雷平阳

　　一从我住的小吉坡出发，走到西苍坡上的闻一多殉难处，大约只要五分钟。西仓坡也有一条小巷，连通翠湖北路和钱局街，而且在闻一多殉难处旁边就有一所幼儿园，那小巷虽然冷僻，但在一定的时间段还是挤拥不堪的。冷清时，挤拥时，我都经常经过那儿，下面就说几则见闻。

　　儿子童年时上的就是闻一多殉难处旁边的那家幼儿园，即云南师范大学幼儿园。对西南联大史有所了解的人都知道，抗战结束后，西南联大从昆明撤走，其核心区校园保留了下来，成为了云南师范大学前身昆明师范学院的校园。这幼儿园里的一间小平房，曾经是闻一多先生在昆明时最后的寓所，他遭到暗杀，倒下去的地方，离其寓所只有十多步的距离。由此推断，这幼儿园所在的地方也曾隶属于西南联大，是撤离后移交给云南师范大学的。云南师范大学多多少少有着西南联大的血脉，其幼儿园、附小和附中自然也就不例外。儿子上幼儿园时只有两岁半，第一次学会给先灵献花，就是幼儿园的老师领着他和同学，在闻一多殉难处的石碑前献了一捧金色的菊花。随后，他们又由老师领着，走路去了两公里外的云南师范大学内的西南联大旧址，在多块纪念碑和多座先灵墓碑前肃立，献花，高声喊出“刚毅坚卓”的校训。记得那一天黄昏，儿子回到家中，问的第一个问题是：闻一多墓前有一把自由之剑，为什么要用铁笼子罩着？那时候他已迷上了武器，见到剑就想伸手去抓，所以他的提问只是基于一个儿童对刀剑的向往。

　　那段时间，隔三岔五，我常去幼儿园接送儿子。西仓坡当时还没有建起“闻一多先生文化墙”，小巷两边的墙壁上没有闻一多先生的画像、书法、诗文和印稿，清一色的古藤和三角梅，人行其间，有一丝凉意入体。送儿子到幼儿园，就站在闻一多殉难处标识碑下，看着他在园门口接受医生量体温，直到他招手说再见，自己也就转身离开。去接儿子时，也是站在那碑下等着，等的时间自然比送的时间长，有时候就会观察碑下的鲜花，有时是菊，有时是康乃馨，有时也会有纸花和塑料花。石碑旁的墙壁上嵌着另一块石碑，碑文是某人用毛笔书写的李清照的诗：“生当作人杰，死亦为鬼雄。至今思项羽，不肯过江东。”诗意与闻一多先生的生命历程明显不合拍，书法则更是毫无法度，低俗的张狂，形俗，骨更俗，不知道为什么会出现在这样的地方。

　　有一天，去幼儿园接儿子的是儿子的外公，我在家里赶写一个文稿。儿子到家，马上就跑到书房里来，见了我，一下子就哭了。我还来不及问原因，他就抓住我的手，一定要我跟着他去幼儿园。前夜，几个艺术家或说涂鸦爱好者，用红油漆把刻有楚图南先生法书“闻一多殉难处”的石碑涂成了红色，涂完之后，还在石碑下留下了一堆烟头和几个空掉的啤酒瓶。在儿子的心中，闻一多显然已经是一个大英雄，和所有的孩子乃至普通百姓一样，他认为这种行为是对闻一多先生的侮辱。我和儿子站在用警戒线围了起来的血红的石碑前，也还有一些人站在那儿研究清洗方案。儿子的泪水还在流，我抚摸着他的大脑袋，一时却不知说什么好。说是艺术家对闻一多先生的侮辱吧，似乎不准确，说是艺术家以政治波普的方式完成了一件自己的架下作品，这作品又让人心里五味杂陈。所以，我只能对儿子说：“唉，也不知道是哪一个家伙干的，胆子也实在太大了！”之后，那一块石碑的四周围上了高高的铁栅栏，石碑清洗之后，认真的看，纹路中仍然留有一丝丝浅红。

　　二钱局街临近翠湖，是昆明 “翠湖文化圈”内一条相对时尚的小街，开着各种服饰店、工艺品店和餐饮店。在西仓坡小巷与钱局街交汇处，开着一家“食草堂”专卖店，后来改名为“钱粮道”，卖的均是皮草制品。四十岁左右时，我对皮草制品中的衣服、鞋子和包有着特别的爱好，每次过闻一多殉难处，来到钱局街上，一定会进这家店铺，买或不买，都要逗留一阵子。老板是一个清瘦的外省中年男士，略有病倦之色的脸上泛着漠然与疏离的信息，静悄悄的，仿佛对万有之物永远保持着退后一步相处的姿态。他不常在店上，店上永远是走马灯一样换着的年轻女孩，或坐在收银台后面玩手机，或站在散发着浓烈的皮革气息的店铺门口，见到客人，就说：“最近有很多新品，每一件都是唯一的……”云云。我与店老板是认识的，或说在很多年前的某个与艺术有关的集会上他认识了我。我不知道他叫什么名字，有何出处，第一次打招呼没问他姓名，第二次也没问，第三、四、五次还没问，之后就不便问了。说他认识我，是因为每次在店铺遇上他，他都会谈起从前与我过从甚密的一个画家，问我与这个画家最近有没有联系，这画家在干什么之类的问题，而他明显与这位画家早就没有往来了。他说的这位画家我是在1990年代中期认识的，一个贵州人。某日，一个住在云南艺术学院旁边麻园民租房里的画家朋友给我打电话，让晚上去他家里喝酒，说是粟宪庭来昆明了，毛旭辉、马云等等一大拨云南画界翘楚也会到场。当天晚上，刚好崔健到昆明搞演唱会，我已经买了票，便在电话里一再的拒绝，可这位朋友说，那就早点过去，中午就开喝，因为他也想听崔健的演唱会。那场酒的确是中午就开喝，一伙穿着大皮鞋、留着长发、T恤上布满油彩的人，席地而坐，边喝酒，边听粟宪庭和毛旭辉诸公神聊。那伙人里，就有这位贵州画家，在酒已经喝多，演唱会又快开始，我急着要赶去体育馆时，他把他的自行车借给了我。那是一辆没有刹车的载重自行车，我骑着它朝着体育馆飞奔，在一排红灯亮起时，我只能用鞋底去阻止快速转动的车轮，结果人与车轰然倒在了大街上。我的左肩触地，锁骨严重骨裂，后来左手用绑带吊了近半年时间，但那天晚上，我仍然右手抱着左手，在体育馆跟着崔健声嘶力竭地歌唱。深夜了，这才哑着嗓子，一身臭汗，前往一家医院去治疗。坐诊的医生是位年轻的女子，听说我的情况后，问我：“谁是崔健？”然后，一直自言自语，说她遇上了一个疯子。

