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彬彬

　　顾颉刚是著名的历史学家，是中国现代史学界“疑古学派”或曰“古史辨学派”的代表性人物。顾氏最著名的学术观点，是“层累地造成的中国古史”，这意思下面再说明。“层累地造成的中国古史”是一种理论，一种研究中国上古史的方法论。顾颉刚用以支撑这种理论或方法的证据之一，或者说，由这种理论或方法导引出的结论之一，是：禹是一条虫。顾颉刚认为，后人崇敬的治水英雄大禹，并非真实的历史人物，乃是一种蜥蜴一类的爬虫。这观点流传很广，以至于人们想到顾颉刚，就想到大禹和虫。

　　顾颉刚于1980年辞世。除了顾颉刚本人的著述在坊间流传，还有顾潮所编《顾颉刚学记》、顾潮编著的《顾颉刚年谱》和顾潮、顾洪合著的《顾颉刚评传》行世。顾潮乃顾颉刚千金，顾洪则是顾颉刚哲嗣。

　　顾潮编著的 《顾颉刚年谱》（增订本）1941年10月10日的谱文如下：

　　十月十日 教育部次长顾毓琇嘱将禹之生日写一小文，因书一纸交之，曰：禹是神话中的人物，有无其人尚不能定，何从考出他的生日来。不过在川西羌人居住的松、理、茂、懋、汶一带，人们习惯以六月六日为禹的生日，这是见于该地之方志的。这是十月十日这一天的全部谱文。顾潮编著的《顾颉刚年谱·引言》中说：“本书从顾先生的日记、文章、笔记、信札等数千万字的资料中系统地搜集了他在学术、教育、政治等方面的活动，比较全面地反映了他的一生以及八十余年来中国学术界 （以史学界为主）的发展，为国内外学者进行此方面的研究提供了较为可靠的依据和线索。”但1941年10月10日的谱文，并没有注明资料来源。

　　其时任国民政府教育部长的陈立夫，在晚年所作的回忆录《成败之鉴》中，也说到了这件事，但说法有所不同。

　　一对中国现代史有所了解的人，都知道陈果夫、陈立夫兄弟。陈氏兄弟长期主管国民党党务，以至于有“蒋家的天下陈家的党”之说。1900年8月21日，陈立夫出生于浙江湖州。幼年时期，陈立夫在家乡上私塾，十来岁时，到了上海。在《成败之鉴》中，陈立夫写道：“西元一九一一年，由于二叔陈其美（字英士）之邀请，我们全家都到了上海。那时二叔正受任革命军沪军都督之职，这是我一生的转捩点，如果当时上海的革命起义没有成功，我就不会有机会来到这个大都市，也更不会有机会接受新式的教育了。”陈其美是陈氏兄弟的胞叔。而陈其美与蒋介石关系则非同一般。在《成败之鉴》中，陈立夫这样评说陈其美与蒋介石：“二叔常说：人必须创造机会，而不是等待机会。即使在创造机会的过程中失败了，但终究已为后继者开创了奋进的环境。我常想：二叔若不是被袁世凯所害，英年早卒，革命的大业定会更早完成，他的逝世，无异是使孙中山先生失去了一只最得力的臂膀。幸亏二叔很识人，将蒋介石先生介绍给孙先生，后来继之而起襄助孙先生，也是受二叔精神感召的影响极大。二叔与黄郛先生及蒋先生三人曾有过‘桃园三结义’之举，当然相交至笃，相知也深，他与蒋先生更是有很多共同的特点。”蒋介石与陈其美是金兰兄弟，又是陈其美把蒋介石介绍给孙中山的。可以说，陈其美某种意义上是蒋介石的人生导师。果夫、立夫兄弟后来俱效力于蒋介石，长期执掌要害部门，当然因为他们被蒋介石视为最可信任的自家子弟。

　　到上海不久，陈立夫就渴望继续上学。此前陈立夫没有学过英文，正式入学之前，必需补习英文。那时上海有所湖州旅沪公学，于是陈立夫就进入这所夜校补习英文一类课程。当时的英文教师叫沈阶升。陈立夫说他教学认真，循循善诱，陈立夫在校期间与之建立了良好的师生关系。后来，陈立夫成为党国要人，沈阶升则担任陈立夫的私人秘书，“协助我工作达十余年之久”。

　　在夜校补习一段时间后，陈立夫考入上海的南洋路矿学校。这所中学是其时沪上名校。南洋路矿学校在教学方式和教学内容上，都采用西式。与讲授四书五经的传统学堂不同，南洋路矿学校以各门自然科学为主要教学内容。校长林兆禧是基督徒，喜欢讲英语，学校的自然科学教材也是英文本。刚开始，陈立夫未免吃力，但很快成为成绩最优秀的学生。

