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 风

　　那一天原野上的风刮得很大。深秋转换初冬的季节，裸露的田塍显得深沉而苍凉，寒气在慢慢集聚，夕阳已经放弃了最后的发力，变成一个模糊的发育不良的鸭蛋黄，渐渐沉到了地平线下。唯有村庄上空的炊烟是温暖的，就连它的悄悄弥漫，也显得安逸迷人。伴随着人气和鸡飞狗跳的声响，以及鸟儿归巢前的聒噪，一个平常的黄昏，就这样不打半点折扣地走向夜晚的深处。如果不是一支文艺演出队的到来，这个乡村之夜，便将是一如既往的寂寞而萧索。江南大地的版图上，有无数这样的村落，黑夜的降临就像一个休止符，消解了白日乡场上的喧闹声响，就连一片树叶掉在地上的声音也非常清晰。而村前的河浜里，突然一阵鼓乐齐鸣，一条扯着红旗的木船由远而近、翩然而至，鼓乐手们站在船头船尾，每一个人都挂着笑脸，演奏的动作都是潇洒而熟练的，让人感觉到，他们很专业，不像是一副临时搭建的草台班子。此时村上的男女老少都围拢到河边上看热闹了，他们发现，村里的几个锣鼓手早就守候在岸边，在木船靠岸的河埠，他们也开始吹吹打打，既接应着木船上的鼓乐，也颇具迎接贵宾的仪仗队风范。

　　木船刚靠岸，乡亲们便蜂拥上去，帮着演出队搬运道具和帷幕，这样的一份默契用不着有人指挥。轮不上搬东西的，也在一旁瞅个新鲜。这个场面会持续很久，因为队长还要宣布，20位演出队人员，将分到15户人家去吃晚饭。名单是早就定好了的，但队长每宣布一个，场面上还是会引起一番波动。叫到名字的，欢欢喜喜地把客人领走了，没有轮到的人家，脸面上有明显的失落。但无论如何，一个让乡亲们难得欢欣开怀的良宵，正在拉开它简朴而热切的帷幕。

　　这是半个世纪前江南乡村的一个场景。如果让这位96岁的长者周锡芝来回忆，他会执拗地提示，当年六田圩村的文艺演出队所到之处受到的欢迎程度，完全超过了以上文字的表述。当时他是六田圩村的书记，在他的记忆里，演出队上岸的时候，岸上不但有锣鼓欢迎，村上人鼓掌声音还是蛮响的，显然这让队员们非常受用。那时没有饭店，队员们都是被分到各家去吃饭，显然预先已有安排，但现场还是有争抢的。比如张家会问李家，你家什么菜？李家会豪气十足：炖鸡蛋，萝卜丝烧鱼。当时乡村的饭桌上，能有这两道农家菜是很牛了。然后，张家突然冒出一句：我家还杀了一只鸡呢。李家不吭声了。杀一只鸡，在当时是一件太隆重的事了，就是过年，也未必能每家杀一只鸡吃啊。说着，客人就被张家领走了。想想，这演出队的规格也有点偏高了。

　　周锡芝老人还说出一个别人未必知道的细节。当时演出队有个带着吃奶小孩的年轻女子，叫玉儿，她是演出队的主角，她上场演出的时候，孩子就只能交给一个有奶水的母亲。然后在演出的现场，会有两三个以上的奶娘围着这个孩子，轮流抱他，给他喂奶，这些奶娘都是村上哺乳期的大嫂，是奶娃志愿者，也都是爱看戏的铁杆戏迷。

　　夜幕降临了，演出开始了，是在村头的打谷场，一个土台子上。场上早挤满了人，土台子附近的树上，也有人趴着。今晚先上场的剧目是锡剧《双推磨》。报幕员一说出口，台下就沸腾了，也不是什么新戏，说的也就是一个寡妇和一个单身汉的那点事。但大家就是爱看。说这个戏当时风靡江南并不夸张。大家都喜欢戏里的女一号，寡妇苏小娥，她是温柔的，又那样无助。人长得好，偏偏没有了男人。台下的男人们看了，哪里只是恻隐之心啊，心早就飞到台上去了。这个苏小娥靠磨豆腐为生，孤苦伶仃是肯定的。一天傍晚，她到河边挑水，没提防，水桶给一个匆匆忙忙的过路人撞翻了，此人名叫何宜度，是地主张某家的长工，人很忠厚老实，他辛苦劳作一年，张某竟把他的工钱给赖掉了。回家路上，他想着老娘正饿着肚子，年关又到，一个钱都没有，急得心慌意乱，不小心便把苏小娥的水桶给撞翻了。这一撞，戏来了，苏小娥知道了他的急难，很同情他，就把他请到自己家里去，还拿出50个小钱给他过年。作为一个寡妇，她做到这样，在当时社会，非常不容易。因为寡妇门前是非多，一般男人哪敢造次。何宜度不一样，他一个老光棍，反正就那样了。这个男人看起来木讷，其实一点也不傻，力气都出在最要紧的地方。而且呢，台下那些看戏的妇女，还就是喜欢何宜度这样的男人。勤劳之外，脾气又好。你看他帮她干活，挑水、推磨、灌浆、烧火……事情做起来不急不忙，多好啊。换了今天的人们，一眼就看出来了，其实他就是赖着不想走，套瓷。但当时的观众只愿意相信他是真正的憨厚。苏小娥一个人平常要忙到二更天的活，在何宜度的帮助下，不到半夜便全部做完了。可是，豆腐磨完，何宜度没有理由再待下去了，便提出要走。说他是欲擒故纵倒也未必，毕竟夜深人静，男女在一起怕不太方便。但此时苏小娥已经被他吸引，哪里舍得他走。于是请他喝了一碗豆浆，又借给他一件棉衣穿上。这是一件重要的道具。寡妇家里哪来男人的棉衣呢，分明是她那死鬼男人的。她已经把对方当成自己人了。于是对何宜度说了一句真心话：“你我都是苦根生，应该互相来帮助!”这个“帮助”就是一起过日子了。何宜度只干了半夜义工，就得了一个大便宜。这是今天人们的评估，但在当时，人们却认为，这是天作之合，两个好人应该这样走到一起。何宜度家里太穷，最后他答应把老娘接来，跟苏小娥一起生活。今天的人看到这里，又会说何宜度太簈丝了，连个房子都没有。但在当时，人们不看重这些。男人背着老娘到女方过日子，反而是一种反封建的时尚。这一对有了真诚爱情的青年男女，终于冲破了旧礼教的束缚，幸福地结合在一起。

　　这一出戏，当时人们的解读跟我们今天是不一样的。一个孤男，一个寡女，干柴烈火，一点就着了，却把他们包装得那么可怜兮兮。关键在于，它歌颂了妇女解放，也保护了自由的爱情。之前戏台上的寡妇，从来都是哭哭啼啼，哪有苏小娥这样光彩照人。戏里的每一句台词，都接通着地气，台上在唱，台下都跟着哼哼，唱词通俗易懂，大家都会背。如果演员不小心唱错了，台下就会有人不客气地站起来大声纠正。然后是动作、造型，夸张的程度，嗓音与眼神，都是有讲究的，这出戏，县里的剧团到村里来演过，那便是一份经典的参照，在乡下人眼里，那就是顶级的，方言称这叫“煞顶”。因为乡亲们不太可能看到县以上剧团的演出。所以每一句唱腔，每一个动作，当然是以县剧团为准。所以，真要是哪天来个草台班子，把观众的心情唱别扭了，台下一定不会买账的。即便是最宽容的乡亲，也会吝啬他们的掌声。凭良心讲，这天晚上的演出队的水平，在乡亲们看来是够得上专业的。那个苏小娥一出场，很多男人的哈喇子下来了，眼睛瞪得有铜钱大。女人们也说不出一句挑剔的话。那天有幸把她接到家里吃饭的人家，当然是村里的队长金生了，这是女一号的待遇，也是一份当队长的特权。据金生队长媳妇发布的消息说，她得过县里的演出金奖，而且，她不化妆的时候，比化妆还好看，有点像电影明星王丹凤，双眼皮有韭菜边那么宽。虽然她有个吃奶的孩子，但真的就跟一个“大小娘”一样，这里的方言习惯把黄花闺女说成是“大小娘”。

