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新颖

　　一一九八〇年冬天，我读初二。我们那所学校，建在山岗上，略高出四野，风大。某天上午课间，惊奇地看到教室前面的平地上，摆了个小小的书摊。这是从未有过的事，以后直到我初中毕业，也没有再发生过。来卖书的一男一女，告诉围上来的同学，这是新华书店送书下乡活动，他们从县城里来，骑着自行车，带了两箱新书。摆在地上的书，用窄长的木条压着，我看来看去，没看出名堂。男店员还在从箱子里往外拿书，到最后，拿出一本《围城》。等到他放好，我盯着灰蓝色的封面看了好一阵儿，才伸手去翻看。这时候上课铃声响了，我匆匆忙忙掏出钱来，凑足七角八分，递出的时候一张一毛被风刮到地上，女店员一边追赶，一边不忘挥手示意我快去上课。我带着这本不知道是什么的书，跑进教室。

　　很多年以后我才知道，这本一九四七年由上海晨光出版公司出版的小说，一九八〇年才重见天日。我懵懵懂懂，却有恰好撞上的运气。由人民文学出版社的这个版本，我第一次知道钱 书这个名字。那时候，我当然读不懂《围城》，但至少它的语言，对一个初中生来说，奇异而新鲜，有时甚至是震动，吸引我从头读到尾。

　　二六年以后，我在复旦校园的书店买了一套《管锥编》，四册，共十元八角五分。我还在扉页上记下了购买日期，一九八六年十二月二日。《谈艺录》也是同一时期买的，没记日期，想不起是在哪家店，书后面有个印章，篆体阳文“开卷有益”，应该是在书店盖的；也许因为精装，定价五块九。我已经读大二，但这两部书都只读了个开头，就读不下去了。而跟我同时买《管锥编》的同班同学，整天逃课，躲在宿舍上铺的帐子里，硬是啃了一遍。中文系八五级，比前比后，都算得上自由散漫，调皮捣蛋，表现之一是逃课成风，甚至由此产生出一点叛逆的英雄感。逃了课干什么呢？对不少同学来说，是读书，读自己要读的书。我们班逃课最多的人，那时候读《判断力批判》，读《小逻辑》。我也算经常逃课的一个，但我读西方现代主义文学和中国当代先锋小说，与读《管锥编》和读康德、黑格尔的同学相比，实在是轻松容易得心里暗生惭愧。

　　文学史课到唐宋这一学期，是王水照先生上的。王先生讲课扎实严谨，语调平缓，没有题外话，在缺乏耐心的学生听来，波澜不惊，少了兴奋点。但到学期中间，忽然大变。有一次讲到什么问题，引钱 书的说法，王先生详加解释，说着说着，多少有些激动起来，终于抛下讲义，说道，干脆就讲钱 书吧。课堂气氛一下子欢跃起来。王先生一九六〇年毕业于北大，分配到文学所后，有幸成为钱

　　书带的年轻人兼助手，多年接触交往，话题一开，滔滔不绝。即使少不更事如我们，也为王先生对钱锺书的真切叙述所打动。王先生一九七八年春才调来复旦，文学所时期的经历久，又处在二十六岁到四十三四岁之间这么一个人生阶段，自然感情深。

　　王先生一口气讲了两节课钱 书，他讲得兴奋，我们听得过瘾。要不是下课铃声打断，大概还会讲下去，因为没有止住的意思。这两节课像是一学期中的华彩段落，之后，王先生又恢复平常的语调。但奇异的是，经过这两节课之后，再听王先生讲课，似乎能够听进去的多一点，懂得多一点，明白得多一点，连一贯谦和平静的声音，有时也能听出起伏和波动，听出激越来。

　　谈钱 书，当然会旁及文学所的其他先生，如余冠英、何其芳诸位，王先生对何其芳多有同情的理解。很多年之后，我成为系里的教师，那时候还在学校正门对面的文科楼办公，王先生碰到我，特意说起他有一本关于何其芳的会议论文集，说到论文集里的一篇文章，没过几天他从家里把这本打印的论文集带给了我。

　　在这之前有一次，在我博士快要毕业那个学期，电梯里碰到王先生，我手里拿着《徐燕谋诗草》复印件，前有钱 书为他少年时代即已结识的知交做的序，王先生说他没有这篇序，我就给了王先生一份。《徐燕谋诗草》是自印的线装本，日本的木山英雄先生研究当代旧体诗，托我找这本书，我从陆谷孙先生那里借到，复印好了，正巧遇见王先生。

　　三一九八九年，我继续学业，读比较文学研究生。这个专业那时候有一个必读书目，《管锥编》即在其中。其实不读也能混过去，没人检查。一位老师说：还是读读吧，懂多少没有关系，至少感受一下钱 书的广征博引，知道世界上有那么多你不知道的书。我用了将近一年的时间，把《管锥编》通读一遍。读得慢，却也读得兴致盎然，有些地方停留长久，流连不去。增补的第五册出版，我也读一遍。许多年过去了，至今，我再也没有完整地读这部大书，却常常翻阅，拿起来随便从哪里读上或短或长的几段，几乎成了习惯。要说我翻看次数多的书，《管锥编》一定是其中的一部。