　　在南洋路矿学校期间，陈立夫见到了蒋介石和一些国民党元老。在《成败之鉴》的自序里，陈立夫一开始就说：“当然小的时候，在私塾里念四书五经时，常常听到一句勉励人的话：‘有志者事竟成。’我因此在民国元年到上海青年会所举办的夏令营中参观了若干工厂后，就立志以‘工业建国’为己任，而考入了南洋路矿学校。有一天，大哥果夫带我到二叔英士的秘密集会处所去看他。恰巧三叔、蒋介石、于右任、戴季陶诸叔都在座，似乎在商议重大军事起义反袁称帝之事，他们见了我，就问我喜欢学什么？我就以工矿为答，并说明我相信工业建国，须从煤矿入手，大家听了，非常称赞。”陈立夫的父亲陈其业排行老大，二叔陈其美，这里说的三叔是父亲的三弟陈其采。

　　1917年，陈立夫从南洋路矿学校毕业，随后考入天津的北洋大学。北洋大学由其时任天津海关道的盛宣怀创办于1895年，创办之初，名曰北洋西学学堂，翌年改称北洋大学堂，实为中国第一所现代大学。北洋大学一开始就以美国的耶鲁、哈佛等名校为榜样，课程设置完全仿照这些大学。学校所需的图书、标本、仪器等都尽可能从美国采购。学校自创办之日起，就经常订有世界理科方面的权威性学术期刊100余种。学校的首任督办（校长）由盛宣怀兼任，总教习则聘请美国教育家丁家立（C.D.Tenney）担任。丁家立任总教习十多年，对北洋大学的发展贡献巨大。北洋大学的教师大多聘自美国，少数国内教员如吴稚晖、伍廷芳等，也是学界名流。学校全用英语教学，即使是中国教授，也都讲英文。北洋大学以法科、工科两部为主体，尤其工科特别出色。工科又分土木、采矿冶金、机械三类。陈立夫学的是采矿冶金专业。陈立夫既信奉“工业建国”，进入北洋大学，堪称如鱼得水。陈立夫后来曾撰《北洋创校，开启我国高等教育之先河》文，说北洋大学培养的历届学生“成绩恒优于美国学生，是北洋不唯为本国最早之大学，且自创始时起，既跻身于世界名大学之林矣。”

　　陈立夫是先在北洋大学读了两年预科才进入矿冶系学习，所以，1923年夏才从北洋大学毕业。旋即赴美，进入匹兹堡大学采矿工程系攻读硕士学位。1924年夏，陈立夫以论文《中国煤矿业的机械化与电气化》获得硕士学位。随后，陈立夫进入匹兹堡煤矿公司，开始了实际的采煤工作。1925年，陈立夫在美国加入了国民党：“这段时间我经常阅读旧金山出版的《少年中国晨报》，所以常能读到国内革命消息及中山先生的言论，到了一九二五年（民国十四年）我才在旧金山正式加入了国民党。 ”

　　陈立夫所上的中学是上海的名校南洋路矿学校，所上的大学是中国第一所现代大学北洋大学。南洋也好，北洋也好，都是高度西化的学校。大学毕业后又在美国留学和工作。按理，陈立夫应该是一个对西方现代文明既很了解也很热爱的人。但后来，陈立夫却成为西方精神文明坚决的否定者和坚决而粗鄙的中国传统文化的捍卫者，成为国民党官方文化守旧和复古力量的代表性人物，实在让人感叹。

　　二把陈立夫暂且放下，说说顾颉刚。1893年5月8日，顾颉刚出生于苏州。1912年夏，顾颉刚在苏州中学毕业，翌年春，考入北京大学预科。1916年秋，顾颉刚进入北大本科学习，名列文科中国哲学门。中国哲学史这门课，本来由古文家陈汉章（伯弢）担任。1917年，胡适回国，任教北大哲学门，接过了陈汉章的中国哲学史课程。胡适的讲授方式与陈汉章天差地别，学生始而目瞪口呆，继而茅塞顿开。顾颉刚在著名的《古史辨自序》中，这样叙及此事：哲学系中讲《中国哲学史》一课的，第一年是陈伯弢先生（汉章）。他是一个极博洽的学者，供给我们无数材料，使得我们的眼光日益开拓，知道研究一种学问应该参考的书是多至不可计的。他从伏羲讲起；讲了一年，只到得商朝的“洪范”。我虽是早受了《孔子改制考》的暗示，知道这些材料大都是靠不住的，但到底爱敬他的渊博，不忍有所非议。第二年，改请胡适之先生来教。“他是一个美国回来的留学生，如何能到北京大学里来讲中国的东西？”许多同学都这样怀疑，我也未能免俗。他来了，他不管以前的课业，重编讲义，开头一章是“中国哲学结胎的时代”，用《诗经》作时代的说明，丢开唐虞夏商，径从周宣王以后讲起。这一改把我们一班人充满着三皇五帝的脑筋骤然作一个重大的打击，骇得一堂中舌挢而不能下。

