程欣

　　

　　余秀华最近从湖北到成都转了一圈，当地一大堆喜欢诗以及喜欢看闹热的人，都跟着狂欢了一把。

　　据最新数据，余秀华诗集《摇摇晃晃在人间》首印15000册已宣告卖断货，并已加印5000册。

　　有一本名为《景观社会》的书告诉我们，当下社会越来越多的媒体事件，正在将表象与本质割裂开来，人们的关注往往不在事件的原本。就像是余秀华，她让曾经阳春白雪的诗歌置身于大众的“景观社会”中，会得到怎样的围观？

　　一个余秀华火了，这其实并不重要，重要的是，诗歌能不能一直火下去？

　　

　　一首诗怎么才能红

　　还是回到诗本身。

　　有的诗火了，有的诗没有。除了要把诗写好以外，一首诗走红需要的必要条件有哪些？

　　无疑首先得有个伯乐从天而降——余秀华的伯乐就是《诗刊》编辑刘年。

　　余秀华在此之前已默默写了16年诗。2014年秋天，刘年在诗人博客中翻翻捡捡，偶然看到了余秀华的诗，“就像打了一针强心剂”。后来他和余秀华互加了QQ，他告诉她：“你准备好红吧。”

　　但这个预言并没成真。当年9月，《诗刊》的“双子星座”栏目和湖北的《汉诗》都刊登了余秀华的诗作，但反响寥寥。

　　这时就需要第二个条件：发掘出“看点”。在余秀华身上，就是“脑瘫”的标签。2014年11月10日，《诗刊》的微信公共号运营编辑彭敏，把余秀华的诗和随笔搬到了《诗刊》的公号上，这次，她“设计”了一个标题——《摇摇晃晃的人间——一位脑瘫患者的诗》，特别把“脑瘫”二字体现出来。

　　彭敏向媒体表示，自己“用这种标题阅读量会高一些”。几天内，“摇摇晃晃”的点击量逾5万。这是《诗刊》没见过的热闹。两周之后，另一个微信公号“读首诗再睡觉”接力，推送余秀华的单篇：《你没有看见我被遮蔽的部分》，阅读量7万。

　　想红，还得有“爆点”。推手的功力从对网络语言的把握上体现了出来。余秀华真正的爆红来自公众对“睡你”的关注。经过授权，一名网友在自己经营的微信公号上，发布了《余秀华：穿过大半个中国去睡你》，舍去了原标题《什么是诗歌？余秀华——这让我彻夜不眠的诗人》。

　　短短两三天转发后，2015年1月16日清晨，朋友圈上“睡你”滚滚而来，许多人在速读后成为转发党。推介语带着诗的韵律：“惊，心被弦，拉疼了……”至此，一首草根的诗歌真正走红。

　　信息时代渠道的丰富和内容的爆发式增长，让大众的感官变得麻木，也让他们的口味越来越挑。公众对“脑瘫”和“睡你”的点击率，足以暴露出其强烈的猎奇心理;相应的，深谙此理的标题党们，把诗歌变为一场娱乐至上、碎片化阅读时代的狂欢。

　　

　　当诗歌有了“朋友圈”

　　与余秀华的走红速度成正比的是，诗人北岛的代表作之—《给孩子的诗》半年内印刷12次，总量超过15万册。但这一数字与此书配套推出的手机应用下载量仍相去甚远——下载超过40万次，每日产生的读诗音频过千条。而《诗刊》微信公众号也是个拥有5万订户的公众号，这个数目在诗歌文学杂志公众号中是绝对的“大咖”。

　　不可否认，新媒体从很大程度上推动了诗歌的传播。之所以形成大众依靠诗歌事件认识诗歌这样的现象，最主要的原因还是来自现代诗歌的进步与大众对现代诗歌的认知不完全对等。诗人戴小栋表示，“当代诗歌的发展早已经超越早期朦胧派诗人的水准，但是大众对诗歌的印象却并未因当代诗人的进步而及时做出更新。”