　　这天夜里的节目，《双推磨》是主打，但那只是一个小戏，后面还有锣鼓说唱《王老二进城》、三句半《巧媳妇与笨阿婆》。都是小节目，说的都是村里家外的新人新事，虽然鸡零狗碎，但蛮好看，一点不比那些大戏差。也有悲苦的段子，女人死老倌，老来丧独子；寒天吃凉水，黑夜走残桥。台上在唱，台下在哭。这叫什么？借人头哭自身。活在这世上，哪个人没有半桶苦水？这样的时候哭，一点也不显得矫情。开开心心地哭过之后，人就特别舒坦。

　　也有出差错的时候，比如，王老二唱着唱着，嘴上的胡子掉下来了；然后，笨阿婆的围裙穿反了。等等。但这些都没关系，观众们还是一致夸赞，这些节目真好，演出队的人像城里来的，不比县剧团差啊，个个有礼貌，拉胡琴佬、笃板鼓佬、吹喇叭敲锣鼓佬，都蛮有水平。这是一支什么样的演出队呢？虽然，村上人早就知道，今晚这副班子，是三十里水路以外的六田圩来的，但他们现在有了新的评估，这是一副完全可以挑战县剧团的班子。该死，为什么我们这么大的一个村子，拉不出一支像样的演出队呢。六田圩在哪里？不就是那个在 湖边的大村子吗？然后我们把时间切换到白天。于是我们发现这个演出队的全部成员都在田里干活。也就是说，他们无一例外是这里地地道道的农民。按照彼时的行政级别，六田圩只是江南水乡徐舍地区的一个生产大队，这个地方四周都是水域，几十里荷田芦苇水草，连风也是绿的。村庄是浮在水面上的岛屿，进出都是行船。这里的人都好个嗓子，也不知道是不是河水格外清甜的缘故。民歌之类，这里有点多的；但光唱民歌，肯定不过瘾。锡剧是这里的地方戏，老祖宗名叫周奎大，早先锡剧叫“唱滩簧”，是站在长凳上唱的，百余年前，周奎大带着徒弟一路卖唱，居然把滩簧戏一直唱到大上海的小弄堂里，开始是摆地摊卖唱，后来就壮着胆子，到三马路的“天外天”茶楼里占了一张台面，甚至一度在“大世界”这样的娱乐中心轧台型。不过好景不长，“大世界”老板黄楚九去世，由大佬黄金荣接手。一些小戏种被踢出门去，锡剧也未能幸免。也不光是周奎大们在唱，锡剧内部的流派和山头很多，都在拼命抢地盘。周奎大们感觉，锡剧还是要回到老家去发展，常州无锡一带，喜欢锡剧的人非常多，为什么要在上海为了一口饭跟别人打得头破血流呢。

　　于是锡剧回家了。虽然它没有昆曲、越剧那样的名气，但也有类似水磨腔一样的曲调，其间奥妙与花头蛮多，软糯中有刚烈，欢愉里有悲伤，也是蛮迷人的。一个地方，有方言，就会有以方言展开的戏曲，这不但是人们生活里的彩头，也是人生情感倾诉的道口。通常的模式总是小姐落难，公子讨饭；好人受苦，仙人下凡。如果公子最后没有考上状元，和小姐的姻缘没有成全，奸臣没有伏法，观众是不肯散去的。做剧的人们必须给他们一个交待。尤其是在吃不太饱、穿不太暖的年月，人们在精神上更加经受不起挫折，哪怕是虚拟的团圆，也是抚慰心头的一帖良药。锡剧就这样世世代代传唱下来，成为一个地域男女老少必不可少的一道精神饭菜。

　　六田圩村上有个周家祠堂，是空空荡荡的旧房子。每到夜晚的时候，周家祠堂的汽油灯就亮起来了。村上的青年男女，饭碗一扔就往这里赶，他们把排练节目叫做“练剧”，把演出叫“做剧”，看戏当然就叫“看剧”。若要问这里的人做剧的历史，他们会毫不含糊地说，祖祖辈辈都喜欢做剧的，一直做到了今天。不做剧，空闲的时候怎么过，还不憋死啊。

　　实际上，晚上里的“做剧”和日后的“看剧”，是这里的人白天拼死干活的一份念想。也就是说，在最累的时候，想到还能有做剧和看剧的生活，这心里就有了一份疏放和轻松。或者说，只有做剧与看剧的时候，才是他们最开心的生活。为了能够好好做剧与看剧，他们不在乎白天拼死地流汗出力。即使是白天把力气都干完了，晚上只要周家祠堂的汽油灯一亮起来，他们的精气神就来了。

　　说这是一个地方的风气，也是因为背后有巨大的民间支撑。广袤的原野上，潜伏着人们的精神诉求。如果我们愿意来做一项田野调查，以上世纪六十年代中期某个冬夜的八点钟为例，看看一个村子里的各色人等在做些什么，我们就会知道，这么一个纷繁的人间，在明月高悬的夜晚，竟如草木一般的寂然无声。

　　第一类，七八十岁以上的长者，在这寒冷的冬天，晚上约摸八点的时候，乡村的老人已经上床睡觉了。为什么这么早？因为江南的冬天，屋子里没有取暖设备，被窝里是最御寒的；没有夜生活的晚间，念想之类也会寡淡。早先乡村的晚上还有麻将和一种叫“游湖”的纸牌游戏，但没有输赢的麻将和游湖是没劲的。有输赢就变成了赌博，政府是特别禁止的。这样的夜晚当然也可以聊天，当地人叫“嚼死胡”，熬到很晚。但是，老人们的晚饭，也就一碗稀粥加半根萝卜干，你不让他们早点睡，坚持到夜里七八点，已经撒两次尿了，肚子里比较空泛。饭后百步走，活到九十九。那是长期喝稀粥的人群口头流传的健身诀，为什么只走百步？因为肚子没有油水。多走路腿就发软。上世纪六十年代中后期之前，乡村连电灯也没有。老人们早睡，也是为了节省灯油。

　　老人们总是企盼夏日的早早到来。因为，只有在炎热的夏季，在每家门口的晒场上，在用竹床或门板支起的乘凉世界里，老人们才有可能成为被儿孙们环绕的主角。火炭一般的夜晚，屋里根本不能睡觉，所有的人都在晒场上沐浴黑夜里微风的流光。此时在老人的缓慢的讲述里，乡间流传的善恶故事，忠孝礼义的各种传说，小镇茶馆听来的《三国》、《岳飞》等段子，甚至根据民谣传说改编的各式口头版本，都在萤火虫飞舞的夜幕里渐次打开。每个人屏气凝神而又兴味盎然，只觉得时光飞逝，不知不觉驱散了夏日的漫长。那种讲述，带来了乡村世界的平衡和安宁，也有善恶有报的价值观的潜移默化，而长辈的尊严和海量识见，足以在他们的讲述中让小辈们心悦诚服而五体投地。故事结束时，讲述的老人总是能得到一碗山芋汤的待遇，这是小辈们烧给他吃的，没有糖，但加了一点自酿的桂花蜜，还是蛮香的。