　　胡适的授课虽然一开始令学生难以接受，但最终给予顾颉刚这样的学生巨大的方法论启示。胡适这期间发表的论文，也对顾颉刚有着启蒙作用。

　　1920年夏，顾颉刚从北大毕业。北大刊物《新潮》创办者之一的傅斯年，已经赴欧留学，接替傅斯年的罗家伦也将赴美留学。罗家伦希望顾颉刚能把《新潮》继续办下去，便托胡适为顾颉刚在北大图书馆谋得编目员一职。顾颉刚本立志研究史学，而在北大图书馆任编目员，颇有助于他选定的学术研究。这期间，顾颉刚与钱玄同之间经常书信往还，讨论中国古史问题。1923年4月，顾颉刚将写给钱玄同论古史的信以《与钱玄同先生论古史书》为题，在《努力周报》发表，其中后来反复被引用、成为顾颉刚一生代表性学术观点的，是这样一番话：

　　我很想做一篇 《层累地造成的中国古史》，把传说中的古史的经历详细一说。这有三个意思：第一，可以说明“时代愈后，传说的古史期愈长”。如这封信里说的，周代人心目中最古的人是禹，到孔子时有尧舜，到战国时有黄帝神农，到秦有三皇，到汉以后有盘古等。第二，可以说明“时代愈后传说中的中心人物愈放愈大”。如舜，在孔子时只是一个“无为而治”的圣君，到《尧典》就成了一个“家齐而后国治”的圣人，到孟子时就成了一个孝子的模范了。第三，我们在这上，即不能知道某一件事的真确的状况，但可以知道某一件事在传说中的最早的状况。我们即不能知道东周时的东周史，也至少能知道战国时的东周史；我们即不能知道夏商时的夏商史，也至少能知道东周时的夏商史。

　　这就是所谓“层累地造成的中国古史说”的基本内容。顾颉刚指出：中国的古史，是逐渐地、一层一层地累积而成的。时代越往后，追溯的历史越向前，“譬如积薪，后来居上”。同时，时代越往后，远古的那些中心人物身上的光环越多。那么，层累地造成古史的手段是什么呢？只能是后人的想象、附会、虚构。说白了，关于古史的种种叙述、记载，都是靠不住、不可信的。

　　这个观点在当时当然石破天惊。

　　既然关于古史的叙述、记载都不足为信，关于大禹的诸种说法，自然也就十分可疑了。于是，顾颉刚表达了对大禹的见解：“至于禹从何来？禹与桀何以发生关系？我以为都是从九鼎上来的。”“我以为禹或是九鼎上铸的一种动物，当时铸鼎象物，奇怪的形状一定很多，禹是鼎上动物的最有力者；或者有敷土的样子，所以就算他是开天辟地的人。”而“流传到后来，就成了真的人王。”那么，禹到底是何种动物呢？既然《说文解字》上说“禹”是一种“虫”，又“兽足蹂地也”，那么，“以虫而有足蹂地，大约是蜥蜴之类”。既然禹是九鼎上最有力量的动物，那就只能是巨蜥了。

　　顾颉刚及其追随者的学术观点，引起过激烈的争议。顾颉刚的入室弟子杨向奎，也是著名的历史学家。他在写于1981年的长文《论“古史辨派”》中，这样评价“古史辨派”的学术成就：“《古史辨》在冲破伪的古史方面，在由怀疑古史而加以抨击时都发生过积极作用。但在怀疑和抨击古史方面有时过了头，以致玉石俱焚。比如《左传》是一部好的古代史，但他们怀疑是伪作，这给当时的古史研究者添加了许多麻烦，以致有人用了很大力气证明 《左传》不伪。”又说“‘古史辨派’是在打破权威，他们抨击了自古相传的古史系统，而这个古史系统不仅是历史问题，也是道德伦理问题，因为古代帝王被说成是道统所系，因而《古史辨》辨认的对象不仅是中国古代史，也是中国道德学及伦理学史。这是中国封建社会整个上层建筑中的核心问题，对这些问题发生怀疑，也就是怀疑整个封建社会的道德学说与价值观念，从这个角度看，他们的工作是和‘五四’时代反封建的伟大潮流相一致的。”