　　对于正时兴的诗歌新媒体，诗歌圈内存在两种态度。保守派认为，新媒体给诗歌带来的改变不会太大，因为诗歌注定不属于大众，这同它的传播媒介和传播方式没有多大关系。但也有人惊喜地发现了新媒体蕴藏的巨大潜力。诗人苏雨景认为，“这是一个从传统阅读方式到新型阅读方式的有益转变，新媒体让诗歌从小众走向了底层和大众。”在她看来，新媒体带来的碎片化的阅读恰好适用于短平快的诗歌，“人们在回首的一瞬间就可以被诗歌所要表达的思想所击中，随手转发、分享，形成了对诗歌的传播，这种方式比纸质图书来的更便捷、迅速，可以说诗歌本身的特点更适合新媒体的传播。”

　　文学评论家马兵认同苏雨景的观点，“新媒体发表诗歌的空间和渠道改变了传统的方式，让无名诗人有机会晋升为知名诗人;另一方面，也让诗歌走向了分众时代，不同的人可以通过新媒体找到自己喜欢的诗歌风格。”

　　有机构专门做了一个“诗歌微信公众号排行榜”，大家诗歌论坛、大为工作室、第三岸、反克诗歌、阁楼诗歌等数十个公众号被整齐地罗列在其中，供喜爱诗歌的人选择。这难免令人联想到，近年来大批的网络文学作者从虚无的网络走到大众面前，“草根诗人”是否也即将迎来“登堂入室”的那一天？对此，马兵表示，网络小说与纯文学的创作多少存在一些壁垒，传播的渠道和阵地也不尽相同，相比之下，诗歌反而更容易被人们接受，新媒体的传播更能带出其质朴的气质。

　　草根诗歌崛起

　　诗歌被称为文学领域的一顶皇冠。但在很多人眼里，诗歌跟大众已经多年井水不犯河水了。从上世纪90年代末开始，诗歌一度消沉，走向没落。不仅读诗的人少了，高校中原本最受关注的诗社也逐渐没了踪影，就连诗人这个原本被奉于神坛的群体也急转直下，诗歌创作在很多人眼中成了非主流的“地下写作”。更令诗人不能接受的是，近年来的诗歌已成为大众的热闹，10次有9次是被嘲笑的对象。

　　尹丽川的“下半身写作”，赵丽华的“梨花体”，以及后来又出现的“羊羔体”、“忠秧体”、“乌青体”……这些年间，人们一次次把目光对准诗歌，并非诗歌本身的魅力所致，而是伴随着潮水般的唾沫，让诗歌成了众生喧哗中被嘲讽的焦点。就像年年推新的“神曲”、“狗血剧”，热闹过后，诗歌甚至被异化为一个隐含着负面信息的符号。

　　新诗诞生近百年来，有五个高潮：一是五四时期，这是新诗草创时期;二是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的现代派，代表人物有艾青、卞之琳、戴望舒、穆旦、冯至等人;三是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的台湾现代诗歌运动，以余光中、洛夫、郑愁予、痖弦、罗门等为代表;四是朦胧诗和第三代，包括北岛、舒婷、多多、杨炼、昌耀、海子等;五是新世纪以来，当然现在盖棺定论为时过早，但成就不容小觑。

　　《诗刊》副主编李少君认为，“新世纪以来的诗歌状况可以用‘草根性来概括，这是一个诗歌创作自由、自发、自然发展的阶段，最终有可能转化为一种自觉的写作追求。”按海南大学教授刘复生的描述，这是“一种理想的，同时也是正在出现的现实的写作形态，同时，它也是使新诗真正本土化的出路”。

　　余秀华作为草根诗人的代表，并非横空出世。近年来，民间诗人还有富士康工人郭金牛、深圳打工诗人许立志、安徽的煤矿工人老井等等。

　　中国作协创研部研究员认为，余秀华、许立志等“草根诗人”在传播中反复被强调的恰恰他们的社会身份，这点尤为值得探讨。因为，“放眼西方和中国的文学史，从来都没有过这样的情况，一个诗人的社会身份被放大之后，成了经典的诗人，从来都没有。显然在特定的甚至极端化的社会语境和主流文学话语评判体系下，这些写作者的身份代表了政治正确和进步的诗歌美学。”

　　中国现在几十万甚至上百万之众的“非专业”诗歌写作群体，确实构成了新世纪以来诗歌新生态。一种自发的、原生的、直接与生命体验相关的“大众写作”，有别于以往的学院派、知识分子等“专业诗人”的写作美学，正在让诗坛渐现百家争鸣的景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