　　第二类，四五十岁的中年人。上有老、下有小的他们，冬晚七八点钟的时候，男人在整理农具，镰刀和锄头是需要磨的，种子是需要筛选的，什么地块种什么庄稼，都在男人心头盘绕着。还有些小农具，需要修理，什么裂了口子的簸箕、漏了水的粪桶，等等。如果还有空余时间，他会搓些草绳，缠成一个绳球，家里田头会有用处。然后他会出门，习惯地做一个仰望星空的姿势。地道的庄稼人都懂得一点天象，哪块云里是风，哪块云里有雨，他心里有数的。明天是个什么天气，对地里的庄稼是有利还是不利。然后他还要去猪圈、羊圈、鸡窝看看，这是一次真正的巡视，他手里连一杆手电筒也不拿，但即便是闭着眼睛，支起耳朵，鼻头嗅嗅，他也能分辨出，哪只羊在嚼草，哪头猪在贪睡。有时他会跟畜生们聊聊天，但更多的是训话，无非是多吃多睡多长肉。反正冬夜的男人很忙，但所有的事情都是他自己找的，这些琐碎的事情里，或许有他的乐趣。说这是他常年不变的娱乐生活也真难为了他。但如果村里有剧看，他肯定会把这些扔下，哪怕是邻村在做剧，就是跑个五里八里，他也会去。这个时辰，他家里女人还在围着锅台转。刷碗，烧猪食，喂猪喂羊喂鸡，如果暂时没有破旧的衣服需要缝补，那她也要在灯下纳鞋底，男人和孩子都比较费鞋，她一双手天天夜里纳鞋底，也跟不上他们费鞋的程度与速度。她有乐趣吗？天知道，她在灯下干活时也会哼哼，什么《小白菜》，什么《珍珠塔》，还有《王贵和李香香》，都是年轻时唱过的。这表明，她年轻的时候也是会做剧的，但生过几个孩子，她就不做剧了。倒不是因为她的腰身变粗了，脸上长皱纹了，而是心情不一样了，太忙太累，都是托词。上了年纪的乡村妇女，如果还扎在大姑娘小伙子堆里，家里的男人会答应吗？别人的眼光也会不一样。她只有等待机会，如果村里的打谷场上难得来做一场剧，她肯定会带着孩子去看，即便一场老电影，哪怕是放映过几十次以上的《地道战》，她也会非常兴奋地期待。但这样的日子太少，她的主要舞台，还是以锅台为半径的，有时候她的歌只能唱给鸡鸭猪羊们听，它们的叫唤就是褒奖她的掌声。

　　第三类，二三十岁的年轻人。假如以六田圩为例，夜晚七八点钟的时候，周家祠堂的门窗都在发颤，空气里有强烈的荷尔蒙气息，如果划根火柴，空气都能燃烧。锣鼓正以喧天的方式，替代他们释放青春的激情，琴声悠扬、轻歌曼舞，与窗外的月色很搭。无论上边发不发文艺汇演通知，他们都会抓住春秋两季以及年前的空隙，到这里来练剧。演出队的构成，多半是村里的民办教师，城里来的下放知青，当然本村的姑娘小伙是主打，还有外村嫁过来的新媳妇，本来就是文艺骨干。一嫁过来就进了演出队，等于让六田圩捡到一个宝贝。这些人构成了文艺演出队的骨架，而年轻人的倾情投入，还因为他们正是谈婚论嫁的年龄，漫漫的长夜，你让他们去哪里谈情说爱？当然，广袤的原野会向他们提供一切可能，而情感的孕育，还需要演出队这样特定的环境。

　　无论练剧、做剧，所有人都是义务，生产队从来不计工分，也没有任何形式的补贴。但这些从来不是问题，没有一个人在练剧做剧的时候，会提出他需要经济报酬。那时候的人，说到钱就会脸红。而且，有一度，六田圩演出队的名额居然非常金贵。想进演出队的人太多，因为演出队经常可以应邀到外地去演出，这是六田圩村唯一一个与外界接触、显示自我的一个机会。去别的村里演出时，受到的尊敬和待遇，很让人羡慕，就像电影里的八路军进村一样。特别是有一次，演出队应邀到溧阳县的沈家村演出，接待很隆重，公社书记都出面了，演出结束后，对方还请每个队员吃了一大碗肉笃面。那是什么待遇啊，肉笃面，就是用切得雪薄的肉丝，放在面条里，加上雪里蕻，用文火笃，再浇上麻油和酱油。有的人生下来还没有吃过。一张嘴，鲜了半夜，回来一直讲，眉毛都鲜脱一半了，急煞人。

　　但是，一条演出船外出，上去20人就已经超载了，再说，人太多了，对方村里也不好接待。所以名额紧张。打进演出队，就成了当地青壮年的一项标配。有人发现，在演出队里待久了，出门办个事也比较容易，知名度高了，谁都高看一眼。女人们还发现，在演出队做剧，可以延续青春，人不太容易老。如果嗓子好，身材没有变形，又有知名度，就可以在演出队一直待下去。但是对于一般人，淘汰率是很残酷的。有决定权的人不是生产队长，而是演出队的 “四大金刚”，他们分别占领了导演、文场、道具、后勤的位置。一个主角的确定，没有哪个人可以独立拍板，就是一个配角，也是要四大金刚坐下来商定的。而且，一个主角某一天身体不适，或者有急事来不了，谁也不惊慌，因为谁都可以顶上去，等待机会的人太多，然后顶替的人在台上大放光彩，大家觉得他比原来的那个还好，事实上原来的那个就被淘汰了。被淘汰的人不肯走，宁愿搬道具，甚至摇船，点汽灯，说不定哪一天他还有咸鱼翻身的机会。

　　到了上世纪七十年代初期，江南乡村流行演出“样板戏”，那是八个现代京剧的总称。锡剧自然站到一边去了，大家学京剧的热情非常高，其中最有名的《红灯记》、《沙家浜》、《智取威虎山》，你到乡村里去走走，谁都会哼哼。不过，六田圩村当时演的是歌剧《白毛女》。唱惯了锡剧的人，居然唱歌剧，而且唱得相当不赖。那时的六田圩很红，到处都来请。每一个村子都要演样板戏，已经成为政治任务。且说这一年公社发了文件，要求每一个生产大队要演出样板戏，演不了大戏的，也要演折子戏，并且还将举行汇演评奖。于是附近的村子都在动起来了，时不时来六田圩取经，也有把六田圩的人请到自己村里做导演的。 湖边有个李家村，工分值很低，那一年最穷了，一个劳动日只值7分钱。但是，李家村却要演一台全本的 《智取威虎山》。他们郑重地到六田圩来拜师，这里的人好心劝导，就演个折子戏吧，比如《打虎上山》。演全本戏，代价太大。一句话把李家村的人弄得不高兴。什么叫代价太大？是啊，我们村是穷出名了，但是我们人穷志不短哪。就是大家砸锅卖铁，这台戏也要演。于是六田圩真的派出了一个“导演”，名叫周方大，此人有文化，不但唱功好，还会翻跟斗。因为《智取威虎山》有很多武打戏，你连跟斗都不会翻，怎么教别人？有一天晚上，夜很深了，周家祠堂照例还在练剧，周方大来了，他刚从李家村回来，说起那里排练的情况，连声说，罢了罢了，我们六田圩，哪里是他们的对手。大家说，不至于吧。接下来方大说了一番话，说得大家真的坐不住了。