　　既然禹到底是不是一条虫，关乎整个传统社会的道德伦理、价值观念，那他令狂热的文化复古和文化保守主义者陈立夫很在意，就不是偶然的。

　　三那么，我们回到陈立夫。1925年9月，陈立夫回国。此时，蒋介石正在广州当着黄埔军校校长，而陈立夫的大哥陈果夫已在为蒋介石效力。船抵上海，陈立夫本来打算接受中兴煤矿公司总经理钱新之邀请，担任公司的工程师。但陈果夫却转来了蒋介石的电报。蒋介石得知陈立夫学成归来，希望也到广州去协助他。大哥也极力劝说小弟“献身国民革命”。于是陈立夫于12月间乘船到了广州。1926年1月9日，蒋介石接见陈立夫，根本不让陈立夫讲述对采矿工作的兴趣，径直任命他为黄埔军校校长办公室机要秘书。陈立夫名义上是黄埔军校的工作人员，实际上每天在蒋介石私人官邸处理蒋个人的重要机密文件。陈立夫私下称蒋介石为“蒋三叔”，因为黄郛、陈其美、蒋介石三个金兰兄弟中，蒋介石最年轻。但在公开场合，则称校长，北伐时期便称总司令。在黄埔军校任职期间，陈立夫的最得意之举是北伐前劝阻蒋介石出国。

　　陈立夫在《成败之鉴》中说，“中山舰事件”之前，汪精卫主持广州的一切政务，并且兼任军事委员会主席，“完全听从俄国顾问季山嘉的控制”。广州国民政府想免除蒋介石的职务，又不敢。蒋介石试探性提出辞职，汪精卫既不敢批准又不加慰留。蒋介石便进退两难，内心十分痛苦。汪精卫们暗示蒋介石，可离开广东到俄国去，名为考察，实则把蒋扣留在俄国，等有人掌握了广东的军事全权，才放蒋回来。无非是以此种方式剥夺蒋的军事权力。蒋介石无奈之下，只得决定出国。他要陈立夫随行。蒋陈二人准备从香港乘船到海参崴，行程消息都保密。两人的护照、船票、行装都准备好了，还兑换了一些港币，以备途中之需。出发那天，蒋陈二人驱车前往长堤码头。在到达码头前几分钟，陈立夫终于开口了。他说：“校长，为什么我们一定得走？军事权在校长掌握之中，为什么我们不干一下？”蒋介石听了这话，便吩咐司机把车开回寓所。但在到达寓所前，蒋又命令司机再把车开回码头。这时，陈立夫又开口了：“我们如果走了，总理交给校长的任务将由谁来担负呢？”蒋介石听后，想了又想，最后毅然决然地命令司机把车开回东山公馆。司机的座位与后面隔着一块玻璃，听不见二人的谈话，受命开来开去，十分不解。蒋介石决定“干一下”，于是有了“中山舰事件”，有了政治局势的巨变。陈立夫颇为自得地说：

　　蒋先生决定留下来干了，这一明智的决定，对以后中国的历史发生了极大的影响。这件事除了蒋先生和我二人知道以外，无第三人知道，所以我有责任在八十岁时接受本党颁赠中山奖章典礼时向中央诸同志宣布出来，这是国民革命转捩点之一，十分重要。至于蒋先生过去已去过苏联，这次再去，是没有必要的，除非为了政治因素。这个转变，绝不全是因为我的话而决定的，在一个人犹豫不决之时，任何一方面，增多一分，是会发生影响的。但是我何以有此勇气问他，这除了总理在天之灵可以解释之外，别无原因，历史的因素是十分复杂的。我们回到东山公馆后，蒋先生就忙碌不堪，时时在紧张中，像有所准备似的。17）如此重大的事情，陈立夫能劝说蒋介石改变决策，只能说明蒋介石在驱车去码头的途中，仍在犹豫，思想仍在激烈斗争。陈立夫的话，在天秤的一端，加上了一根稻草，但就导致了事情的翻转。

　　陈立夫是国民党特务工作的创始人。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陈立夫任中央组织部调查科科长。中央组织部调查科，便是中央党部调查统计局（中统）的前身。陈立夫虽然是工科出身，虽然干的是机要和特务工作，但对思想文化工作十分重视。1928年4月，陈立夫在正业之余，创办了《京报》。因为南京已经成为首都，所以有此命名。办报的资金完全出自私人。陈立夫任理事会主席。陈立夫每晚九、十点钟才能到报社工作，“看大样、写社论和专题文章”。到了第二年，《京报》的发行量就达到一万三千五百多份，超过国民党中央机关报《中央日报》而成为南京第一大报。陈立夫在回忆录中列举《京报》的功绩时说：“逐渐地，《京报》有着可观的影响力，譬如北京光复后，我们建议将北京改名北平，我们在社论中指摘继续使用北京的不当，因为南京已成为国都，再用北京很容易使人误会以为我们有两个国都；同时，我们也建议将直隶省改名河北省，因为直隶是指这省是国都所在地，如果这样，江苏省由于南京首都，也可以称为直隶省了。其次建议江苏大学应改称中央大学，因为它位在南京首都。这些建议都被政府一一地采纳。”其他的建议姑且不论，将北京改称北平，实在是多此一举。