　　我在古典学问的门外，不敢有片言只语论及这部书。有一次私下聊天，又有一位朋友说，钱

　　书有学问，没思想。这样高明的见解并不新鲜，甚至成了一些批评者的“共识”。不知道那天为什么没忍住，我说，你要什么样的思想？读《管锥编》读不出思想，得怪读者不能怪作者吧？开篇“论易之三名”，“变易”、“不变”、“简易”，除了“一字多意之同时合用”，就读不出点别的？争论，就像最常见的情形一样，各执一词，除了加深固执，其实是没有多大意义的。隔几天再听到一个有思想的人说，钱书学富五车，见仅管孔，就随他得意去了。

　　我认识的一个人，他读《管锥编》，方法是把这部书从头到尾抄了一遍。所以，读书这事，人和人，真是不能比。

　　四读研究生期间仔细读的还有 《七缀集》，薄，现代汉语，当然比读《管锥编》容易多了。那个时候我迷博尔赫斯，研二的时候写一篇关于他的短文，提及《七缀集》里两次引证博尔赫斯。在钱 书这本小册里的两篇文章中看到这个名字，真是惊讶——本来还以为，这个名字专属于先锋小说家。后来我做老师了，不免常碰到学生问该读些什么书，通常回答不出，而且我也不以开书单为然，脑子里从来没有存储一个标准书单。偶尔有几次，会随口说，说过就忘了。前些年有一次，金理，不知怎么说起他读大学那会儿的事，忽然问我，是否记得向他推荐的第一本书。我当然说不出。他说是在老文科楼的电梯里，我让他找钱 书的《旧文四篇》来读。他这么一说，我倒想起来了，我是在不同场合跟一些学生推荐过《旧文四篇》，或者全部《旧文四篇》加一半《也是集》合并成的《七缀集》，至于有多少人像金理这样有心，就不得而知了。

　　再后来，我干脆在研究生的课上讨论这本书。不同的人能读出不同层次的东西，我的想法倒也简单，就是体会一下钱 书怎么写文章。能从大处看，自然好；一时达不到，也可以先从小处看。比如第一篇《中国诗与中国画》，上来讲文艺风气对艺术家的影响和限制，进而又说，“就是抗拒或背弃这个风气的人也受到它负面的支配，因为他不得不另出手眼来逃避或矫正他所厌恶的风气。”这个意思，抽象地看，似乎我们也能说得出来；“风气是创作力的潜势力，是作品的背景，而从作品本身不一定看得清楚。我们阅读当时人所信奉的理论，看他们对具体作品的褒贬好恶，树立什么标准，提出什么要求，就容易了解作者周遭的风气究竟是怎么一回事”，这个意思，也必定有人会觉得，好像也很平常啊。不过，接下来这一句，有人会说不重要吧，就是我们写不出来的，“好比从飞沙、麦浪、波纹里看出了风的姿态。”

　　———我们为什么写不出？“风气”我们也会用，也常用，但我们前面写，后面就忘了，用过即扔，麻木不仁；我们用“风气”的时候想不到“风”，想不到“风”的“潜势力”，想不到“风的姿态”，我们丧失了——或者从未有过——对一个词的根源性敏感。

　　这一类的例子，在钱 书的文章里俯拾皆是。

　　我翻自己的这本《七缀集》，里面夹着好几份剪报，其中两份与《汉译第一首英语诗〈人生颂〉及有关二三事》有关，一是复旦史地所周振鹤的文章《比钱说第一首还早的汉译英诗》，他发现香港中文期刊《遐迩贯珍》一八五四年第九号登载了弥尔顿十四行诗On His Blindness的汉译；另一份是北大法学院贺卫方的《〈人生颂〉诗扇亲见记》。郎费罗的诗译成汉语，译文写在一把扇子上，送给了作者本人。钱 书说，他“要引的《人生颂》译文和那把‘官老爷扇子’（mandarin fan）上面写的是一是二，有机会访问美国而又兴趣去察看郎费罗的遗物的人很容易找到答案。”这句话，大多数读者就忽略过去了，偏有这么一位法学家读者，心细如发，又有实际行事能力，便去一探究竟，果真，察看出不少有趣的细节和问题。

　　这句话，再加上贺卫方的文章，也引发了我的小小兴趣。二〇一五年秋天在哈佛参加一个学术会议期间，忽然想起，就和季进一起步行到郎费罗故居。进了门厅，最先参观的区域里，一眼就看到了那把“官老爷扇子”，比贺卫方当年可是省事多了。不过，整个参观过程对于我来说，算得上不愉快。参观分时间段，到点放一批人进来，这倒没什么，问题是进来之后门就关上了，不到点不开。所以，不管你有没有兴趣，你只好排着队，跟着喋喋不休、声情并茂的讲解员，规规矩矩把一个半小时挨完。我大概有密闭恐惧症，好在门终有打开的一刻。

　　我跑进花园，不自觉地大口呼吸，看看远远近近的树，枝叶摇动，风的姿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