　　原来这李家村的人，都有点“一根筋”。也不知道他们是跟谁憋气，竟然举全村之力在练一部大剧。演男一号杨子荣的，是个退伍兵，据说在部队干过特务连，他一口气可以翻10个跟斗，而且不喘大气。然后，演反派一号座山雕的演员，竟然有六十多岁了，此人退休前是金坛县剧团的炊事员，别看他是个做饭的，做剧倒是蛮灵，原来他老早就是演员，犯了“生活错误”才去做饭的。居然他也有硬功夫，那种360度翻旋起来的“燕子撇水”，他一口气会来好几个。完了，咱们六田圩哪有这样的人才。再说道具，他们把村里最粗的一棵老榉树砍倒，做了几十支木头枪，把各家的蚊帐收起来，改做成奔袭威虎山小分队战士穿的斗篷。他们没有钱买化妆的胭脂，就把篱笆边的凤仙花采集来捣碎，熬出一种搽在脸上鲜亮鲜亮的胭脂来。演反派那些角色，没有油彩化妆，就用锅底灰抹在脸上；“解放军”和“土匪”的军装，都是村里妇女连夜织的土布做成，她们把南瓜汁和几种草头放在一起熬，熬出来的颜色，就是军装的颜色。他们的琴师特别厉害，就是那个夜校的瘸腿先生，他有一把京胡，是从苏州亲戚家借来的，声音特别好听，又响亮，小喇叭一样。总之为了做剧，李家村豁出去了。

　　练剧和做剧的故事在原野上流传了很多年，连同那些不着调的荒腔走板和青春不老的故事。周锡芝老人的回忆里，那年冬天的公社汇演，李家村演的《智取威虎山》和六田圩演的《白毛女》并列了第一名。李家村当然举村狂欢，自家酿的米酒喝了大半夜。但六田圩的人却有些失落，说是并列第一，李家村还是排在他们前面。这个“并列”的做法，其实是给六田圩一个面子。论做剧的实力，李家村当然不是他们的对手；但是，李家村的那股全村爆发的激情，男女老少拧成一股绳的劲道，那一种不服输的精气神，却超越了他们。那一年，由于自然灾害，六田圩每个劳动日的工分值也只有2毛5分。但比起李家村，已经很厉害了，你想想，在李家村的田里干三天，只值在六田圩干一天，还不把人气死啊？但是，只挣7分钱一个劳动日的李家村人，在乡村的舞台上却找回他们自己失落的尊严，这其中的奥秘，只有老天爷知道。

　　从六田圩向南行走四十里，就进了苏浙皖三省交界的一个繁华山镇，名叫张渚。因为富足，人心也良善，岳飞当年在此屯兵十年，兵壮民安，有口皆碑。通往浙江和安徽的山路，也被古时的人称为茶马古道。这里看戏的风气更盛，戏班子也多，南来北往的客商口味庞杂，京剧、越剧、昆曲、黄梅戏，都有自己落脚的处所。能在山镇上长久居住，要么有手艺，或者有生意的买卖，唱戏和看戏的人，囊中是不羞涩的。他们称自己是票友，上了年纪的资深票友，会被别人尊称为先生，也叫名票。做票友，光有兴趣还不行，还需要实力。山镇上有个艺林剧社，很多年红红火火，并不是喜欢唱戏的人就可以加入的。剧社的人，都见过世面，所谓世面，就是舍得花钱到上海去看戏，去拜名师。比如有位堵某人，家里在张渚街上开了好几家店铺。祖辈几代，都是票友。他儿子堵小开，从少年起，就好这一口。他唱叶盛兰的小生，颇有几分乱真。每年要有好几次，他背着铺盖，去上海看叶盛兰的戏。为什么背着铺盖？据他说，是叶盛兰的戏票难买，都是要半夜排队的，冬天的夜里很冷，他把铺盖往售票处的门外摊开，人卷在被窝里，舒舒服服睡一觉，这样一点也不伤元气。还有一个缘由他不肯对别人说，看完戏，他还是用这个铺盖，到火车北站的某个角落里缩一夜。他不是很有钱吗，为什么这样吝啬？其实到他这一代，家里已经不那么有钱了，囊中的一些碎银，还要派更大的用场。他的愿望，是跟叶盛兰同台演个角色，过一把戏瘾，他最喜欢叶老板的《群英会》，当然要在天蟾舞台或者黄金大戏院这样的地方，叶老板演周瑜，他不敢演盗书的蒋干，那戏份太重，但演个鲁肃，戏份不多，又体面，又能跟叶盛兰搭戏。他愿意的。人活一世，能做成一件自己最开心的事，也就值了。

　　但是，这种机会并不容易，必须要耐心等待。先是花钱疏通天蟾舞台的经理，然后跟叶老板身边的人接触，让叶老板先看看他的台风扮相，包括唱功，能不能凑合鲁肃这样的角色。如果觉得还行，戏份也不会给他很多，但同台是一定的。即便是鲁肃这样的的角色，对方要价也并不低，一般的行情，他上台跟叶老板搭一段戏，要出三担白米的价格。其时民国年间，一担白米5块银元，他过一把戏瘾，也就几分钟，就要花去15块银元。这样的机会，并不是把银洋交出去就能得到，你得等；要等到跟叶老板搭戏的演员生病，或者有急事，总之是不方便上台，你才有机会上。这要等多长时间啊，不知道。你想过戏瘾，就得付出代价。堵小开年轻的时候，常常在上海一待很多天，回来的时候，人们看到他的铺盖脏兮兮的，有点龌龊；感觉他不像是在大上海看戏，倒像是在“下只角”的某条弄堂里讨饭。但是，堵小开不慌不忙拿出一张他和叶盛兰搭戏的剧照，王开照相馆洗印的，真真切切是他，太牛逼了。堵小开说，叶盛兰身上那副行头，价值8万大洋，众人听得眼晕。所以堵小开在山镇剧社的地位一直雷打不动。只要说起跟叶盛兰搭戏的事，他轻声细语，不慌不忙，说那天先是跟叶老板在上海飞达西餐厅喝午茶，上的点心是戚风瑞士卷、抹茶相思饼，芒果摩芬，最后一道意大利薄饼，极脆且香。大家听得馋涎欲滴。然后堵小开话锋一转，说，你们知道，每天有多少人想见叶老板吗？那个队伍排过去，不说一里地，也有三百步。然后说到叶老板的风度，说他面如冠玉，唇如涂朱，一袭笔挺的法国西装，完全是个翩翩佳公子。

　　堵小开这个人，待自己有些吝啬，五分钱一块的麻糕，脂油萝卜丝的，他说不好吃，三分钱的麻糕里，只有些切碎的细葱，他说很香，实际上还是省那两分钱。待别人，那是很大方的，大凡剧社排什么戏，只要吱一声，该出钱就出钱，该出力就出力。可能是入戏太深，自己走不出戏里那些让他崇拜的角色，平时说话，冷不丁冒出一句戏文，也有人说他酸文假醋的，做人和做戏有些混搭。

　　这里经常有外地的戏班子来演戏，京戏、越剧、滩簧戏，黄梅戏，有意无意之间就在这里打开了擂台，都有被迷倒的票友捧场。无论哪个戏班子，到了山镇上，都要来拜一拜堵小开的码头，给他送票。他有时会请名头大的戏班主角吃饭，然后买上几十张票，分送给剧社的同仁，这就是够哥儿们的捧场了。