　　陈立夫办报纸，每天晚上九十点钟还从办公室赶到报社，忙到深夜，当然不是为了赚钱，而是为了“宣传主义”，为了在思想文化上影响人民。

　　在1929年4月的国民党三届一中全会上，陈立夫被选任为中央党部秘书长。随后，陈立夫创办了《时事月报》。陈立夫任发行人。这份杂志“有系统地分析国内外重要新闻和科学进步等问题”。杂志也很受欢迎，曾发行到一万一千份，是排在《东方杂志》《新中华》之后的国内第三大杂志。这时期，陈立夫还与大哥果夫一起创办 《政治评论》。1930年，陈立夫与吴大钧一起创办了正中书局。正中书局起先完全是私营性质，陈立夫任发行人，后来才归中央党部秘书处经营。

　　陈立夫在干机要工作、特务工作和党务工作的同时，还自掏腰包办报纸、办刊物、办出版社，把业余时间都用在这些事情上，可见对思想文化工作、对宣传教育工作，极其重视，也有十分强烈的兴趣。

　　四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国民党官方掀起了文化复古的狂潮，而陈立夫则是文化复古运动的主要策划者、组织者、指挥者。其时，左翼文化正兴起，且势头强劲。国民党官方掀起复古狂潮的用心之一，就是企图借传统文化抵抗、扑灭左翼文化。这期间，陈立夫关于中国文化，发表了许多言论，而恢复中国固有的文化与道德，则是反复强调的文化建设的目标。抗战前的数年间，陈立夫一方面本人著书立说，鼓吹传统文化，另一方面策划了多种文化事件。在《成败之鉴》中，陈立夫十分自傲地说，“以理论打击共产党由我开始”。“以理论打击共产党由我开始”是一个小标题，在此标题下，陈立夫写道：“我之反共既基于中国文化，我遂从中国文化之根源——易经——找到唯物史观之错误，生存才是进化之中心。生命必须包括心与物二者，亦即国父所发明之生元（生命的元素），具有心物二者，而非唯物，依‘孤阴不生，独阳不长’之原理，只有‘唯生’，才能存在，遂著《唯生论》，由理论方面从根驳斥之，共产党曾下令党员著文攻击，唯无一能驳倒我的创见也。共党因之更增其对我的仇视。”陈立夫是在说明 “我们兄弟二人为何成为中共之最大敌人”时写下这番话的。垂暮之年写回忆录时的陈立夫，颇有些自我膨胀。中共并没有把陈氏兄弟视作最大敌人。中共1948年12月25日公布的国民党43名战犯名单中，陈果夫、陈立夫分别名列第七、第八。陈立夫创办和主持中统，令中共十分头痛，这才是中共仇视陈立夫的最大原因。至于其“理论创见”，中共应该根本没当回事，因为那实在肤浅得很，混乱得很，不值一驳。

　　中国现代文化史上著名的 “十教授宣言”事件，也是陈立夫的“杰作”。“十教授宣言”的主旨，就是所谓“中国本位的文化建设”。而“中国文化本位”，原本是陈立夫在他的“哲学著作”《唯生论》出版后提出的口号。陈立夫的秘书刘百闵多次到上海，与商务印书馆编译所所长何炳松、复旦大学教授孙寒冰等人联络，在上海成立一个“中国文化建设协会”，出版一份十六开本的杂志，名曰《中国文化建设》，作为“中国文化建设协会”的机关杂志。而第一步，是找十个教授联名发表一份《中国本位的文化建设宣言》。1935年1月10日，南京、上海、北京三地的十名教授，联名发表了这份“宣言”。他们是：王新命、何炳松、武癱干、孙寒冰、黄文山、陶希圣、章益、陈高佣、樊仲云、萨孟武等。“宣言”宣称：“在文化的领域中，我们看不见现在的中国了。中国在对面不见人形的浓雾中，在万象蜷伏的严寒中；没有光，也没有热。为着寻觅光与热，中国人正在苦闷，正在摸索，正在挣扎。”“中国在文化的领域中是消失了；中国政治的形态、社会的组织和思想的内容与形式，已经失去它的特征。由这没有特征的政治、社会和思想所化育的人民，也渐渐地不能算得中国人。所以我们可以肯定地说：从文化的领域去展望，现代世界里面固然已经没有了中国，中国的领土里面也几乎已经没有了中国人。”结论是：“要使中国能在文化的领域中抬头，要使中国的政治、社会和思想都具有中国的特征，必须从事于中国本位的文化建设。”

