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起太平天国,一般容易想到一群使枪弄棍的农民暴众,似乎很难与“文教”二字联系起来。其实,文教是太平天国特别重要且极反映其特点的侧面。中国农民起义里,拥有自己文教方面方针、政策和制度的,太平天国乃独一个。在以前,各方面或都已达最高水准的李自成大顺军,虽有吸收知识分子之举,但若论形成自己的文教方针、政策和制度,未之闻也。故而太平天国与文教的关系颇值得考详。太平天国文化建设的意识很强。起事之初,即对此一方面寄予特别重视。其突出标志,是历法的研究与制订。在中国政治文化里,历法除开“历象日月星辰,敬授人时”,亦即关乎科学和生产、生活的一面,也关乎权力归属与兴替。帝王易姓受命,必颁新历,以改正朔。过往农民起义多因文化能力不足,而无视此环节,只好默默沿用旧历,盖未听说有自己动手创改新历之事。独太平天国一旦起事,即刻改元,随之马上着手研制新历,表明彼等对于文物文治有着超强的自觉。太平天国于辛亥年1851正月于武宣东乡建国,此同时亦为其建元日,即太平天国元年。当时,新历犹未制备,但立弃清朝年号,并将“辛亥”改称“辛开”,以“开”字寓其开国之意,以后俱称“太平天国某年”。然后,紧锣密鼓加快新历研创,至迟于第二年伊始就颁行了全新的《天历》。此有壬子二年新刻《幼学诗》卷端《旨准颁行诏书总目》中出现《颁行历书》为证。同时清方赛尚阿的奏报也证实,正月二十八日清兵从战场“捡回逆书一本,居然妄改正朔,实属罪大恶极”。 综合判断,《天历》的推出当在 1851年年末至1852年年初之间。不但神速,且有极大创新,取消闰月,变阴历为阳历,逢单月三十一日、逢双月三十日,是为中国行阳历之始。
还有诸多太平天国在意文治的迹象。如《太平礼制》的厘定,对自王以下至司马各级官爵称谓,以及相关者亲属称谓,均一一作繁琐规定,辛开元年始颁,戊午八年又加修订。虽是等级森严的符号,但从讲究文治而言却给人深刻印象,比于梁山忠义堂三十六天罡、七十二地煞座次之论,自是礼饬乐备。又如《钦定敬避字样》,从避讳角度改字和造字,形成用字规范,以往农民起义军皆未有此制度。文化制度之细密,乃至体现于公文和书信往还的规格,上级对下级、下级对上级或者平级之间,称谓、用语、书写格式乃至信函封套正反面样式,皆有固定规范、样式。更不必说,还有极著名的对图书出版的严格管控。太平天国大概是中国历史上首个实行图书出版全面官控的政权。虽然秦代和汉初有“挟书”禁令,但纸张尚未发明,书籍的撰写、流传均甚有限,社会实际并无什么出版业可言,“挟书”禁令的裁制对象,主要不过是旧撰陈编。从这意义上说,明确规定一切新书必经官方审查批准方能合法出版,或推而广之,文化产品要取得官方核准方可生产、投放社会,这种政策盖自太平天国始。
太平天国极为重视文化,是肯定的。然而,文教在太平天国却又陷入一种矛盾处境。一方面,它被高度重视,另一方面,文教并不繁荣,反而处在低陋粗鄙状态。原因是,重视既不等同于也不意味着褒奖和鼓励。
太平天国之重视,更偏于管制,甚至是扼杀。在这种情况下,愈予重视,文教反而愈见低迷。这与它以革命势力自命分不开。它对历史及其遗产,惯于站在批判和反对者立场,视为“妖物”。战场上“杀妖”,在文教领域则以荡除“妖物”为己任。这不能不使它强烈表现出反文化倾向。众所周知,太平天国对旧文物厉行焚毁政策,所到逢书必烧,对庙宇碑刻亦尽予捣毁。除太平天国官方钦定的二三十种有限官方书籍外,禁读任何书籍,否则罪以死论,以致幼天王洪天贵福偶欲读书,亦只有行偷窥之事。禁书之外,太平天国亦尽力摈弃其他文化形式,比如禁止个人从事文学创作,禁止演剧等文化娱乐活动。太平刑律明言,“编造歌谣及以凡情歪例编成诗文”“聚人演戏”一类事情,都将“斩首不留”。
