凉风

　　明朝时期的一些记载中提到的四川话发音，与今天的四川话特别是自贡一带的方言特征相当一致，

　　这足以说明当代四川话在明代已基本定型

　　为什么四川、重庆、贵州、湖北、云南、湖南西部、广西北部这些地方的方言都很相近，而同属南方的其他一些省份，方言往往“十里不同音”呢？

　　四川人是怎么来的？

　　这和四川的人口来源有很大关系——现在四川和原属四川的重庆共有一亿多人口，但这一亿多人口中的大部分，在四川的居住史只能上溯到明朝。

　　原因并非元朝以前四川人口稀少。恰恰相反，这里很早就以富庶著称。秦汉和隋唐这两大稳定时期，四川都是首都的“后院”。在宋代时，蜀中已百年没有经历大的战火，川峡四路人口在北宋时，占总人口的十分之一，到南宋甚至达到五分之一，人口一直保持超过千万的水平。

　　人口最密集的成都府路地区，是南宋唯一一个人口密度超过每平方公里100人的地区，与两浙路、梓州路并列为人口最集中、经济最发达的区域。

　　但当时的四川方言与现在的发音有很大区别。

　　宋朝诗人苏辙，是今眉山人，他的诗里会出现用“高”“何”押韵的情况。这是因为，以当时的发音来看，这两个字的韵母应该是一样的。陆游也曾记载，四川人会把“笛”读成“独”、把“登”读成“东”。这些都与宋代通语语音差别很大，但却跟敦煌地区的西北汉语有相似之处。

　　这说明，这种语言和现代四川话处在谱系树的不同枝桠上，没有直接的传承。那为什么会这样呢？而且作为南宋人口最密集的地区之一，古四川人为什么没有留下多少后代呢？

　　这主要是因为战争和瘟疫。

　　从南宋后期开始，蒙古三次出兵抄掠四川。不久，宋理宗命余玠负责四川抗战，将富饶但难守的平原地区作为纵深，建立了以重庆为中心，依托川东地区构建城堡的山城防御体系。这种焦土战略在军事上有效阻遏了蒙军攻势，使得蒙军在四川鏖战五十余年，川东成为元宋战争中最后被征服的地区之一。但也是因为战争的长期、拉锯化，使得饥馑和疫病随之而来，导致人口损失极大。

　　据《中国人口史》记载，此战后，原南宋四川境内只剩20万余户，比战前减少了230万户，大量社会精英“避地东南”，逃离故土。元代蜀人费著，访察他在战前认识的数十族唐宋世家，结果发现只剩五家还在今成都附近。整个元代时期，四川的人口都没有得到恢复，大量唐宋时期划分的行政区因为“地荒民散”被降级或合并。

　　然而，四川人的磨难还没有结束。

　　元末群雄并起，农民战争又一次给四川人口带来灾难。经历两次劫难，四川地广人稀，已经没有多少宋朝以前的四川居民了。

　　四川人说南京话

　　人口的剧烈减少促使语言更迭。

　　不少四川人都会把祖上追溯到湖北麻城孝感乡，这并非全无道理。

　　终结四川元末战乱、并定都重庆，建立大夏政权的明玉珍，他是湖北随州人。明玉珍为了在四川站稳脚跟，多次从鄂东招徕移民。据《中国人口史》考证，大夏从鄂东引入的移民累计多达40万人，这和当时四川本地人人口相当。

　　不过，新的四川方言并不是当时鄂东方言的简单移植，更类似于当时南京江淮一带的方言。

　　这是因为，移民对语言的影响并非简单的语言替代——中國语言史的一个常见的现象是，在大规模人口重建或者移民时，即使移民迁出地比较集中，迁入地形成的新方言也不一定是迁出地方言，而是优势的共通语。最明显的例子是东北地区的移民是以山东省居多，但最终成形的东北方言仍然是共通语北京方言，只有少数特征与山东方言近似，所以在这个地区有些人“人”“银”不分。

　　因此，四川在经历明初的人口大迁徙以及受到卫所制度的影响之后，原本分布在以南京、江淮一带的方言，被扩张到沿江和西南的广大地区。

　　虽然现在成都和南京多数市民已经不区分平翘舌，但根据十九世纪至二十世纪留下的关于分平翘舌的老派成都话的记录来看，当时的成都话类似于分平翘音的南京话。现今自贡、昆明等西南一些地区的方言依旧分平翘舌，并且分法都类似老派南京话。

　　明朝时期，陆容列举各地“语音之谬”时提到：“四川人以‘情为‘秦，以‘性为‘信。”稍晚一些的张位说：“巴蜀‘怒为‘路，‘弩为‘鲁，‘出为‘处，‘入为‘茹。”这些记载与今天的四川话，特别是自贡一带的方言特征相当一致，这足以说明当代四川话在明代已基本定型。

　　但是四川的人口构成，在明末清初的大战乱中又遭受了剧烈的冲击，人口减少到清初时不得不再次进行人口重建的地步。不过，这一次对四川话的影响并不太大。主要影响只是大量湖南湘语词汇的引入和客家话方言岛。如成都的洛带镇居民，说的就是客家话。

　　西南地区多同音

　　明朝的大移民，不仅对四川话影响巨大，甚至让整个西南地区的民族语言分布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宋代鉴于唐帝国衰亡是因为边衅虚耗国力的原因，秉承儒家“不疲敝中国以事蛮夷”的原则。对西南少数民族政权不作深度介入，满足于基本的以称籓和茶马互市、间接控御的状况。因此今云南、贵州、湘西、广西西部的广大地区，当时都不归“王化”。

　　明朝初期，蒙古人虽被逐出中原，但北部仍旧由其控制。西域是蒙古背景的察合台汗国，吐蕃为元镇西武镇王所控，西南则为元梁王。明朝君臣不能忍受汉地被各种蒙古势力包围，消灭了云南的元梁王势力，暌违数百年后重启中原王朝对云贵高原的经略。

　　其后，朱元璋又在云南设置军事卫所，引入了大量汉人屯军。

　　这些屯军有的来自整肃中充军的富户，比如著名的江南富商沈万三家族。云南新的方言体系围绕这些军籍移民逐渐建立起来。可能因为这个区域的人口来源和军事属性，因此形成的方言在明朝时期一直和南京方言非常一致。也正因此，云南的汉人中有祖先来自南京柳树湾的移民说法。

　　明代云南的汉人聚居区集中在昆明，周围的地区大多仍是土司自治领地，如同贵州、广西、湘西一样。这些地方没有这么庞大的移民，却也同样建立了围绕驻军卫所和驿路的军事移民城镇，成为当地汉语传播的核心。

　　到清朝改土归流后，更加促成了这地区方言的一致——强制废除地方民族自治的土司王国，本来封闭的土地改由中央委任的官员治理。于是，这些地方吸引了蜂拥而来的周边移民，形成大片的西南官话区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