　　除了出版“哲学专著”《唯生论》和组建“中国文化建设协会”、策划“十教授宣言”，陈立夫还在一系列文章和演讲中，抨击“五四”新文化运动、狂热称颂“固有文化”。所谓“中国本位的文化建设”，就是在恢复被新文化运动所批判、抛弃的“固有文化”。陈立夫强调，自“五四”以来，所谓文化工作，基本上是破坏而无建设，以致“吾国固有之文化摧毁无余”。现在要建设民族新文化，首先要研究中国民族的特性，而“中国的民族特性是优秀的”，它的优秀之点在于 “至大至刚”“至中至正”。所以，“建设文化，须先恢复固有的至大至刚至中至正的民族特性，再加以礼义廉耻的精神，以形成坚强的组织和纪律”，这样，在“最近的将来”，便可实现“民族的复兴”。

　　1938年1月7日，陈立夫在重庆就任教育部长。这就有机会与顾颉刚发生关系。在《成败之鉴》中，列举自己在教育部长任内的功绩时，陈立夫写下了这样一段话：

　　教育部为扩大社教，还制定了各种节日，每年二月十五日为戏剧节，三月二十九日为青年节，三月二十五日为美术节，三月二十六日为广播节，六月六日为工程师节，四月五日为音乐节，九月九日为体育节，九月二十八日为教师节。关于青年节和工程师节规定的经过，需要特别叙述的。原来在战前，已经非正式的以五月四日为青年节。我认为黄花岗起义比五四运动更能表现青年爱国、牺牲和奋斗的精神，所以便改以三月二十九日为青年节。至于六月六日为工程师节，是这样的：我记得在教育部任内，被中国工程师学会推为会长。我对于素所尊敬的顾颉刚先生，曾经作了一件极有意义的事，他是一位极有名的历史学教授。忽然发了奇想，写一篇文章说，大禹是个虫，没有那么一个人。他的理由是很欠缺的，但是他的名气很大，居然有人相信。我听了非常呕气。我想难道离孔子一千几百年的大禹，孔子对他尚且非常赞美的人，反不及四千年后的顾先生所得的文献更可靠，何况孔子一向重视证据，无可靠的文献，他不写作。我于是伺机去找顾先生，请他考据禹的生日是何月何日，以备提工程师年会拿这一个日子作为工程师节。他考据了以后，写了一封信给我，说某年六月六日是大禹的生日，我就根据他的信提出工程师联合年会，经全体会员一致通过。我随即宣布，从是日起，大禹不再是个虫了，因为虫的生日是无法知道的，这是顾颉刚先生负责考据出来的，有信为证。大家皆哄堂大笑，我就救了顾颉刚先生。现在每年六月六日所举行的工程师节，是这样来的。

　　陈立夫垂暮之年写下的这番话，充满傲慢与无知。从语气中可断定，陈立夫原本并不知道顾颉刚的历史观点，也不知道顾颉刚关于大禹的考辨。顾颉刚的《与钱玄同先生论古史书》，发表于1923年4月，已经快二十年了。“大禹是一条虫”的观点问世时，正值陈立夫从北洋大学毕业而准备赴美留学时。“大禹是一条虫”，毕竟是人文学界的事。作为采矿专业学生，陈立夫当时可能根本没有听说此事，即使听说了，也未必会在意。那么，他是何时知道此事的呢？我以为，是在以教育部长的身份提议将大禹的生日作为工程师节的时候。陈立夫是工程师出身，又当着全国工程师学会会长。既然制定了那么多鸡零狗碎的节日，怎能不制定一个工程师节。在陈立夫看来，远古的治水英雄大禹，是工程师的始祖，应该以大禹的生日作为工程师节。当他提出此议时，有人告诉他顾颉刚的观点，他才十分惊异、十分气愤。他以为顾颉刚是成为大教授、名气很大后才声称“大禹是个虫”，而不知顾颉刚是因为声称“大禹是个虫”才成为大教授和名气很大的。可以说，陈立夫根本没有懂得“古史辨派”是怎么回事，根本没有明白顾颉刚们“疑古”的理由何在。陈立夫当时没有读顾颉刚的文字，后来也没有读顾颉刚的文字，直到垂暮之年写回忆录时，仍然没有读过顾颉刚的文字。当时，陈立夫以教育部长之尊，听说大教授顾颉刚认为“大禹是个虫”时，根本没有想到改变以大禹生日作为工程师节的初衷，而是立即想到让顾颉刚改变他的学术观点。这分明是对顾颉刚的羞辱，但直到垂暮之年，他还认为这是“救了顾颉刚先生”。

