂，就等于没到成都。”

　　张宗荣回忆，许多人都来过草堂，但来草堂最多的还是朱德。朱德喜欢兰花，杜甫草堂有一个兰草园，这是朱德每次来必去的地方。1960年春节期间，朱德来草堂参观兰草园的时候，对草堂的兰草赞不绝口。时值兰花正开，淡雅清香，他说：“真是好草。”看到工人正在給兰草翻盆，就问兰草该怎么养护，什么时候浇水、施肥？一边问一边和工人一起给兰草翻盆。直到随行人员提醒时间到了，他才不舍地离开兰草园。

　　朱德每年从广州回北京途经成都时都要来草堂看兰花，为了迎接朱德的到来，草堂也将兰草园进行了适当的扩充和整修，1962年的春节，朱德还给草堂带来了几盆广州的兰草品种。今天在草堂兰苑中看到的不少兰草品种，其中就有朱德送来的。

　　武侯祠的逐渐壮大

　　到1982年，张宗荣调到当时的武侯祠文管所任副主任，1984年武侯祠更名为博物馆，张宗荣就任副馆长，1991年任馆长。到了武侯祠后，张宗荣就主抓武侯祠的园林建设和文物保护。

　　从四川省城市规划设计院调到文博系统后，张宗荣主要从事园林规划的工作，他也是当时省里文博系统里唯一的园林规划高级工程师。而提起武侯祠的园林建设，张宗荣说得最多的就是碧草园。

　　1994年有记者采访张宗荣时，就写到“碧草园是张宗荣的得意之作”。今天去武侯祠，能看到碧草园就在刘备殿的旁边。但张宗荣来武侯祠的时候，这里还是武侯祠职工的宿舍区。因为是职工宿舍，每天都会烧火做饭，烟囱离刘备殿非常近。“很容易引起火灾，很危险。”张宗荣回忆说。

　　后来，他向上级打报告申请将职工宿舍迁走，领导批准后，张宗荣将职工宿舍建在了馆外面，将这个地方建成了现在的碧草园。“碧草”这个名字也是出自杜甫《蜀相》里的“映阶碧草自春色”而来。

　　武侯祠红墙夹道围起来的刘备墓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杂草丛生，张宗荣过去之后把刘备墓的杂草进行了清理，并引入了假山和盆景，为游人增加了游览景点。

　　武侯祠和杜甫草堂有很多相似的景观，红墙夹道和盆景园感受最直接，两馆的红墙夹道都是清代建成的，武侯祠的盆景园则是张宗荣引入草堂盆景建起来的。张宗荣在草堂工作时，草堂的盆景在成都乃至西南地区都是有名的，它是川派盆景的代表。草堂盆景组也被省内园林界誉为培养盆景制作和园艺技术人才基地。

　　在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因为经费短缺，武侯祠的园林建设基本没什么发展和变化。张宗荣在武侯祠工作期间，经费逐渐宽裕，对武侯祠的大门、刘备殿、诸葛亮殿以及祠内的古建筑进行了一次全面的维修，这次维修也是建国以来最大的一次维修。

　　除了园林建设，张宗荣另一项工作就是文物保护。1983年，张宗荣主持成立了诸葛亮研究会。张宗荣说，“作为国家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最重要的就是要把文物保护好，把学术研究好。”诸葛亮研究会成立后，博物馆的技术人员为了搜集诸葛亮与三国的遗迹资料，跋山涉水，足迹遍布全国十几个省市。为了宣传和研究三国文化，博物馆参加学术会议，撰写文章，日积月累，成都武侯祠的保护和管理在当时全国1300多个文博馆中，跻身12个先进集体行列。研究会的成立为武侯祠扩大了影响，也为今天成都武侯祠的声名远播奠定了基础。

　　现在武侯祠内，诸葛亮殿后面是三义庙，但在1997年前，三义庙并不在武侯祠里。三义庙原来叫三义祠，原址在提督街，是后人祭祀刘关张的祠庙，现在提督街附近的街名都还保留着忠烈祠的字样。后来为了城市建设的需要，三义庙原址被征用，三义庙要迁往哪里就成了难题。因为三国主题的一致，张宗荣申请将三义庙迁来了武侯祠，建在诸葛亮殿北面，与诸葛亮殿、刘备殿、武侯祠大门在一条中轴线上，武侯祠的三国文化也更浓厚了。

　　两馆的古树重生

　　张宗荣说，杜甫草堂作为名人纪念园林，武侯祠作为寺庙园林，两个园林的树就不同。杜甫草堂主要以楠木为主，草堂楠木林的历史可追溯到唐代，杜甫因钟爱楠木将草堂茅屋建在现在位置。而武侯祠则以柏树为主，中国人常在墓地种柏树，以表达后人对前人的敬仰和怀念，而武侯祠的柏树更是诸葛亮为缅怀刘备所植。两三百年后，刘备陵园的柏树已渐苍郁，粗大者枝形如龙蛇盘绕。

　　而上世纪70年代到90年代期间，草堂的古楠木、武侯祠的古柏树都大量死亡，草堂每年以数十株的速度砍伐死楠木，有的直径达七八十公分；武侯祠则有几十株树龄逾百年甚至数百年的古柏在逐渐衰亡，到1996年，百年古柏就只剩9棵了。

　　为了调查树木死亡的原因，草堂和武侯祠分别成立楠木科研小组和柏树科研小组。科研小组一致认为主要有三个原因导致树木死亡：一是缺水，地下水位不断下降；二是病虫害；三是大气污染，酸雨频繁。张宗荣回忆，上世纪末，成都主要以烧蜂窝煤为主，空气里都能闻到浓浓的硫磺味。

　　首先草堂开拓沟渠，引水入园；其次筑巢引鸟，降低虫害对树木枝叶的侵害；最后随着东郊工矿企业搬迁，空气好转，酸雨也随之减少，同时又不断新植一批楠木，经过几年的努力，草堂的楠木逐步复苏。武侯祠柏树的恢复工作则要难一些，楠木能移植，但柏树移植难度更大，张宗荣任武侯祠博物馆馆长的时候，柏树移植了几批未见成效，后来更换柏树树种，随着多年努力，现在也初步恢复了祠内柏森森的风貌。

　　今年的国庆中秋黄金周，武侯祠博物馆接待了50万游客，而草堂接待的人次只有武侯祠的一半。张宗荣说，历来草堂接待的游客比武侯祠的都要少一些。

　　从地图上看，武侯祠和杜甫草堂的位置似乎差不了多少，但在张宗荣工作的时候，草堂属于成都的郊区。“草堂位置偏，来要走路，而武侯祠位置好，当时成都的1路公交车从梁家巷开到武侯祠，武侯祠正好是终点站。”

　　张宗荣说，除了位置和交通，最大的原因还在于文化影响力的差别。武侯祠刘关张、诸葛亮的三国文化深入人心，上到文化名人，下到普通百姓都想去看。而去草堂的人首先就要对杜甫有所了解，有一定文化基础。“杜甫草堂对文化要求有点高，文化层次低的人没多少兴趣。”张宗荣说。乐意游览草堂的人，多少得浸润了《茅屋为秋风所破歌》才会对此地念念不忘。

　　如今，已经退休的张宗荣虽已年迈古稀，但身体依然健朗，近日还去了甘肃游玩。近40年的博物馆工作经历，张宗荣对其他地方的博物馆和景区都有着极大兴趣，只不过现在的张宗荣已经不是工作人员，而是一名普通的游客了。endpri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