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印斌

　　近日，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等机构发布关于城镇化的报告，其中一项调研结果显示，一半左右农民工不愿进城。在对农民工做的“您对未来有何打算”的问卷中，“到了一定年纪回乡”占最大比重，达到66.1%。

　　对于那种视农民进城为终极目标的观念而言，调研结果无疑具有强大的冲击力。尽管这只是一组抽样调查，也还只是一种未必付诸行动的“意愿”，但数据背后的社会情绪不失真，具有相当的代表性。看来，对于我们念兹在兹的城市化，农民工并非都是欢呼雀跃，返乡的逆城镇化行为始终暗流涌动。

　　城市很美好，至少在目前，城市文明意味着更丰富的生活、更方便的设施、更精彩的人生，以及更多样化的可能。在城市化的语境之下，农民工对于城市可能比一般市民有着更切肤的感受。特别是，在当下中国，城乡之间正呈现出前所未有的锲入状态，城市乡村互为背景，很难截然分开，人群的身份边界也越来越模糊。对于很多农民、农民工而言，他们的生活早已被绑在城市化的高速列车上，撕扯不开了。不是他们愿不愿意进城的问题，而是以何种方式进城的问题。

　　可见，问题的关键在于，农民、农民工并不是不愿进城，而是诸多现实环境、制度障碍阻碍了他们进城的步伐，减弱了他们进城的意愿。所谓的“逆城镇化”，情非得已，本非所愿。

　　城市的门槛，首先体现在生活成本的高企上，而生活成本中最大一项，则是住房问题。这些年，城市房价一路走高，指望通过打工买房安居，不啻于异想天开。

　　其次，农民工大多没有基本的社会保障，身强力壮时尚可以靠力气吃饭，年纪大了、疾病多了，继续待在城市则难以为继。回到乡村，至少还可以获得一个起码的温饱生活。

　　多年以来，城市都是将农民工视为调节用工淡旺季的筹码，各项制度的出发点也旨在汲取农民的劳动力，并未从农民市民化的高度通盘考虑。这样，必然造成了城市与农村、市民与农民的壁垒。

　　城市化并不仅仅意味着圈占土地造城，更不能将农民工视为楼市“去库存”的接盘者，它首先应该是“人”的城市化。从农村到城市，从农民到市民，好的城市化让人亲近，让人幸福，让人浑然不觉改变的艰难与冰冷。在田园抑或在城市，其间不应该存在激烈的动荡与扭曲。转型的成本，不应该只是由农民自行支付，任其自生自灭，政府有责任、有义务分担市民化成本。

　　当下之计，应该认真汲取过往的教训，摒弃那种简单、粗暴的发展思维，抛弃逐利性的掠夺土地模式，真正将“人”纳入决策视野，以政策的善意来“消化”农民工。必须明确，只要真正珍视“人”、立足于“人”，则以往诸多困扰、难题、壁垒都将有望破解。而农民、农民工才有可能在城市的天空下，展露笑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