普沙岭

　　我家楼下的王大妈每天推着瘫痪的老伴散步，以前总是有说有笑，最近情绪明显低落。一问才知道，都是被“放开二孩”闹的——住北京的二儿子说，媳妇又怀孕了，规划好了，等生下来得老太太去给带孩子，老爷子这边雇个24小时家政服务。王大妈则说，咋也不能把老伴撇下，想自己出钱请儿子在北京雇保姆。可儿子却说北京太贵，保姆看孩子不放心。一来二去，媳妇去医院做了流产，不生了。

　　大儿媳就住在本市，“近水楼台先得月”，多次跟老太太商量，自己工作忙，如果生了老二，还得拜托婆婆出山照看。王大妈觉得，自己不比10年前，也快70岁了，老伴身体又差，“白天能帮着看看，晚上可得你们自己带”。这态一表，大儿媳顿时哑火，再也不提生二孩的事儿了。

　　这么一来，王大妈和老伴上火了，满心的内疚感，老伴天天嚷嚷“都怪自己拖累了全家”；王大妈也动不动掉眼泪，“这身体真不行了，对不起孩子们呀”。听了这情况，我真的非常感慨：都说允许生育二孩是个好政策，都说年轻人再生一个压力大，有谁知道，传导来传导去，有些老年人竟然也会背负着这么大的压力。

　　究其根源，还是因为社会服务水平较低。家政服务、保姆市场、敬老院服务等最基本的社会服务资源，还没有常态化、规范化，给民众足够的可依赖感。每个家庭在作各种规划的时候，都只能靠自己，靠最亲近的人。一旦哪一个环节跟不上，就搞得被动不已。人，是社会的人，可这个社会的公共服务，还不足以帮助个体撑起稳固的“支点”。

　　有这种内疚感甚至负罪感的，不只是我的邻居王大妈一家。据陕西省统计局4月12日发布的陕西省二孩生育意愿调查报告，近六成家庭无生育二孩意愿，当中66.39%的家庭是因为小孩养育经济成本太大；45.86%家庭的原因是无人照料导致人工成本大；而有生育意愿的主要原因是“怕一个孩子孤单”……换个角度来讲，那六成“无意愿”的人当中，也不乏“想生不敢生”的夫妇，只是有太多不得已的苦衷而已。

　　从社会治理的角度来讲，鼓励生育，绝不是修改一下政策那么简单，也绝不是加强一下政策宣传那么容易。每个家庭都以各种各样的方式，“嵌入”到社会框架当中，被社会现实所裹挟。作每一个选择，可能是感性的，可能是理性的，更多可能是感性和理性交织的——我们永远不知道哪一股力量影响了最终选择。可社会永远都不能简单地代替家庭作选择，它只能是默默地创造更多的有利条件。增加生育产假是一种直接刺激，加大教育卫生投入是长远投资，而提高家政服务、养老服务等各类配套相关的社会服务水平，规范好婴幼儿奶粉与食品市场，培育一个健康的社会服务系统，也会为这种生育意愿输入一分信心。

　　在有生育意愿的前提下，“敢不敢”选择生二孩，说到底是对自己的未来生活敢不敢作一个健康的预期——预期社会环境会不断优化，预期自己与孩子会得到结构性安全感。增加天平这一端的分量，一时一刻的政策鼓励未必立竿见影，需要持续的耐心与大量的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