　　五顾潮编著的《顾颉刚年谱》中关于此事的说法，与陈立夫在回忆录中对此事的回忆，颇有不同。《顾颉刚年谱》中说，是教育部次长顾毓琇来找顾颉刚，请顾颉刚考定禹的生日，而顾颉刚强调禹乃神话中人物，有无其人尚不知，何由考定其生日。不过，川西羌人将六月六日作为禹之生日。而陈立夫则说是自己亲自找了顾颉刚，而顾颉刚也就考定了禹生于六月六日，并未提到顾颉刚还说过禹有无其人尚不知。陈立夫是在工程师联合年会上宣布这一决定的。他同时宣称，这日子是顾颉刚考定的，有顾颉刚亲笔信为证。从陈立夫回忆的语气看，他当时是洋洋得意的，是手里拿着顾颉刚的亲笔信的。如果顾颉刚信中首先强调了禹是神话人物，有无其人尚不能知，陈立夫不会满意，更不会很得意，那封顾颉刚的亲笔信，也就并不能成为证据。所以，顾颉刚到底是怎样回答陈立夫的，还是疑案。明知顾颉刚发表过禹是一个虫的见解，却还要顾考证禹的生日，这分明是对顾的羞辱。在那个年代，即便贵为教育部长，也并非敢对任何一个大学教授如此羞辱的。那么，陈立夫为何敢于如此羞辱顾颉刚呢？读一读《顾颉刚年谱》,就能明白其中原由。

　　读《顾颉刚年谱》，可知在那个时代，顾颉刚与国民党高层是走得很近的。下面抄录一点这方面的记述。

　　1941年7月13日，“受蒋介石接见，谈整理中国古籍事，辛树帜偕同”。

　　1942年7月，顾颉刚当选为国民参政会第三届参政员；1942年10月19日至31日，出席国民参政会第三届大会；1943年4月，被推为三青团评议员；1945年4月9至11日，出席三青团评议会；1945年4月，蝉联国民参政会第四届参政员；1945年7月，出席国民参政会第四届第一次大会，参加教育文化组审查会，审查提案，并修改教育报告审查意见。

　　1941年12月2日，“应戴季陶邀，作《戴家齐君传》”。戴家齐在主持西昌开垦工作期间病逝，因此需要有篇传记在刊物登载，但由国民党元老戴季陶出面请顾颉刚写，可见顾颉刚很受高层器重。

　　从年谱看，顾颉刚与朱家骅的关系非同一般。抗战期间，朱家骅是国民党中央组织部部长、中央研究院代理院长、中央调查统计局局长（即通常所说的“中统”，本来由陈立夫掌管，陈长教育部后，不宜兼管特工，遂由朱家骅接任）。1944年11月，陈立夫卸任教育部长，复任中央组织部长，朱家骅则复任教育部长。年谱中，常常出现顾颉刚为朱家骅代笔的记载，有时还为朱家骅“代身”。

　　1941年10月8日，代朱家骅作讲稿《西北问题与科学化运动》。“删改后刊《文史杂志》第二卷第二期（1942年2月15日），题《西北建设问题与科学化运动》，署朱家骅。”这是说，顾颉刚替朱家骅写了一篇文章，朱家骅对文章做了删改，题目也加了“建设”二字，然后以自己的名义在刊物发表。

　　1941年12月12日，代朱家骅作《告河西、湟川、黔江三中学学生须注重史地书》。

　　1941年12月17日，代朱家骅作《三十一年元旦致词》，刊《上游集》。

　　1942年8月6日，代朱家骅作《悼滕若渠同志》，刊《文史杂志》第二卷第五、六合期，署朱家骅。

　　1942年9月3日，代朱家骅作《告边疆同胞书》，“十月二十一日朱家骅在招待边疆人士茶话会上讲，题《边疆问题与边疆工作》。略改，刊是年十月二十九日《中央日报·扫荡报联合版》。”

　　1942年9月30日，代朱家骅作《新绥公路通车十周年纪念专刊题词》。

　　从年谱的此类记述看，顾颉刚颇近于朱家骅私人秘书。顾颉刚代朱家骅作文，年谱中有时说明文章公开发表时“署朱家骅”，有时没有这种说明。但我想，只要是以朱家骅名义写的文章，公开发表时当然都署名朱家骅。总不至于在某种会议上朱家骅以自己名义发表讲话，讲话在报刊发表时却署名顾颉刚，那岂非笑话？

　　年谱中1947年3月29日至31日的谱文是：“以教育部部长朱家骅代表身份，出席中国社会教育社年会，并致词曰：该社创办已有十六年之历史，值此第五届年会，讨论之中心问题是‘社会教育与新中国文化建设’，尤为适合于建国需要。梁启超办《新民丛报》，唤醒了全国的知识分子；五四运动唤醒了全国的青年学生；这次的文化运动‘一定要以全体国民为对象，这便有赖于社会教育了。’”顾颉刚完全是以部长的口气发表讲话。顾颉刚并非教育部职员，并非次长、司长一类教育部官员，却能代表教育部长在此类会议上致词，可见顾颉刚这个教授，决非一般教授可比。