太平天国对文化之禁锢,创下了到那时为止的历史之最。它将文教事业,根本视为自身意识形态的独存、独大与张扬,根本视为思想精神控制的工具。此意识之鲜明,以当时来看,相当超前以至“先进”。盖中国古代,国家从风化角度对于书籍、剧目的禁毁虽时有之,亦有以“忤逆”或民族冲突等为由兴治文字狱者,但对民间普通及日常文化活动、现象加以勒束以至禁绝的做法,辄闻所未闻。不单没有这种政策,连其思路亦不存在。例如明太祖朱元璋,不喜孟子言论,但其所为亦止于委员删削《孟子》,规定在国家考试采用官方版本,舍此之外,并未勒令世上只许《孟子节文》存在而将完整之《孟子》从民间彻底扫除。我们现在知道,对于文化的严格掌控,事关“文化领导权”;此一权力,乃集约化政治要着之一。太平天国虽不曾提出“文化领导权”理论,但它的实际办法,却是对过往文化领导权的极大突破。从世界范围讲,约摸再过六七十年,人们始能得见相近的思路。
在二十世纪中国,将本国旧文化视为糟粕予以唾弃,乃一大潮流。而我们有把握说,洪秀全虽距“现代史”还有半个世纪之遥,但已早早弹起了此调。彼之矛头不止对准孔孟,比孔孟更早的古文化,同样为其涤荡对象。例如定都天京后,他曾拨冗亲删《诗经》:
天王诏曰:咨尔史臣,万样更新。诗韵一部,足启文明。今特诏左史右史,将朕发出诗韵一部,遵朕所改,将其中一切鬼话、妖怪话、妖语、邪语,一概删除净尽,只留真话、正话,抄得好好缴进,候朕披阅刊刻。钦此。《诗经》不止为我国文学第一经典,某种意义上,也是三代精神文明之荟萃。洪秀全开刀《诗经》,首当其冲的一点,是从拜上帝教的角度不容它继续称“经”(《诗经》原名《诗》,因为经过了孔子整理,后世尊为“五经”之一),而为之更名《诗韵》。其次,与削隳《诗经》地位同时他还指出,《诗经》内容夹杂许多糟粕,即所谓“鬼话、妖怪话、妖语、邪语”,凡此都要“一概删除净尽”,只留下他所谓“真话、正话”亦即无害的内容。复次,为何这份三千年前的文化遗产,断不能容它保持旧貌,非得加以破坏?原由他也讲得很清楚,亦即刻下他正领导着一场“万样更新”的革命,而《诗经》此书在中国的地位,“足启文明”,绝不能仍其旧貌,必须让它符合、顺应新的时代。试看他通过亲删《诗经》体现出的文化批判意识,是否相当先进?如今我们所谙熟的古为今用、推陈出新,取其精华、弃其糟粕一类思路,他可以说都捷足先登了。只可惜这部经他手订和改名的《诗韵》似未付梓(其时彼云“候朕披阅刊刻”),不然我们极愿一睹其容。
总体上,太平军给人“没有文化的军队”之印象。普通士兵,文盲甚多。高级领导人“不知书”也能占到一多半,例如杨秀清、萧朝贵、李秀成、陈玉成等,或洪氏宗亲中除洪仁玕外的绝大多数人。李秀成亲笔所书供状,可谓太平天国以上形象一个直观显现。里面错别字连连,如不纠订,颇难卒读,当时曾氏幕僚特于进呈之前以红笔就其中显著者逐字更正。那么在此现实中,天王的“反文化”举措,大家内心是欢迎拥护,抑或不以为然?答案极可能并非前者,而是后者。盖人所谓“富足”,从来落实在两个方面,一为物质,一为精神。从本能来讲,人于精神贫瘠的不堪,并不较物质受穷为弱。愈是“不知书”、少文化,对精神世界丰美的渴望与企羡,反而愈大。我们从一些很小的细节,似可揣知太平天国那些 “不知书”者对文化皆有强烈向往。比如李秀成之弟明成,富礼赐在忠王府逗留时,曾于晚饭前“见王弟在那里临池习字”。这类致力于提高文化修养的情形,在太平天国上层应非个别。从李秀成《亲供》看,错别字虽多,字迹却颇熟练,且叙述流畅、条理清晰,作者对于习文显然有所潜心研修。前面我们曾说,杨秀清劝谏洪秀全时,满口仁义道德,表明他日常颇愿求知问学,以增智识。甚至天王亲生的儿子洪天贵福,也难耐诱惑,偷偷去读他老子烧掉封禁的书籍。