　　堵小开们除了演戏，让自己过戏瘾，还做一些慈善方面的事。比如，剧社到某个地方去演出，舞台下就有乞丐跟着，有的根本就是冲着堵小开来的，脂油渣一样破烂的黑棉袄上，扎一根稻草绳，一把鼻涕一把眼泪。谁让堵小开心太软呢，银子就是这样撒的。有一年，张渚山里山洪爆发，淹死很多人，有的人家屋顶都没了。艺林剧社一连义演三天，给灾民捐款，堵小开演《群英会》里的周瑜，毕竟是跟叶老板搭过戏的人，演小生的各种功夫，比如扇子、袍带、纱帽、翎子、靠把，他一样样都蛮上格式的。追捧他的人多，让他下不来台，日场加夜场，演得大口吐血。

　　解放后，艺林剧社上演的都是比较革命的剧目，比如《一件棉袄》，就是讲的民兵抓特务的故事，还有《夺印》，是讲的乡村阶级斗争。堵小开人长得比较清瘦，演工农兵不太像，特务和地主反革命的角色，没有人肯演。他就说，我来吧。他最出名的角色，是《沙家浜》里的刁德一。好多人说，比人民画报上刁德一的剧照还神。走在街上，他嘴里叼着根白烟嘴，再接一支烟，像衔着一根小白棍。屁股后头跟着一群小孩，喊他：刁德一！刁德一！他并不恼，走出一段路，突然转身，从口袋里甩出一把糖果，小孩们趴到地上疯抢，他呵呵一笑，迈着方步，稳稳笃笃而去。

　　因为有堵小开们，有艺林剧社，山镇的人们看戏的胃口，一直被吊得很高。三天两头有戏看的日子，想来是滋润的。一般的草台班子，不太敢到山镇来罗唣。都知道有一个跟叶盛兰搭过戏的堵小开，还有一个很厉害的艺林剧社呢。一直到堵小开们唱不动戏了，艺林剧社也还没有解散的意思。接上来的角色们，居然还算争气。有个小裴，在山镇上开饭店，为了让食客高兴，大家吃饭的时候，他就开唱，也不用话筒，嗓子是真正好。有一次堵小开去吃饭，他唱了一曲京剧《春秋亭》。堵小开扔下筷子叫好。然后，把他拉到一边说，小裴，你还是要拜师，至少要到省里，拜一个程派的名师。小裴很听话，真的去省京剧院，拜了第三代程派青衣、京剧名家钟荣为师。回来后，天天到山镇背后的高墩岗上去吊嗓子。后来小裴在山镇上唱得很红，他的饭店生意好煞，每天要翻台，很多人来吃饭，宁愿排队等，说这里的饭菜价廉物美倒是其次，关键是一边吃饭，一边可以欣赏到小裴那程派青衣的正宗唱腔。有人说，听梅兰芳的戏，等于吃鸦片；听程砚秋的戏，却好比打吗啡。小裴学程派，因为有名师指点，颇得真传。其腔调高出则如天外游云，低唱则似花下鸣泉。一米八的大高个儿，单听声音，绝对不像是个庞然大物，而是个美妙妇人，端的是简淡蕴藉、洒脱雅致。

　　因为有堵小开们倡导的风气在，小裴开饭店挣的钱，大半花在剧社和慈善方面。钱这个东西，小裴有个理念，挣100元，全部给自己用，那是死钱。如果把100元拆开，40元用来做饭店经营的本钱，20元做慈善，25元给自己花销，还有15元投给剧社，那100元就会有300元的效益，饭店生意没有办法不好。后来剧社发展成戏曲协会，大家公推小裴当会长。他甫一上任，就要排演越剧《梁山伯与祝英台》。原来，离山镇不远的祝陵村，传说就是祝英台的娘家，至今还保留着她的读书台和衣冠冢。所以，听说要排演这出戏，小裴真心舍得花钱，颇有堵小开风范，光是一个演祝英台的女主角，他就给她做了8身戏服，光是一顶凤冠，就上千元。山镇上的裁缝他看不上，都是到苏州戏曲服装厂定制的。剧组在他的饭店排练，吃饭当然由他包了，本来楼下的大厅可以放十几桌酒席，他硬是要隔出一个排练厅出来，等于每天少收入几千元，他蛮开心的，桌子少了，饭店生意反而更好了，他就赚一个口碑，但没想到，口碑这东西一转身又变成了钱。他说，用在自己喜欢的事情上，钱才是钱。光是排一出《梁山伯祝英台》，就花了80多万元。他蛮开心。

　　最见不得的事，就是乞丐在他的饭店里讨饭。早些年，乞丐一出现，他就把他们叫到楼上，先让他们吃饱饭，然后给盘缠，让他们走人。可是，有的孤儿没地方去，吃饱了饭更不肯走了。最多的那几年，他一共收留和帮助了13个孤儿。有一年冬天快到了，孩子们脚上的鞋子还是破的，有的还打赤脚。于是有一天，山镇上出现一支浩浩荡荡的队伍，由小裴领着，到了鞋子店门口，小裴说，你们自己进去选吧。孩子们一边选鞋，一边哭，都叫小裴爸爸。小裴说，看戏看多了，就觉得戏台上演的，都是身边的人，身边的事。我自己也是苦出身，帮别人，不就是帮自己吗？

　　小裴过戏瘾，离不开一个叫小毕的琴师。这个小毕倒不是他雇的，而是一条街上彼此投缘的弟兄。小毕9岁练琴，在县城文艺学校练的童子功。后来都称那地方叫 “小京班”。小毕的一把京胡很厉害，看上去像老古董，其实是他自己做的。琴把子乌黑发亮，是紫檀木削出来的，琴筒上的蛇皮，是小裴饭店里提供的，张渚山里有一种大蛇叫“乌风梢”，肉质鲜美，清而不腻。或清炖，或红煨，或椒盐，或油炸，总之是小裴店里的金牌菜，生意特别火爆。剥下来的蛇皮，就归了小毕做京胡。有人说，小毕是开琴行的吗，那么多蛇皮，该做多少把京胡啊。此话倒是不假，掰着指头算算，过去十几年，小毕一共做了1000多把京胡。有这么多的人学京胡吗？倒也不是。就因为小毕的京胡做得好，完全是工艺品，不会拉琴的人，请一把回去，挂在墙上，既辟邪，也蛮有文化味道。当地人有个讲究，大凡乔迁新居，或者布置洞房，都得求件东西辟邪。京胡上有龙有马，蛇称小龙，蛇皮就是龙鳞；弓弦是马尾，而且京胡拉起来高亢宏亮，一如清气满乾坤、铿锵且遒劲。按堵小开的说法，京胡拉的是中国气派，是中国人的精气神。人们呢，也就取个意思，让自个心里乐呵一下。然后，附近剧院开张，开台戏也必得京剧，热闹，煞气重，可以镇住妖魔。大凡艺林社的京戏，必是小毕操琴，那一把京胡啊，拉得荡气回肠，余音绕梁。琴师不能抢戏，讲究衬、托、垫、带，与演唱者配合得严丝合缝。小毕的京胡重在伴情，注重内在情质，其工尺弓法一出音，即能触动演唱者的情感。其快弓密集，如狂风骤雨；其慢弓舒缓，似闲庭信步。就是不懂戏的人，听他拉琴，也能让一颗浮躁的心静下来，有一种安神的感觉。

　　后来，当地人把小毕的京胡称为“龙马精神”，谁家有个什么喜事，都要请一把京胡来撑个台面。不过小毕后来对小裴店里提供的蛇皮不太满意了，因为张渚山里比较潮湿，乌风梢的皮质显得偏软一点，音质就缺少厚度。他打听到长沙的乌风梢最好，皮质坚韧，做出来的琴，音质浑厚。小毕一拔腿就去了长沙，他在深山里打听，终于找到了好用的蛇皮。然后，又听说做琴弓的竹子，数福建的粽叶竹最好，遂又跑到福建长汀，买了6000根粽叶竹。后来听说湖南邵阳的箭杆竹做琴弓也不错，又一口气扑向邵阳。殊不知小裴戏瘾来了，没他操琴怎么行，电话一打，人去了内蒙，干吗？琴弓上的弦，是马鬃做的，此刻他正在内蒙古大草原上选马尾巴呢。急煞人。

