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府如何通过基层治理实现和民间的互动，被视为国家稳定发展的晴雨表。这是因为：上层权力和政策对普通大众而言非常抽象、很难触摸，而以村、社区为代表的基层治理结构直接和民众打交道，现实地决定着后者的生活质量和对执政者的感受
碎片化治理困境
碎片化治理是“政府包办一切”思路在基层的延伸，其基本特征是在“乡镇-村居”垂直管理模式下形成条块分明、分工明确、等级森严的“碎片治理模块”。如税务所、计生办、派出所等乡镇职能部门直接向村（居）委会下达任务，村（居）委会则按照行政指令动员辖区内的村（居）民完成任务。
静态社会是碎片化治理得以存在的基本前提。改革开放以前，城乡二元结构将人口相对稳定地锁定在一个范围，强调分工化、专业化、等级制。静态公共事务的碎片化治理模式能够使上层指令在基层快速执行，从而大大提高了行政效率。
改革开放后，市场力量崛起，进城务工、购房入户、拆迁安置等方式不仅打破了传统的城乡二元壁垒，更动摇了在基层维系了数十年的静态社会的现实根基。
这种分化在城市发展过程中表现得尤为明显。成都市武侯区华兴街道南桥社区以前是一个城中村，从上世纪90年代以来，村里的外来人口越来越多。本地人、外来者、拆迁安置、流动人口……人们以不同的身份形成全新的生活共同体，彼此之间有交集，又界限分明。吵架斗殴、乱扔垃圾、争抢摊位甚至是入室盗窃等现象时有发生，面对这些在静态社会下鲜有的“乱象”，村委会惯用的治理方式陷入了“失灵”的困境。
随着现代化进程对原有静态社会的解构，与南桥社区类似的基层管理日渐面临人口融合、社会重构的沉重命题，亟待破题。
基层治理新语境
在成都市社区治理实践探索中，一些经验性的做法逐渐浮出水面。
目前全市有城市社区788个，涉农社区1079个、村2471个。从事过多年城乡治理研究和实践的龙泉驿区同安街道丽水社区第一书记邹文学分析，和碎片化治理不同，如今的基层治理面临着四个截然不同的新语境。
“一是利益主体和诉求日益多元，一些诉求远远超出社区的权限。二是现在居民的权利意识处于萌发状态，在不当诉求下容易挑战脆弱的基层权威。三是现在是经济社会，人们的集体意识和奉献意识大为削弱，居民参与公共事务的积极性不高。四是信息化和知识化的双刃剑效应，社区不得不面临新的治理压力。”
邹文学所在的丽水社区是一个典型的移民安置社区。2013年，在生态移民政策下，1万多名传统农民走下龙泉山迁入城市，过上了“城里生活”。社区居民刘美说，“从山上搬下来后，发现邻里关系没有以前那么紧密了。很多人还要想着如何生存，很长一段时间，都想念山上的生活。”邹文学说，“想念过去，是因对眼前不适应和不满意。”2015年，龙泉驿区社区教育中心进驻丽水社区，“手把手地教他們学跳舞、学书画、学技能、学社区议事、学志愿奉献”，最终目的是形成一个“尚学促尚善”的现代社区。
温江区柳城街道新华社区党总支书记付礼洪也深有感触。新华社区是一个村改社区，此前因为拆迁安置等历史遗留原因，村民时有上访。通过学习和借鉴，如今，新华社区已经形成了一套“小区建支部掌方向、社区建品牌聚人心、政府推项目促发展”的成套工作体系。
武侯区华兴街道南桥社区则在2014年启动了涉农社区治理改革。整合社区公共服务资金和集体资产效益资金27万元向成都市同行社会工作服务中心购买为老助残、睦邻学院、礼仪课堂等8项服务。南桥社区居民委员会主任黄德斌介绍，“市民应有的文明举止、遇到矛盾如何处理、过激行为带来的危害等，都融合在了课堂里。”项目实施后，社区两抢两盗案件发生率下降了34%，经常发生的吵架斗殴“消停”了，社区活动流动人口参与率明显高了……
以社区为单位对新语境下基层治理模式的改良，推动了成都市在社区治理领域取得了不少成效，金牛区、武侯区、锦江区、温江区先后获得全国创新社会治理十佳案例和中国十大社会治理创新奖，成华区则是全国社区治理和服务创新实验区。这些成果被业界称为“成都经验”。
然后，在社区治理上，成都市还有更加宏大的目标。2017年8月，成都在全国率先成立了城乡社区发展治理委员会（以下简称市社治委）。在城乡社区发展治理大会上，四川省委常委、成都市委书记范锐平明确指出，“要加快转变特大城市发展治理方式，探索构建国家中心城市治理体系，努力建设高品质和谐宜居生活社区。”
谁会成为受益者
成立市社治委，是成都市打破“碎片化治理”的第一步。
在固有的“碎片化治理”模式下，城乡社区治理工作职能分散在民政、计生、农业、环保等40多个部门，这些垂直部门就像一个个条块，将本身事务众多的村（居）委会分割，形成“九龙治水”的局面。
市社治委常务副主任周德强介绍，“社治委是一个专门推进城乡社区发展治理的部门，各区（市）县亦对应组建新的党委机构，各镇街明确机构推进落实。”换言之，今后社区的具体工作，将主要对社治委及其延伸机构负责。
在此基础上，成都市发布了《关于深入推进城乡社区发展治理建设高品质和谐宜居生活社区的意见》。这个被官方定义为“城乡社区发展治理30条”的文件，明确回答了“如何治理社区”和“社区治理的目标”两个关键问题，方向直指“网络化治理”。
周德强说，接下来会“健全社区党组织、社区居民委员会、业主委员会和物业服务机构及社会组织多方协调机制，真正做到多方参与，共治共享。”社区具体工作也会进一步减负，“不再承担招商引资等工作，专注社区服务。”在社区治理发展的目标上，则明确提出了推进品质、活力、美丽、人文、和谐“五大社区”建设。
相对于政府垂直的、自上而下的、单一的“单中心化”的碎片化治理，“网络化治理”则突出“去中心化”和“多中心化”的治理格局，其特点为网络的、双向互动的、多元的参与结构。
网络化治理下，谁会成为受益者？
村（居）委会和群众是普惠的获益者。龙泉驿区西河镇滨西社区党总支副书记杨晋说，“社区专心为群众做好服务，这是一种职能的回归。”放置到社区居民层面，“五个社区”创建目标的提出，则意味着宜居和幸福指数的提升。
社工人才将迎来春天。社工是社区发展治理的中坚，国内社工培养以本科为主，但处境尴尬。“我2014年毕业，现在月工资为3300元，在成都养活自己都比较困难。”在成都一家社会组织担任项目主管的杨欣表示。现在，她或许有了“加薪”的机会。
周德强表示，接下来，成都市“将大力发展社区社会组织、社工组织和居民自组织，通过专项资金、政府购买服务和公益创投等方式，拓展社会组织参与社区发展治理空间”。目前全省“仅有”社会组织600余家，对应全市4338个村（社区）的供给缺口突出。随着社区发展治理的深入，“创办社会组织”可能成为“创办企业”的新风口。endprint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