应该说,洪秀全的反智主义,不合其追随者意愿。从武昌起,我们就知道杨秀清在就文化政策抗争,到了天京,又提出旧书不能一概禁毁,包括儒家经典在内,都应在删改之后允许出版、以供阅读。这样的分歧显然一直存在。文教在太平天国,很大程度上表现为一个人与整个国家的对立。天王本人,因自身经历不堪回首,与旧文化苦大仇深而深恶痛绝,但旁人辄多系“高玉宝”,内心往往藏有“我要读书”的呐喊。饱汉不知饿汉饥,天王的文化政策,颇难辞此尴尬。设若洪秀全是在一个文化较发达厚重的国度,锐意变革,事情可当别论。而在太平天国,人们无从忽视一种巨大的矛盾:一面,它大革文化之命,毫不容情扫除拜上帝教以外的文化;另一面,它充斥着千千万万目不识丁的文盲,这些人,或在反智主义鼓动下益形无知和愚昧,肆意损毁字纸而毫不知惜,或虽为自己少文无知而暗怀羞惭、渴望读学,却又被各种文化封锁禁闭捆住手脚、嗷嗷待哺。
然而,在遍布“高宝玉”的现实下反文化,并非太平天国文教最离奇之处。比这更不可解的,是它一面不掩对文化的嫌厌,一面又极重文化的功用。揆之常情,人往往于所爱者欲其生,于所恨者欲其死。洪秀全却非这样,他表现出来的是一种古怪的背反。对文化这同一件事,他一边极尽毁坏之能事,一边又念兹在兹、视为经国大业,而紧抓不放。此一背反情形,当时清方人士注意不到,一味渲染前者,诸记津津乐道于太平天国如何污损文物、粗鄙少文,对其自身文教建设上的孜于讲求,却视而不见。这一来是偏见使然,二来则尤缘于清朝上下认识不到洪秀全身上寄寓着中国历史和未来的怎样一种潜能。
因而以下我们所谈重点,将转到通常印象较浅的太平天国文教“成就”,看看它具体有哪些“作为”。
之前我们已举出一些例子,来证明太平天国对文化的看重。不过,仅此还不足以触碰其文化观念的核心。它并非为重视而重视,或者说,重视不是简单地表示对文化的推崇。太平天国看重文化,乃出乎非常明确的目的:对部众或臣民做精神驯化。围绕这一目的,它对文化采取两种极端化态度——如果有助于此,文化将被珍若拱璧;否则,弃如敝履。易言之,完全取决于“功用”。我们知道,中国过去也曾有过文脉衰微的时期,蒙古人便是极好的例子。彼入主中原,相当长一段时间,斯文扫地、九儒十丐。仁宗皇庆二年(1313年),诏以明年开科。《辍耕录》记此事时说:“太宗即位之十年戊戌,开举选……则国朝科举之设已笔於此。寥寥七十余年,而普颜笃皇帝克不坠祖宗之令典,尊号曰仁,不亦宜乎?”这几句话,看起来是对仁宗歌功颂德,但细琢磨,反而是莫大讽刺。所谓“太宗即位之十年戊戌,开举选”,指窝阔台1238年针对汉人为奴者搞过一次科举,之后转眼七十七年过去,蒙古统治者竟将这事扔在一边,再也不予理会。这是中国自有科举以来,从未有过的一段漫长空白。为什么?莫非蒙古统治者对文化怀有一种仇恨心理吗?其实谈不上,只是因为草原部落不解风骚,觉得礼乐教化纯属余赘:“自国家混一以来,凡言科举者,闻者莫不笑迂阔以为不急之务。”太平天国的出发点就截然不同了,它对文化大张挞伐和扫殄的行径,不是出于轻蔑,恰恰是深知礼乐教化陶冶作用深刻,出于重视而加抑裁。所以,同样有“抑文”表现,蒙元与太平天国背后所持认识碍然有别。前者不解风骚、漫不经心,后者如临大敌、惕厉以对。说到“九儒十丐”,本是入元的宋遗民,因风雅坠地所作愤世语,但他们可以对蒙元统治者如此轻蔑文治而酸溜溜,却并不能指责这些“胡虏”搞过文字狱、对文化加以迫害,元代文人地位卑微、穷困潦倒不假,别的却还谈不上。太平天国则不然,它明确将文化划分出“有毒”和“无毒”,区别对待,有所扼杀的同时,也大张旗鼓有所建构。
因此,如果完整考察太平天国文治,但知其禁毁之事,是远远不够的。我们目光,不能只盯住它十余年烧掉了多少书,也应该了解和关注它编撰过哪些新书。这并不只是关系着对它公正评价的问题,更主要的是,唯此方能透彻认识太平天国的价值取向。