　　山镇上谁都知道，小裴唱戏离不开小毕。只要小毕的京胡一拉起来，他就像被打了鸡血，立马变成另外一个人。这一对宝贝，走到哪里，都是上宾。反正作为山镇名人是绰绰有余了。不过，对小毕的操琴功夫，艺林剧社的老先生们也有看法：毕竟是自学，没有名师指点，光靠小京班学来的那几把刷子，要见更大的世面，肯定是不够的。堵小开去世的前一年，给小毕介绍了一个老师，是溧阳县京剧团的夏云老师，江湖上都知道的一位老琴师，年纪并不很大，但资历很深。一把京胡到了他的手里，那叫风声鹤唳，荡扫千军。有一次，夏云老师从溧阳坐长途汽车来山镇看小毕，车到半路，也就是西渚白塔那个山旮旯里，突然抛锚，走不动了。夏云老师那天带了一台笨重的磁带录音机，50多斤重的铁盒子。那时也没有电话，当时倒有一班返回溧阳的车，但是，想来想去，夏云老师决定徒步跋涉去张渚。他长得比较瘦削，一件旧白衬衫，等于撑着一个衣服架子。从白塔到张渚山镇还有几十里地，要翻两座山，你想想，那么一个瘦弱的人，扛着那么重的铁箱子，又不能有半点磕碰，不等于要他的命吗？小毕后来回忆说，夏云老师的肩膀上，都是血印子，那件旧白衬衫，都是一道道的血痕。干吗夏云老师要扛那么重的一个老式录音机呢，那是为了让小毕能听到最正宗的京剧名曲。接到夏云老师的那一幕实在太感人了。他头上都是汗，擦破皮的两个肩膀已经扛不了那个铁箱子了，就用两只瘦骨嶙峋的手，把箱子紧紧地捧在胸前。小毕于是懂得，做戏也好，操琴也罢，为人是第一位的。这是夏云老师给他上的第一课。

　　后来小毕的京胡名气很大，那是夏云老师把真本事都教给他了。尤其是一种类似穿云裂帛的“炸音”，就凭着两根弦，里外扫荡，发出一种磅礴的排山倒海的气势。有几年，他给京剧名家宋长荣操琴，在江湖上走动，一个个城市漂来漂去，名气是有了，钱也不缺。但颠沛流离的江湖生活，让他感觉颇为不爽。梨园是个名利场，有些角儿他看不惯，估计别人也看不惯他；时间长了彼此都不自在。加上小裴隔三差五催他回去，他无心恋战，遂向宋长荣老师告辞，回到了他的山镇。这个时候，小裴的饭店因为一些七七八八的原因也关门了，他跑到张渚山里，承包了几百亩山地，搞起了多种经营。有票友戏称他是“清风寨主”。一走进寨子里，几百只爬坡土鸡四处飞散，“寨主”在干嘛？当然是唱戏。日子要过，戏更要唱的。唱给谁听，鸡鸭鹅两千之众，都在凝神屏息。清晨起来，小裴站在山坡上吊嗓子，小毕呢，操把京胡，坐在溪水之畔练琴。两人一掰手指，合作唱戏也有20年了，只要在一起，总是蛮开心。人生就是这么风风雨雨，但是有戏唱，有琴拉，命就还算不坏。后来小毕在山镇上开了一家琴房，好多人带自己小孩来拜师父。小毕不肯多收，小孩有没有出息，他抓起小手看一眼就知道。他的琴房很牛，上课的时候，除了学生，所有人必须离开。第一课，不讲琴，讲夏云老师扛着50多斤重的录音机，翻过两座山岭来山镇看他的故事。小毕说，琴就是人，是人的精神，京胡就是拉的中国精神。他的学生，参加香港国际器乐大赛，没留神就得了特别金奖，他觉得也就那样，没什么了不起。甚至说，还没在家里拉得好，还是小家子气。他做的京胡，名气愈来愈大；北京上海的琴师也赶来订制，总是没货，得等。一把上好的京胡，得做小半年。其实小毕已经是老毕了，他做京胡，越做越慢，仿佛要把时光留住，让你感觉，他做的京胡，压根儿就是一把老琴，就像一个世纪老人，嗓子是沙哑的，但是一旦高亢起来，会把你的心气往上提，看高天上的流云，赏西山上慢慢下沉的落日，彩霞还在燃烧。让你心里有一种激动过后的舒坦。紫砂艺人做壶，底款都是自己的名字，小毕的京胡不刻名字，但打开琴匣，那琴上全是他的气息，有点清雅，有点孤高；那种手感，那种腔调，会把你带到一种高古的境界里去。

　　对台戏。在民间语境里，这是个“拉仇恨”的词。但最早，它竟是江南民间的一种极开心的娱乐。说的是一个与张渚山镇遥遥相望的古老水码头鹅州镇，这里看戏的风气可一点也不比山镇差。旧时的鹅州，因为紧靠运河，金黄的稻谷，雪白的蚕茧，碧绿的蔬菜，大船小船装着，穿梭一般在河面上。南来北往的客商都往这里赶。河街两岸，店铺挨着商家，空气里都是银元哗啦哗啦和算盘滴滴答答的声音。“小无锡”的美誉，让鹅州的每一寸青石街皮冒出油来。每年的清明过后，目连戏登场，要一连演上几天。目连是当地孝道文化里的一个孝子角色，传说他下地狱救母，给母亲送的白米饭，总是被看门的小鬼吃掉。于是用山上的一种灌木枝叶的汁水，将白米染成乌米，小鬼一见白米饭变成黑乎乎的，以为发霉变质，遂予放过；如此，母亲便有了饭吃。于是清香的乌米饭，就成了民间的孝子饭。山上染乌米饭的寻常灌木，也有了身价，乌米饭引发的乡愁，给文人墨客的书写提供了经久不衰的可能。所谓的目连戏，也就是在乌米饭飘香的季节，拿目连说事，让大家痛痛快快过几天戏瘾。旧时演戏，都是街上有钱的戏迷出钱，张渚山镇有堵小开们撑台面，到了鹅州，也有刘姓老板等一圈票友，轮流做东，把无锡常州一带有些名气的戏班子请来。对台戏，当然是大家最爱看的，比如，开牛肉铺兼营饭庄的刘老板从无锡请了一副戏班来演 《玉堂春》，开杂货店的郭老板便从常州也请了一副戏班子，演的必须也是《玉堂春》。两个戏台子搭在一起，同时揭幕开锣。看戏的观众，爱看谁就看谁。对于同时演出的两个戏班子来说，这哪里是演戏，分明是十足的煎熬。台下的观众，太容易分心，手心手背，各人自爱。谁演得不好，观众就把脸别到另一边去了，这边厢掌声连天，那边厢冷冷清清。名声传出去，戏班子还怎么在江湖上混？所以演员们都是战战兢兢的，拼了老命，也要把戏唱好。唱对台戏的晚上，戏班子的人会组织自己的亲友团，从老远的地方赶来，安插在观众里帮着吆喝，胸脯都拍得赤紫。起先观众们不买账，演得差劲的班子，戏台上会有水果皮、甘蔗头之类的东西光顾。戏还没有演到一半，台上的演员，因为卖力，也因为紧张，大冷的天，戏袍子都被汗水浸湿了。台下的观众就有些不过意，面子总要给的，不就是多拍拍手吗，人家出来走江湖，这口饭吃得也不容易。也有演得旗鼓相当的班子，就像拔河，你拉过去，我又拉回来。做观众也真难，两边的戏都蛮好，一边是花旦漂亮，一边是小生英俊，真难分伯仲。一个脖子转来转去看，真酸哪。看到伤心处，两边戏台上的小姐都在落难，心软的观众，眼泪哭得不够用。这戏看得，真正吃不消。你想想，一副巴掌给两台戏拍手，没一刻闲着，回家一看，手掌心红红的，居然有点麻，嗓子也叫哑了，这看戏看得，真把自己给投进去了。所以，这鹅州的人，一到看目连戏的时候，一连几天，仿佛人人都在参与做戏。