　　这样我们就明白了陈立夫何以敢如此羞辱顾颉刚了。如果是一个与官方没有此种“亲密关系”的学者，别说认为禹是一条虫，就是认为禹是一条龙，陈立夫也不敢要他改变自己的看法；如果是一个经常批评政府的学者，陈立夫就更不敢招惹了。陈立夫敢于如此对待顾颉刚，就因为料定顾颉刚必会听命。也可以说，陈立夫因为没把顾颉刚当“外人”，才敢提出这样的要求。既然顾颉刚一直在配合党国的工作，既然顾颉刚一直与党国合作得很好，这一次，有什么理由不配合、不合作呢？令其改变自己的学术观点，即便心有不快，顾颉刚也不会断然拒绝，更不会拍案而起。

　　《顾颉刚年谱》中，还有一则谱文，颇有助于对此事的理解。1943年3月23日谱文如下：

　　出席中国史学会筹备会。二十四日，出席该会成立大会，任大会主席，当选为理事。二十六日，出席该会理监事会，任主席，当选为常务理事。常务理事又有：傅斯年、黎东方、朱希祖、陈训慈、卫聚贤、缪凤林、金毓黻、沈刚伯；常务监事有：吴敬恒、方觉慧、蒋复璁。黎东方兼任秘书。“此次中国史学会之召集出于教育部，电滇、黔各校教授前来，花费殆十余万。说教部提倡学术，殆无此事。有谓延安正鼓吹史学，故办此以抵制，不知可信否。予与今教长恶感已深，本不想参加，又恐其作强烈之打击而勉强出席。然开会结果，予得票最多，频作主席，揭诸报纸，外人不详其实，遂以为我所倡办矣。 ”（日记是月）

　　这段谱文后面引号内的话，是顾颉刚日记原文。这次中国史学会的筹备会和成立会，是由教育部主办的。“予与今教长恶感已深”，让我们知道顾颉刚虽然与朱家骅关系亲密，但与教育部长陈立夫关系很不好。陈立夫操办的会，顾颉刚本不想参加，但又不敢不参加，因为怕陈立夫“作强烈之打击”。这也很耐人寻味。陈立夫能对一个大学教授作怎样的打击呢？如果是一个与国民党官方保持距离的教授，即便是教育部长，也没法施以什么打击。一个大学教授的教职、工薪，是本分内的东西，教育部长剥夺不了。教育部长只能剥夺一个教授非本分内的、由官府赐予的东西。如果你本来没有这些分外之物，就是蒋介石也无奈你何。而顾颉刚恰恰颇有这类分外之物，诸如国民参政会参政员、三青团评议员等等。这是一种政治地位，一种人生荣耀。如果顾颉刚实在令陈立夫恼怒了，以陈立夫的身份，剥夺顾颉刚的此类地位、荣耀，那是能够做到的——顾颉刚害怕的“强烈之打击”，应该就是这些吧。

　　这样我们就知道了，当陈立夫命顾颉刚考证禹之生日时，顾颉刚愿意也好，不愿意也好，都会从命的，因为“恐其作强烈之打击”也。如果说陈立夫命顾颉刚考证禹之生日，是对顾颉刚的羞辱，那顾颉刚其实是自取其辱。

　　当然，所谓羞辱，也是一种书生气的看法。此类场合，当事人视为莫大之荣耀，是更有可能的。

　　2018年7月31日

　　注释：

　　（1）（2）见《顾颉刚年谱》（增订本），顾潮编著，中华书局2011年1月版，第351页，第1页。

　　（3）（4）（5）（7）（8）（10）（16）（17）（18）（19）（20）（24）陈立夫：《成败之鉴》，正中书局 1994 年6月版，第14页，第21—22页，第15页，第16页，第2页，第24—43页，第46—49页，第51—52页，第123—125页，第166—167页，第439页，第271页。

　　（6）（23）张珊珍：《陈立夫生平与思想评传》，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2006年11月版，第10页，第61—62页。

　　（9）见张学继、张雅蕙《陈立夫大传》，团结出版社2004年1月版，第5页；张珊珍《陈立夫生平与思想评传》第12页。

　　（11）（13）（14）《古史辨》 第一册， 顾颉刚编著，朴社1926年6月版，京城印书局印，第36页，第60页，第63页。

　　（12）顾潮：《顾颉刚评传》，百花洲文艺出版社1995年11月版，第45页。

　　（15）杨向奎：《论“古史辨派”》，见《顾颉刚学记》，三联书店2002年5月版。

　　（21）见《中华民国史·大事记》第十二卷（1947—1949），中华书局2011年7月版，第8760页。

　　（22）见张学继、张雅蕙《陈立夫大传》第134—135页。

　　（25）关于顾颉刚活动的叙述，见《顾颉刚年谱》（增订本）第353—382页。

　　（26）见《顾颉刚年谱》（增订本）第 362 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