固然,那个“旨准颁行诏书总目”里,品种寥寥可数,令人觉得惨淡。然而,细予寓目,你会注意到里面却有《三字经》《幼学诗》《太平救世歌》这样一些名目。谁都知道,《三字经》《千字文》《幼学琼林》等乃明清蒙学读物,每个幼童识字之始,皆从它们入手。上述太平天国官书数种,无疑是对旧蒙学的仿制和反其意用之。比如《三字经》,从名称和样式都一模一样。这透露出一个重大信息,即太平天国高度重视幼儿教育,从孩子抓起,俾使他们自幼牢牢树立和形成拜上帝教的思想认识。于兹尤应提及,天王洪秀全本教师出身,以前一直从事童蒙教育,加上对自己从小受教经历刻骨铭心,故其从娃娃抓起的意识,极为强烈。太平天国儿童教育,制度如何我们虽不知详,但《三字经》《幼学诗》《太平救世歌》等教材存在,说明这种教育应得相当有计划地展开。《太平救世歌》卷首,有“本军师尝考天地未启之初”字样,显出冯云山之手。另两种作者不明,从文风推测,不排除洪秀全亲撰的可能。《三字经》借浅显的语言和朗朗上口的节奏,灌输拜上帝教基本教义。其开篇如此:
皇上帝,造天地。造山海,万物备。六日间,尽造成。
《幼学诗》则偏重拜上帝教箴诫和天条的宣讲,从敬上帝、耶稣,历经君道、臣道、父道、母道、子道、媳道……一直讲到心、目、耳、口、手、足的行为规范。如其“妻道”曰:
妻道在三从,无违尔夫主。牝鸡若司晨,自求家道苦。
借此可以看出,太平天国之于文化,并非它的敌人当时众口一辞指控的惟有毁弃,而分明也试图有所再造,虽然这种再造成色如何,另当别论。总之,太平天国也追求着自己的“文教方兴”。它在这方面的诸般努力,除了我们此前谈到的各点,还有一个壮举,就是它居然建立了自己的科举制度,并实际进行考试。
这是二千余年农民起义破天荒的事情。科举,是古代中国重要的制度创新。采取考试方式选用人材,今乃举世通例,古代唯中国行之。不管它有多少弊端,从公平、平等竞争角度说,确实没有更好的设置。所以,太平天国虽对旧文化几乎一律取扫荡态度,对科举却网开一面,实行拿来主义。科举时代以来,农民军里出现有科名的人不算稀奇。黄巢以及洪秀全本人,都在科场上混过,李自成闯军里举人有好几个。不过,过去此类人物,都是落草为寇前有过在当朝投考的经历,而由农民军亲自开科取士,这是头一遭。
刘成禺《太平天国战史》称,太平天国取士,早至初克武昌之时。“大举行乡会试,一榜皆第。湖北兴国州得第者三百余人。状元兴国州刘某……”但仅属孤家独说,至今尚查不到旁证。从情势来论,武昌取士应无可能,当时太平军驻城未足一月,清军攻围颇急。且除武昌孤城外,未能控制其他地区,又怎么“大举行乡会试”?不过,起意科举始于武昌期间,却有可能。佚名《太平野史》说:“迨克武昌,农工商民,率多归之,而士人独否。因翻然有开科举之意。 ”
正式肇始,乃在定鼎天京的当年。这在洪仁玕主持修撰的《钦定士阶条例》,载之极明:
宏惟我天国振兴文治,廑念武功,自癸好开科,以天王万寿时举行,旋移于幼主万寿时,以每年十月初一日宏开天试,嗣复改为每岁三月初三日考文秀才,三月十三日考武秀才,五月初五日考文举人,五月十五日考武举人,各省皆然。于九月初九日考文进士翰林元甲,九月十九日考武进士等;又于每岁正月十五日试选各省提考举人之官,洵至精至密,至
备至周。太平天国癸好年即阴历癸丑年(1853年),将开科日期择于洪秀全生日,后改在洪天贵福生日,又改为十月初一日,嗣后再加细化,将秀才、举人、进士各级考试,分别置于年内不同月日。