　　看目连戏的日子是如此的舒泰。生活在这里的人，把它看作平淡生活里最值得期待的念想。除了外地的戏班子上场，本镇的票友们，会凑成几台折子戏，搭台演出。本土出品的戏，才是目连戏落幕前的高潮部分。几乎每一年，鹅州地面上都会推出个把票友新人，就像我们今天的选秀，一曲成名，满街好评。这人一夜之间就是鹅州明星了。南街牛肉店的刘老板自己不会唱戏，他倒是擅长“笃板鼓”，这个身份很不低，实际是琴师和响器部分的指挥。老刘家有个掌上明珠，人称洁心小妹。十一二岁的年纪，就会唱马连良的《借东风》，一上场，活脱脱一个少年版的诸葛亮。她一上场，一个造型亮相，台下的掌声喝彩声就如雷如电。一个美少女唱老生，嗓音清朗且老成持重，还善用鼻腔共鸣，唱腔线条委婉，酣畅中见俏丽，细腻中见洒脱，真可谓声声悦耳、甜净醇美，活脱脱得马老板真传。观众们都以为，这是一个天边飞来的俊少男子啊。第二天一早，人们在街上看到她，却是袅袅婷婷一个美少女，象牙一样的白皮肤，穿一件竹布旗袍；笑起来文文静静。都诧异，这就是昨天晚上的小诸葛吗？分明是天上掉下来的林妹妹呀。

　　刘老板的板鼓笃笃蛮有劲道。但只要他的千金上场，手头的方寸就有些乱。为啥？因为洁心小姐知道父亲在笃板鼓，心下便忐忑。父亲平时溺爱她，但对她在舞台上的一句台词、一个台步却非常严苛，演戏的时候她老是朝戏台旁的乐队席位偷看，女儿台步走错了，他一急，眼睛也散光了，板鼓自然笃错。这成了坊间谈笑的一个段子。千金是刘老板的心头肉，他常常带着宝贝女儿去无锡、上海的大戏院看戏，有时一看就是几天。店铺的生意，多挣少挣也无所谓。父女俩都喜欢马派。卖牛肉的店堂里，居然就架一台留声机，专放马连良的唱片。所以刘家的牛肉店门口，总是人头济济。他也不做什么广告，生意却从来不坏。有人给他编了两句词，蛮有意思：刘记牛肉搭马腔，脂油拌饭半街香。

　　脂油拌饭并不是一道菜，只是在苦日子里大家向往的一种小康生活。

　　后来听说，马连良在北平珠市口草市胡同兴建了长顺兴戏衣庄，刘老板不惜重金，给洁心小姐定制了好几副行头。后来成了大名的锡剧名家梅兰珍，当时尚在苦海里挣扎，她与父亲流落在鹅州一带唱堂会，也是饱一顿饿一顿，且居无定所，只能在人家的祠堂角落里搭两张铺。刘老板让梅家父女住到他家，吃饭就在自家的饭铺里吃。后来梅兰珍成名了，还老是念刘老板的恩，常常给他送戏票，请他到无锡看戏。

　　有一回，无锡一个有名的戏班子的班主看中了洁心小姐，想带她走。她倒是愿意，但刘老板坚决不肯。说，爱唱戏，爹供着，吃唱戏饭，爹舍不得。洁心小妹还不懂父亲的心，她只要有戏唱，在哪里都无所谓。她吊嗓子的地方就在自家临水的吊脚楼上，一大清早，总有几条船聚在她家的吊脚楼下，干吗？听她唱戏啊。她吊嗓子的时候，原先平静的水面上有波纹荡漾，水鸭子都噤声了。她并不知道，有一个眉清目秀的少年小邰，家父据说是个老革命，中粮公司的干部。这小邰原先在苏北某县跟长辈生活，后来跟父亲来到鹅州，苏北与江南的文化差异有点大，他特别喜欢听这里的地方戏，而洁心小妹的京戏，竟是无所阻挡地占据了他的心灵。他常常在自家吊脚楼上驻足谛听。有一天，他把自己织的一只纸鸢放飞到她家的吊脚楼前，那纸鸢竟懂得少年的心思，低低地飞到洁心小姐跟前，坠落在她的脚下。然后，少年有了去她家取回纸鸢的理由。后来，少年出现在乐队的席位上，为洁心小姐伴奏。居然他的一手京二胡拉得蛮灵光的。但他从来不跟洁心小姐套近乎。几乎每次演出结束后，都会有倜傥的少年给洁心送礼物，那时小镇上还不时兴送鲜花，但胭脂盒和檀香扇，以及舶来的香水之类已然流行。少年总是朝那些趋之若鹜的人群瞥一眼，夹着他的胡琴，悄然而去。

　　后来有一天，少年突然造访。也不是特意去洁心的家里，而是精心选择在一个静悄悄的午后，在洁心家的吊脚楼下。他知道洁心喜欢在临水的河埠边放一张骨牌凳，坐在上面看书，哼戏。他与洁心的交谈很简短，只是说自己要去参军，考上了重庆的炮校。洁心说，重庆啊，那么远。少年突然塞给她一张自己的黑白照片，也不说什么，转身就走了。

　　无疑这是那个时代的年轻人表达感情的典型作派。后来，少年看到在欢送新兵的秧歌队里，有他的洁心小妹的身姿，在飞舞的红绸和喧天的锣鼓中，洁心的笑靥让他感到陶醉。

　　此后洁心的生活平平淡淡。在上世纪新中国五、六十年代的日子里，无论她当女工、职员、护士，她都没有离开业余演戏的舞台。有的单位想要她，就是因为她是“特长生”，她的一副金嗓子，会给单位带来知名度。而且，只要她一唱起来，单位的气氛就变得特别好。当然演戏不是她的工作，但却是她日常生活的基本动力。她喜欢站在舞台上的那种感觉。没有舞台，她就在宿舍里对着一面小镜子唱。当地新编的京剧《四喜临门》、《金锄头》、《模范姐妹》，都会有一个为她量身定做的角色。据说她经常收到一沓沓的求爱信，但周遭从来没有她跟谁谈恋爱的消息传播。那个把照片塞在她手心里就转身离去的小邰，参军后连一封信也没有给她写过。但是，她从来没有怀疑，照片上的人一定会回来。这个信念支撑了大约五年，有一天，也是在她家吊脚楼的河埠边，那个小邰从照片上走下来了，站在她的面前，大盖帽下，一双清朗的、多了些深邃的细长眼睛，冲着她笑。

