燕巧

　　2013年中国的文艺演出市场，民族音乐份额仅占1%。民乐对于中国观众来说，是一个大众既熟悉，但市场又陌生的存在

　　上个月，我在成都一场民族音乐会上，发现了一件奇怪的事。

　　那是在成都娇子音乐厅“花舞盛世”民族音乐会的演出现场，一位年轻的女演奏者有些忙。演出的开场她先用古筝与大家合奏了《茉莉花》；到了《望乡情》的时候，又坐在了箜篌面前，与另一位老师合奏；而在下半场的时候她又出现在竖琴前，与大家一起合奏了《秋江花月夜》。一人演奏三种乐器，让不少观众注意到了她。

　　演出结束后我了解到，这位演奏者叫段银莹，是四川音乐学院的青年教师，教授古筝。此次演出是受成都民族乐团之邀，第一次在成都将民族音乐会以室内乐形式呈现。我对于舞台上出现的一些从未见过的民族乐器也感到很新奇。“笙歌鼎沸”“夜夜笙歌”这些成语倒是听过，但笙却是第一次见，并且笙还有高音笙、低音笙好几种。

　　这某种程度上可以代表当下大众对民乐的了解——“我知道这是我们的民族乐器，但不了解也不熟悉”。据人民日报，2013年中国的文艺演出市场，民族音乐份额仅占1%。全国各地的民乐表演团体大多处于闲置状态。与各种西洋乐器、流行音乐、演唱会、音乐节共存的民乐，在今天的发展如何呢？

　　冲击

　　“花舞盛世”民族音乐会结束的第二天，成都民族乐团二胡演奏家、国家一级演奏员黄维志发了一条微博：“民族室内音乐会取得圆满成功，成都民族乐团首支韶琴乐队亮相。”他也是这支韶琴乐队的组织者。

　　一谈起民乐乐器，大部分人想到都是古筝、二胡、琵琶，但中国的民族乐器之多，远不止我们能想到的这些。一些历史非常悠久的乐器仍流传至今，比如笙；还有一些新的民族乐器不断出现，比如韶琴。韶琴是二胡演奏家高韶青在上世纪90年代发明的一种乐器，是在传统二胡的基础上改良的，改良后的韶琴扩大了二胡的音量，并突破了音域宽度。

　　韶琴的出现，似乎能让我们一窥民族乐器的改革。

　　自西洋乐器进入中国，中国传统民族乐器受到了一定冲击。这种冲击首先表现在听众市场，就像电影《百鸟朝凤》的最后，家里有红白喜事更喜欢请着装整齐洋气的西洋乐队，唢呐最终被西洋管弦乐所取代。

　　民乐圈里有种说法，“中国的一些民族乐器存在先天不足”。

　　真是这样吗？“民乐的管乐是竹子做的，它跟铜管出来的声音不一样，它的声音没那么大，也没那么好听，如果演奏员水平不高，控制力不好，就容易吵。”黄维志说。

　　成都民族乐团在“花舞盛世”的演出里低音部分用的是大提琴，但大提琴本身是西洋乐器。用西方的低音乐器来演奏民乐中的低音部分是现行民乐表演中一个很常见的现象。黄维志说，“民乐的低音最难解决。民族乐器也有低音，用拉阮或者革胡，但革胡声音的个性化太强了，虽然改革了多年，乐手还是钟情于大提琴。”

　　“虽然大提琴、贝司一直作为低音声部存在，但其无论是造型，还是音色融合性，仍存在與民族乐团不协调的状况。” 四川音乐学院乐器研究所教授陈泽在谈民族乐器改革时曾说。

　　作品

　　在“花舞盛世”的节目单上，《茉莉花》是演奏的第一首曲目。纵观整个节目单，大多数都是比较熟悉的曲目。这是否说明，这些年民乐的新作品相对较少？

　　“其实民族音乐的作品不是没有，新作品还挺多，只是你们没听到。”段银莹说，民乐在面向大众市场演出的时候，一般最多演奏一首或者两首新作品。“观众喜欢听熟悉的、耳熟能详的作品，这样的作品多些，他们才会愿意听。”

　　新作品演出机会不多，经典作品重复演奏，就形成了所谓的“老三篇”。这样的情况不仅存在在民乐当中，也存在在西洋的交响乐当中。

　　“交响乐不见得比民乐情况要好，交响乐也存在把经典拿来一遍又一遍演出的问题。”段银莹指出。而“老三篇”现象出现的主要原因还是在于音乐会的市场不佳。

　　数据显示，从2013年到2015年，演唱会及音乐节票房收入从 21.36 亿元增长到 31.80 亿元，而2016年一年，全国光音乐节就举办了200多场。

　　“在音乐演出市场最受欢迎的还是流行乐，中国老百姓没有形成听音乐会的习惯。”段银莹说，“音乐会的门票都没有流行音乐好卖。音乐会的票价也不便宜，来听的人大部分是学这个的，你让别人来听，他要么说听不懂，要么说我还不如听演唱会。”