开科以来,殆无一年虚度。由于征服的时间、范围不一,各地登榜人数也参差不齐。以甲寅四年(1854年)为例,湖北、安徽两地,文科分中举人八百余名和七百余名。惯于“破旧”的太平天国,独于科举一事沿袭旧章,除殿试、会试改称“天试”外,其余各级也称县试、郡试、省试、乡试,功名亦作秀才、举人、进士,“天试”头甲前三名也称状元、榜眼、探花。洪仁玕到来后,提出“惟制度灿然一新,而名目仍然由旧”的问题,欲加以改革,拟“改秀才为秀士”、“改举人为博士”、“改进士为达士”、“改翰林为国士”,武科秀才等则“改称英士、猛士、壮士、威士”。新制度打算从甲子十四年(1864年)开始实行,但那一年偏偏政权倾覆,实际也只停留于纸面。
太平天国如此器重科考,简又文先生认为与领导人心理有很大关联:
缘天王本士人出身,在髫龀为花县文童,但屡试不售,不能青一衿……不宁唯是,天朝领袖人物,自天王以下,如南王冯云山,北王韦昌辉,翼王石达开,豫王胡以晃,文臣卢贤拔、曾钊扬、何震川,以及末期之干王洪仁玕,皆科场失意之士,则此开科取士,玉尺量才,以雪愤吐气之心理,殆普遍满朝垂十余年而不已矣。
这自是一个浅显的原由。洪秀全当年考场踉跄不已,而今手握定夺取舍大权,特别有一番一吐积郁的心情,也是入情入理。人做其所看重之事,脱不开自我遭际的激发。“盖文王拘而演《周易》,仲尼厄而作《春秋》。屈原放逐,乃赋《离骚》。左丘失明,厥有《国语》。孙子膑脚,兵法修列。不韦迁蜀,世传《吕览》。韩非囚秦,《说难》《孤愤》。《诗》三百篇,大抵贤圣发愤之所为作也。”这是太史公曲折诉说自己发愤撰《史记》的起因。“大凡物不得其平则鸣,草木之无声,风挠之鸣。”人生每如是。历史上大人物,显身后为微贱时所尝屈辱,加意找补的例子,远近都有。洪秀全热衷建科举,李自成则无此动作,与他们个人经历、人生体验的不同,不能说没有关系。
但这也只能作为赜探隐索来谈。真正认识太平天国这一举措的意义,不能仅及于此等层面。太平天国开科取士,如果只是一群考场失意者为自己心理疗伤,过一把录进士、选状元的瘾,未免可笑。其实,把太平天国文治思路通体审视一遍,便知道那是基于重大的意识形态原因。
中国农民起义,对文人或知识分子的态度,很明显走出了一条由不重视而逐渐重视的线条。在较原始状态下,他们仅知打家劫舍、占山为王、抢压寨夫人,但随着时代发展,以及经验教训积累,也慢慢懂得还有更重要的事情要做,其中包括抓知识分子队伍建设。这种转变,跟中国社会“文治观念”上升,是保持同步的。宋代以降,右文抑武,武人地位打压,文士地位抬高,谋事、成事以及之后国家治理,愈来愈倚赖文人官僚集团。我们看到农民起义也跟随这种变化,开始有一些结构的改变。冯云山为拜上帝会订“军师制”,借鉴对象便是宋代水浒梁山的吴用。逮至元末朱元璋,农民军终于显出这方面的全新气象。朱元璋比较明确意识到应该改变和脱离“江湖模式”,所到之处求贤访智,不断结交有学之人,因此获益很大。朱元璋正式开科,虽在建国后,但争天下时,却也有相应类似举措,惟限于条件未用考试制,而行举荐制,多次下“荐贤令”。经他垂范,以后农民起义的佼佼者,便也留意于此。明末李自成与张献忠,各为朱元璋模式与旧江湖模式的典型。大顺军着意引进李岩、牛金星等知识分子,委以信任,大西军则基本保持草莽风范,结果大顺军摧枯拉朽、最终夺取紫禁城宝座,大西军则东荡西窜、趣味不脱子女玉帛。但李自成的败亡,也在于并未彻底解决好“化武为文”问题,对刘宗敏等武夫的草莽习气,制约乏术,以致明明占得帝都,却让煮熟的鸭子飞了。到洪秀全这儿,一方面历史正反经验教训彰彰明甚,一方面他本身系儒子出身,见识自比朱元璋、李自成又有所精进。他虽未明言要总结农民军的前车之鉴,但从一开始,很多做法便鲜明地针对着旧江湖的短板,例如禁取私财、禁近女色。盖财与色,原是古来人们所以落草为寇的基本冲动,洪秀全却将部曲与此隔绝。而他新思维里面最根本、最核心的一条,尤在狠抓意识形态,拜上帝教为此而创,《天条书》、礼拜制度、广泛开展“讲道理”活动、饭前赞美、夜半烹茶诵经,以及编撰《三字经》《幼学诗》《太平救世歌》等教材,都着眼于此。最终目的,就是使太平军上下思想,高度集中和统一于国家基本意识形态。他大举开科取士,深意在于打成一支服膺、忠于本教信仰和天王思想的文士队伍,为政权奠定坚实的人才基础。