　　然后。然后她就跟着他走了。去随军。离开年迈的父亲，离开从来没有离开过的吊脚楼与河埠，不是去重庆，而是去了比重庆更远的广东汕头某海岛。她唯一能带走的，就是她那些唱不完的曲目。她新婚的丈夫小邰不过是个平凡的中尉，人很内向低调。不经意的一次欢迎军嫂的招待会上，她起身清唱了一曲马连良的《武家坡》，惊倒了四座不算，还把一位当天上岛检查工作的将军吸引来了。将军也喜欢京剧，特别喜欢马连良的唱腔。他点了一曲比较冷僻的《甘露寺》，一般的票友不太会唱。洁心一笑，润润嗓子就唱了起来。这种无伴奏的清唱，据说是最见功夫的。将军听罢，率先站起来鼓掌，走到她跟前，双脚并拢，向她行了一个庄重的军礼。这一下把她和小邰吓坏了，将军的军礼，在部队，是非常崇高的礼仪。将军那天晚上破例豪饮，说，我们的部队里，这样有才艺的军嫂太少了，他建议，应该让邰中尉的妻子到每一个守岛连队去慰问演出。

　　像一阵强劲的旋风，“洁心大姐”宛若一尊飘来飘去的艺术女神，让这个寂寞海岛的每一座军营沸腾起来了。她唱，她尽心尽力地唱，她爱那些淳朴的战士，他们都是她丈夫的亲爱弟兄。她心疼他们感动时的眼泪，珍惜他们赠予的每一个芒果和椰子，甚至一支牙膏、一个水杯。开始她并不知道，在这里她居然有了一个绰号叫“战上海”。

　　《战上海》是此间风靡全国的一部战斗故事片。称洁心大姐是“战上海”，应该是彼时军人们最认可、最钦佩的一种赠与，可见“洁心大姐”的威力和影响。有时她去军人服务社购物，一路上总是有太多的军人驻足向她敬礼。走在她旁边的丈夫邰中尉，显然气场不如妻子强大，但他不急不躁。他个子不是很高，但很挺拔，明星般的妻子被众人的目光簇拥着，他不抢戏，也不气馁，自己默默走在后面，和妻子保持着1.5米的距离，看上去更像一个跟班或保镖。这样的距离一晃就保持了半个世纪。当年的邰中尉居然保留了一打日记本，上面是妻子每一场演出的记录，在什么地方，多少人参加，唱的什么曲目，观众是什么反应，等等。

　　1964年12月1日

　　洁心就要结束她的随军生涯，明天回老家参加新的工作了。今天晚上，洁心为守备二营官兵演唱了折子戏《大红袍》。演出很成功，前后有7次鼓掌。演完后，洁心说，站岗的哨兵看不到她的演出，她要到哨位上去给他们唱上一曲。陈副政委说，战士站岗的时候不能分心，不同意她去。洁心坚持要等到晚上10点，那几个战士下岗后，再给他们唱。我说不行啊，那时已经吹了熄灯号，大家都休息了，你还怎么给他们演唱呢。洁心很遗憾，晚上翻来覆去睡不着，说，那几个战士一定很难过，其中那个欧阳班长，也喜欢唱京戏，他上岗前还跟我说，可惜看不到大姐的演唱了。我本来答应给他们几个专门演唱的。

　　1989年11月4日

　　洁心和我商量，从自己的存款里拿出一笔钱 （这钱本来准备老夫妻一起出去旅游的），但她要和几位志同道合的票友一起筹备“大同剧社”。此事已经筹备几个月了。这个剧社顶住了来自社会上一些人的压力，说什么花钱出风头，年纪这么大了，还涂脂抹粉，还这样妖娆。等等。洁心说，我唱戏唱了几十年，一不为名，而不为利，就为了自己喜欢。别人怎么说，我当他们是空气。

　　今天晚上，新建造的官林镇剧院请我们去演“破台戏”。洁心唱了《四郎探母》。上台的时候，不知怎么的，她的右脚崴了一下，踝关节很痛。顿时浑身是冷汗。但她坚持住了，因为今天的当地新剧院的第一场戏，是很讲究“兆头”的，她无何如何不能塌这个台。她每走一步台步，都钻心地疼，后来她说，右脚几乎麻木了，可是她终于坚持下来了。她演唱的过程中，有四次掌声，谢幕的时候，还有女青年给她鲜花，我的老伴真不容易，下台后我把她的靴子脱下来一看，整个脚踝都肿了。可是，她流着泪居然说了这样一句话：活到今天最开心，痛到这样还能唱戏！别人说，刘阿姨您太辛苦了，她说，有戏演就不辛苦，没戏演才心苦。

　　从8岁唱到80岁。鹅州吊脚楼下的洁心小姐，唱着唱着就变成了洁心大姐，一直唱到天涯海角的军营；然后，洁心阿姨唱着唱着，青丝熬到白头，变成洁心奶奶。80岁的洁心奶奶依然有梦，有一天和老邰散步，走到东碄水岸新建造的保利剧院，那个伟岸时尚的巨大建筑，派生了她的一个梦幻，她想进去演一场戏。她知道这太难了，场租之贵，对她可能是个不能承受的数字，进去看过戏的人说，里面太豪华了，一张戏票要300元。

　　老邰后来的日记本上这样写道：

　　2017年9月9日

　　今天是重阳节。洁心的梦实现了。是市老年大学演唱团特邀她到保利剧院演出的。她上台唱了马连良的《四进士》，观众长时间鼓掌，她又唱了《清风亭》。说实在话，她唱得真好。中气那么足，最后一个造型干脆利落，一点也不像八十岁啊。我在台下不知不觉流泪，女儿把手帕给我，我都不知道。

　　有谁知道，她在台上唱一分钟，我在台下要帮她忙乎一小时呢。几十年来，我的一个不为人知的身份，就是妻子的私人助理，这个不是吹牛，我还是堪称优秀的。她在台前，我在幕后。洁心所有的演出服装道具，都由我在负责收纳、管理。一件一件，加起来有上百件之多，连她自己都搞不清楚。每次演出，我会把一只大拉杆箱带到演出现场。老生的髯口和翎子，都是很难保管的，我独创了一套办法，比如翎子不能折叠，又容易倒毛，我就将翎子插在泡沫塑料上，然后套上一段比翎子稍长的塑料硬管，再在管子上标上箭头，每次都要按照箭头指示的方向拿放，才不会倒毛。老生的穿戴最复杂，演出时，我要给洁心穿衣，里里外外要好几套，换场时还要及时帮她更衣。还要给她戴头套，戴帽子。戴帽子有讲究，松紧要合适，要正，还要固定住。穿靴子也有讲究，老生的鞋子底厚四寸，如果不固定好，人在舞台上容易发生意外。洁心是女老生，脚小，为了让她穿得合脚，靴子是我托鞋厂的师傅帮她特制的。所有这些，别人都不知道，我也不想让别人知道。我有这么一个爱唱戏的老伴，心里很知足、很骄傲。想想自己的人生，这风风雨雨的几十年，要是没有老伴的演唱相伴自己的心灵，真不知会是什么样子。我真盼洁心能一直唱到九十岁，一百岁。我也希望自己能一直活在她唱的戏里。

　　“世界大舞台，舞台小世界”，不知道全世界的戏剧观众里，有没有像“中国票友”这样痴迷、衷情、持久的程度。他们的投入，轻则以兴趣，重则以生命，都是发乎内心，功名利禄则全然抛开。粉墨登场时，整个人入乎其内，其间有个中三昧的妙悟心得，也有性情释放的酣畅淋漓；毋须刻琢而逸取自在，毋须怡养而闲情天成。光阴荏苒，岁月不居，尽管中国的传统戏曲已然走过了它的鼎盛与辉煌，而今红毹梦断，云水声寒，然而江南大地深处的荒腔走板，依然寄寓着普通百姓以生命传承的从容与优美、乐生与抒情，慰藉着世道不公、时运不济给苍生带来的种种心灵创伤，也慰藉着太多现代人躁动而怅惘的心灵。

　　戏，正在演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