　　这位画家从此与我有了来往。他把打捞盘龙江里的垃圾这一行为作为艺术来做，每个星期六撑船出去，晚上就扛着大袋大袋的拉圾，跑到我居住的临近盘龙江的居民楼下来翻捡、分类、登记，接受记者采访……很快就成了昆明媒体上的 “环保英雄”。但这事并没有像他所宣扬的那样要“永远做下去”，很快，他就消失了，去到一个僻远的水库，做他“更接近上帝的艺术”去了。再后来，他遁入了空门，住持东北某个遥远的小庙，仍然坚持每年请人为他取几桶滇池水寄去，蘸着滇池水，在宣纸上作画。几年前，此公回到一次昆明，一身袈裟，带着四个徒弟到我的单位来找我，见到我，无语哽咽，我看见他的眼角上有泪水。之后，他又消失了，我们已经失去了联系。

　　每次见到店铺的老板，我都要将上述内容复述一遍。听完，他就忘了，我又讲，他又忘掉，每次讲他都像第一次听到那样听得津津有味。待我讲完，他也总是每次都把我送至西仓坡小巷口，看着我过了闻一多殉难处，消失于小巷的一个转角处。他的店铺，距闻一多殉难处，大约只有一百五十米左右，估计他也经常路过那儿。

　　三到了昆明，1960年代之后出生的诗人，至今没有一个让我带着去过闻一多殉难处，去过的都是1959年以前出生的诗人或诗评家。而且，这些诗人或诗评家，几乎人人都问过我一个相同的问题：这位女人，她为什么一定要在闻一多殉难的地方卖鱼，而且非常主动地替人们将鱼开膛破肚，弄得遍地都是鳞甲？西仓坡的小巷，由东向西抵达钱局街，左转，走二百米左右有一个农贸市场。据说市场里的摊位租金比较高，那些租不起摊位又必须依靠卖菜维持生计的人，只好在附近的街边摆地摊子。他们有的是孤寡老人，有的是城郊的农民，也有的人是市场里有着摊位但故意装成郊区的农民，兜售的菜品均说“是自己种的，不施化肥、农药，自己吃不完，只好拿来换一点零花钱。”应该说，这些人远比市场里的菜贩子更需要帮助，尽管其言未必是真的，但他们的生意一点儿不好做，因为每时每刻都得提防城管队员冲上来，一旦遇上这些恶煞神，不管你什么身世，这些菜品来自何处，一律会被收缴，让你一脸惶然或呼天抢地地卡在街边上。西仓坡小巷比较窄，通不了城管队员开的汽车，所以他们也就不会光顾，就有一些菜农在巷子里出售菜品。那位卖鱼的妇人只是其中的一个。

　　卖鱼的妇人，大约有四十岁左右，头发凌乱，脸色黝黑，握刀的双手极其粗糙，蓝色的衣服上一直沾着鱼血和鳞甲。她说她的鱼是水库里捕上来的，但一般只有鲫鱼一个品种，鱼的个头也几乎一样大。闻一多殉难处的西北边，也就是幼儿园大门的左侧，墙上是书法家乔明手书的《最后一课》条屏，墙体外建了座小亭子。我每次见到这卖鱼的妇人，她都是在小亭子下的洼地处铺一张塑料薄膜，倒上很少的水，任鱼在上面活蹦乱跳。从巷子经过的人不多，但每次见，她那都没有闲着，总有两三个买鱼的人站立着，看她蹲在地上用刀背往鱼头上一砸，刮鳞，剖腹，掏内脏，忙得不亦乐乎。以我的经验，这个妇人在家里也肯定不善收拾，不说她的装扮，单说那杀鱼的场面，鱼鳞和鱼内脏，她总是随手一扔，这儿一摊，那儿一堆，扔得遍地都是，有时她就蹲在它们中间，不仅衣服上有，鞋帮上，裤管上，甚至脸上，都沾了鱼血或鱼鳞。如果那《最后一课》的书法条屏离她近一些，也一定会喷上一些鱼血的。

　　人们问我，她为什么总是在此，我有时会拿城管说事，有时也会以开玩笑的口吻说，她是在给鱼儿上最后一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