洪秀全厉害之处何在?无论朱元璋或李自成,懂得文人和文治重要,是他们的进化;但都止于吸收和使用旧文人,不曾意识到还有一个改造问题,通过思想改造将旧文人转变为切合自身政治需要的新文人。太平天国的认识毋庸置疑抵达了这个层次。太平天国开科取士,绝非使读书人“职称”从清朝授予变成天国授予那么简单,而是有意识地作为专门的思想驯化过程。我们只要看看考试内容与题目,便一目了然:
其题则皆洪贼所命,悉出伪书中。某贼寿则称某试,如东试题:“东风吹清好凉爽,他名禾子救饥荒。名说饥荒便是疾,乃埋世人水深长。”统观伪书所言,大约此四语是颂扬东贼,即其伪衔中禾乃师赎病主之意。其曰东风即东王,圣神风谓能化物,他指东王,禾指稻米,疾犹之病,乃提曳意,贼谓牵马为乃马,故知为提挈埋世人,贼谓阎罗为红眼睛蛇妖,利人饿死埋之地狱,水深长以比东贼救人功德,言阎罗妖以饥荒致世人皆病,利其死而埋之地下,东王以圣神风化解之,犹禾之能救饥,是能乃所埋之人,功德如水之深长也,故洪贼东贼,皆以秀名,合禾乃二字为一,正其禾王禾师乃埋之说。翼试题:“翼化如春润”,美其安癅安庆之功。
为了解释试题中的语义,张汝南颇费气力,犹然有些佶屈聱牙,对于应试的学子来说,所赋诗文若想切中题旨,自更艰难。原因是,这些试题取自拜上帝会、太平天国历史特有话语、典故和教义,答题人如不将官书读熟读透,根本不知所云。这恰系太平天国建科举用意所在,借功名和进身为饵引,迫使学子加强学习,揣其教理、谙其话语,而渐自灵魂深处,幡然改为“新人”。顺便一提,张继庚还说他一直隐瞒着身份,“幸贼不知系读书人,故得免受伪职,逼伪试等事”。由此看,科举开张之后,对于读书人赴试,是带强制意味的。可见太平天国取士,用如对知识分子“思想专政”的工具,乐意也罢,不乐意也罢,不由分说,一律驱以就试,以便经此过程令天下读书人纷纷“入我彀中”。
罗尔纲 《太平天国史》也列举了一些地方试题:
龚又村《自怡日记》则记庚申十年苏州试题如下:
题为《同顶天父天兄纲常》;二题《禾王作主救人善》……三题《能正天所亲》。诗题《一统山河乐太平》。
并录某个“中式者”亦即考中之人的诗歌答卷:
一统天朝界,山河万重新。士民皆欢乐,咸颂太平春。
“中式”之文,亦有一例,见《太平野史》卷八。试卷作者佚,文长五百来字。摘以数行,姑窥其概:
皇矣上帝,神真无二也。夫犹是神也,得其真者,非独一皇上帝而何。且自三代而下,神灵每操祸福之权,然伪妄者恒多,真正者恒少。自圣人出,去其伪而存其真,犹恐人不识至真者之果何属也……
凡此种种,内容无非都是为《原道觉世训》之类背书,或对天王、幼主歌功颂德而已。
总括一下,可提取出来两个问题。其一,太平天国对文教重视不重视呢?答案是:重视。其二,文教在太平天国发展如何?答案是:基本不发展。如果“发展”是指文明在历史基础上的进化,则个别处有发展,例如历法,其余不进反退,使历史开倒车。
十余年内,从普罗层面看,文盲遍地状况依旧。从精英层面看,思想又没有一点活跃的迹象,甚至找不到思想情形的存在。虽然《资政新篇》透出充沛的思想活力,但它并非太平天国的造化,是洪仁玕入天京前在殖民地香港所得见识,洪秀全准其出版值得赞赏,然而实际影响微弱,几乎为零。
从头至尾,太平天国未曾造就和涌现自己思想文化方面的杰出人才和代表人物,除开《资政新篇》,也无任何学术上值得一提的著作。因为个人精神创造力与自主力,被压至极弱,虽有个人名义的制作存在,例如科举考试里的策、论,或《建天京于金陵论》一书所收何震川、吴容宽、钟湘文、冯之
