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该如何看“滴滴镇长”

　　因为上班时间接单被查，安徽黄山歙县王村镇副镇长洪升作为“滴滴”司机赚外快的行为被意外曝光了。一同进入公众视野的，还有洪升原本不足为外人道的生活图景：来自农村、离异、贷款看病、上有老下有小、房贷还了10来年、半年工资只有1.8万元……

　　新华社刊文称，就事论事，对洪升行为的是非判断并不复杂。上班时间兼职赚外快本身站不住脚，公职在身、党纪在前，在这点上没有理由为洪升开脱。但如果抛开副镇长的身份，洪升“开车赚钱还贷”的行为显得再普通不过。说到底，许多人从内心里还是不愿意相信一个副镇长可以这么“穷”。

　　这其实是对基层公务员生存状况的认识问题。洪升的“苦衷”，在一定程度上也反映出了基层公务员们的真实面貌：他们也是普通“工薪阶层”中的一员，也会为“钱袋子”发愁；面对生老病死，他们也会有无力感和无助感。理解和尊重公务员作为普通人的一面，我们的想法和看法才能不那么偏颇和极端。“家庭医生”为何水土不服

　　北京从2011年起在全市推广“家庭医生”式服务。六年的时间过去了，家庭医生签约率在数字上达到了令人心动的33%，但现实却是另一幅景象——大多数患者对签约不知情。为什么实际效果并不如人意？

　　新京报刊文称，首先存在一个理念问题。当前大家虽然很在意养生，但依然保留着“没病不看医生，有病看好医生”的就医习惯，“家庭医生”没有发挥作用的空间；其次，缺乏激励“家庭医生”开展工作的激励措施。

　　在英国，每名全科医生最多可以与2000人签约为“家庭医生”。每签约1人，国家每年付费84镑。这笔收入约占全科医生收入的2/3；而管理机构会针对每名“家庭医生”管理病人的人数和质量再支付另外1/3。而在治疗流程匕，民众患病时，必须先到自己的“家庭医生”处就诊，只有在病情严重、确有必要转诊的情况下，患者才可以到医院就诊。

　　我们必须建立适合我国国情的“家庭医生”鼓励制度。此外，各个综合医院一定要与家庭医生互动，让家庭医生能够真正参与到患者治疗的基础环节中。

　　信息透明才能堵住预付式消费陷阱

　　近期，在北京、河北、苏州、上海等地，一家名为聚智堂的培训机构预收学费数亿元后老板跑路。万余名家长受广告欺骗，进行预付消费，最终可能血本无归。

　　新华网发表评论称，预付式消费欺诈已经成为顽疾。我国目前专门针对预付式消费的法律规范，仅有商务部2012年出台的一项办法。该办法提出，发卡企业应在开展单用途卡业务之目起30日内按规定办理备案。但现实中，部分发卡企业尚无主动备案的自觉，小散店户更不会主动接受管理。对预付式消费乱象的治理迟迟不能落实到位。

　　预付式消费本身不是问题，问题在于如伺防范预付资金被挪用。由于当前征信体系尚不健全，被动的征信行为显然不如主动的信息披露更能让市场交易双方获得对称的信息。因此，相关部门可以考虑，针对日常预付式消费，要求商家进行“强制信息披露”。让信息对交易双方都透明起来，可以在一定程度上保证双方的诚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