　　除此之外，黄维志认为，“民乐的演奏家不缺，缺的是民乐的作曲家”的情况依然存在。

　　“学作曲的写交响乐很快，但写民乐却很难。”黄维志说。据了解，目前国内音乐学院的学生学习音乐是建立在西方音乐的学习体系之上的，作曲接受的也是西方音乐的作曲方法。而民乐的作曲很考作曲家。民乐作曲必须要深入了解这个乐器，还需了解每个民族乐器的特性与搭配。

　　而中国民族乐器之多，各种乐器音色之特殊，功能之繁杂，都加大了民乐的作曲难度，这也从侧面说明了为什么现在优秀的民乐作品不多。

　　缺人

　　我问段银莹为什么当晚一人要演奏三种乐器，回答是成都民族乐团只有古筝老师，而没有箜篌和竖琴老师。

　　成都民族乐团是事业单位，乐团成员进来都需要编制，但空的编制并不多，目前只有30多人，一般一个民乐团的编制应该是60人左右。“外面的人想进来，我们也需要人，但没有编制，就不行。”黄维志说，“上一次进人还是2007年。”

　　因为人数不足，乐团在演出的时候缺人情况严重。

　　“每次搞一个大型音乐会，都要借20多人。比如二胡，一个大型音乐会一般需要二胡18个，中胡6个，高胡6到8个，我们哪有那么多人？”黄维志说。

　　乐团的唢呐部分目前还无法独奏。跟唢呐情况相似的还有一些少数民族的特殊乐器，比如彝族的月琴，羌族的羌笛。

　　同时，成都民族乐团的打击乐声部和低音声部是和交响乐团共用的，所以民族乐团和交响乐团没有办法同时排练，只能轮流排练和演出。

　　缺人的另一形式表现在培训市场和冷门民族乐器专业的招生上。黄维志办公桌对面坐着的是民乐团的副队长李黎，李黎是笙演奏家，也是“花舞盛世”音乐会上笙四重奏的组织人。

　　笙算民族乐器的冷门乐器。李黎表示，自己演奏的笙在培训市场培训很少，在音乐学院教学中，自愿报考的人也很少，“基本是学校为了保护这个专业，需要这个音色，来动员学生和家长学习笙”。

　　李黎还参与了地方乐器考级的评审工作。他指出，在考级市场，民族乐器还是比不上西洋乐器，“民族乐器最多占4成”。

　　探索

　　与笙不同，段银莹教授的古筝这些年却发展迅速。

　　二十年前，段银莹自己学古筝时，古筝也很冷门。段银莹受爸爸吹笛的影响，接触的乐器是民族乐器。但当时同龄人大多学西洋乐器，“大多数学钢琴或小提琴，只有偶尔几个同学在学古筝。进入川音学习后，当时同年级的有二十几个人学钢琴，而学古筝的只有4个”。

　　但现在古筝已经是飞速发展。据统计，2014年全国已经有超过500多万的人在学习古筝。而成都学古筝的人数全国第一。在全国的艺术院校中，古筝均是最大的民族器乐专业，学生人数也最多。“民乐系七八十个人里差不多就有三四十人在学古筝。”段银莹说。

　　古筝热也跟近年来的国学热有关。“许多对国学感兴趣的人对民乐都感兴趣。”段银莹说。

　　成都民族乐团也在不断尝试新形式来扩大民乐的市场和影响力。

　　“室内乐就是民族乐团创新的一种新形式。”黄维志说。在结束的“花舞盛世”音乐会上，除了民乐第一次以室内乐形式呈现，还有韶琴四重奏、笙四重奏，都是首次亮相。黄维志表示，民乐要走出当前困境必须要有小队伍。“只要有小队伍，你不管是去国内还是国外演出，邀请的单位都承受得起。如果你只演大型的音乐会，邀请的单位考虑成本很难承受下来。”黄维志说，“另外也要培养知名的演奏家，一个乐团拥有一定知名度的演奏家，民乐的影响力也能扩大。”

　　除此之外，业内人士的共识是民族音乐一定要有作品。而民乐的作曲近年来已经有所突破。一些青年民乐作曲家多是学民乐乐器出身，突破了老一辈民乐作曲家的中规中矩，已经扩大了民族音乐的影响。

　　5月12日，李黎带着他的笙和同事在春熙路地铁口开始了演出，一把二胡、一台扬琴、一把琵琶、一支笙。那天是李黎的生日，也是他退休的日子。李黎从小受父亲影响学习吹笙，从1984年开始进入成都民族乐团工作，至今已是33年。一曲《賽马》结束后，驻足看演出的观众越来越多，人群中不时发出“这个好”的赞叹声，并讨论不常见的扬琴和笙。

　　街头演出，是成都乐团“乐动蓉城”除月末惠民音乐会的一个新项目。虽然民乐音乐会的市场还有待打开，但民乐似乎已经找到了走近普通老百姓的方式。不管民乐在现代音乐演出市场的战斗如何，伴随中国人生活了千百年的音乐产物，都不应该在这个时代消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