等人四十篇文章,但要么机械地重复洪秀全和其他太平天国官书话语,要么仅为谀言虚奉,难觅自我情思。
出版受到严厉管控。十多年间合法出版物,全部相加不过二三十种。文艺创作一片空白,除非有人认为科举试卷里那种诗,可算“创作”;没有小说,没有诗歌,没有戏剧;胆敢试之,杀头之罪。
没有新闻事业。《资政新篇》倒是曾经建议:“兴各省新闻官,其官有职无权、性品诚实不阿者。官职不受众官节制,亦不节制众官,即赏罚亦不准众官褒贬,专收十八省及万方新闻篇有招牌图记者,以资圣鉴。”那是洪仁玕借鉴欧美,欲以新闻自由、独立,移植天京。他初来乍到,何其天真。此议立遭洪秀全无情否决,理由是:“此策现不可行,恐招妖魔乘机反间,俟杀绝残妖后行未迟也。”是否待得天下完全太平,洪秀全有可能会允许新闻自由、新闻独立呢?抬眼打量一下太平天国文教整体气象与思路,我们碍难置信。
注释:
(1)《尚书正义》卷二尧典,《十三经注疏》,页251。
(2)《钦定剿平粤寇方略·一》卷十,页 202。
(3)洪秀全《删改诗韵诏》,《洪秀全集》,页 186。
(4)富礼赐《天京游记》,《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太平天国(六)》,页 953。
(5)陶宗仪《辍耕录》,中华书局,1997,页 18。
(6)张之翰《西岩集》卷十二,文渊阁四库全书-集部-别集类-金至元-1204。
(7)《太平救世歌》,《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太平天国(二)》,页 239。
(8)《三字经》,同上书,页 225。
(9)《幼学诗》,同上书,页 233。
(10)简又文《太平天国典制通考》,页265。
(11)王文濡《太平天国野史》卷之八,江苏广陵古籍刻印社,1997,页217。此书原名《太平野史》,写本未刊,广陵古籍刊印社将国民刊本影印出版时,改名《太平天国野史》;另外,原作者姓名佚,但广陵社将作者署为王文濡,罗尔纲《太平天国史》卷三十三则误为凌善清,实则此二人都只是为民国刊本作序,非作者。
(12)《钦定士阶条例》,《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太平天国(二)》,页 548。
(13)罗尔纲《太平天国史》卷三十三,页1306-1307。
(14)《钦定士阶条例》,《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太平天国(二)》,页 548-549。
(15)《司马子长报任少卿书一首》,《六臣注文选》卷四一,中华书局,2013,页770-771。
(16)张汝南《金陵省难纪略》,《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太平天国(四)》,页721-722。
(17)《张继庚遗稿》,同上书,页 761。
(18)罗尔纲《太平天国史》卷三十三,页1310。
(19)龚又村《自怡日记(选录)》,《太平天国史料丛编简辑》第四册,中华书局,1963,页369。
(20)王文濡《太平天国野史》卷之八,页219-220。
(21)洪仁玕《资政新篇》,《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太平天国(二)》,页 533。
(22)同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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