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江宁马路
1864年7月19日，曾国藩的弟弟曾国荃率领湘军攻克南京，太平天国灭亡了。对于南京市民来说，多年围城终于结束，恶梦一样的年头正在过去。清政府接手了一个满目疮痍的烂摊子，这个城市的人口锐减，生产与社会组织破坏殆尽。时任两江总督的曾国藩，当务之急就是赶紧“荡涤瑕秽，润色山川”，稳定和重建社会秩序，重振南京的经济。到太平天国后期，据熟悉当时南京情况的英国翻译富礼赐和美国商人赫德均估计，全城人口约为七万人。李秀成被俘，在自述里也提到，城破前夕，城内不过三万人，除居民外，太平军只剩下一万多人。这些数据未必准确，都只能当作参考。死的人肯定很多，湘军与太平军作战期间，曾国藩获得了“曾剃头”的恶名，他指示手下，“虽使周孔今生，断无不力谋诛灭之理。既谋诛灭，断无以多杀为悔之理”，因此说湘军在南京杀人无数绝不是什么虚构。南京人的痛苦就是，太平军来，被广西粤匪杀得够呛，湘军来，又被湖南蛮子杀得很惨。广西人厉害，湖南人更厉害，共同结果就是让南京土著居民吃足苦头。湘军攻入南京，“分段搜杀，三日之间毙贼共十余万人，秦淮长河，尸首如麻”，臭气熏天，“三日夜火光不息”，曾国藩幕僚赵烈文随军入城，其日记中记载了当时的惨况：
计破城后，精壮长毛除抗拒时被斩杀外，其余死者寥寥，大半为兵勇扛抬什物出城，或引各勇挖窖，得后即行纵放。城上四面缒下老广贼匪不知若干，其老弱本地人民不能挑担，又无窖可挖者，尽情杀死。沿街死尸十之九皆老者，其幼孩未满二三岁者亦斫戳以为戏。匍匐道上，妇女四十岁以下者，一人俱无，老者无不负伤，或十余刀，数十刀，哀号之声达于四远。其乱如此，可为发指。中丞禁杀良民，掳掠妇女，煌煌告示，遍于城中，无如各统领彭毓橘、易良虎，彭椿年、萧孚泗、张诗日等惟知掠夺，绝不奉行。不知何以对中丞？何以对皇上？何以对天地？何以对自己？
当时南京老百姓真是痛苦不堪，没有来得及突围跑到城外去的太平军大呼，“城中弗留半片烂布与妖享用”，到处放火。入城的湘军为了挖掘金银财宝，亦四面放火。疯狂劫掠对南京城造成毁灭性的破坏，一年以后，李鸿章到南京接任两江总督，出现在他眼前的是一座空城，断壁残垣，田宅多成瓦砾，哀鸿遍野，难民饥寒交迫，要想恢复南京城正常秩序，真不知道从哪下手，他不由地大发感叹：
无屋、无人、无钱，管葛居此，亦当束手。
管葛是管仲和诸葛亮的并称，这两人都是古代治国有方的名相，李鸿章的意思是南京糟糕到这一步，就算管仲再生，诸葛亮重现，也没什么好办法。他觉得这个城市要想喘过气来，恢复昔日繁华，“似须百年方冀复归也”。李鸿章的前任是曾国藩，曾的湘军打败了太平天国，立下了盖世大功，手下都劝他干脆自己做皇帝算了。大清无可救药，不如趁乱像朱元璋那样，在南京扯上一嗓子“驱逐鞑虏，恢复中华”，说不定也就成就了帝业。
然而曾国藩并没有称帝的野心，他担心的只是自己功高盖主，进入南京后，一个劲地打报告，要求裁撤湘军。为什么会这样做，后世有过各种猜测，有一点常常被人忽视，就是湘军纪律太差，匪气太重，“暮气已深”，很容易失控。事实上已失控，这支虎狼之师任其发展壮大，必将成为祸害。李鸿章接任两江总督，因为这个烂摊子实在太糟糕，南京的破败令人难以想象，有人劝李干脆将两江总督衙门移往扬州算了。李鸿章担任两江总督的十八年后，到了1882年，又一位中兴名臣左宗棠就任两江总督，他描绘当时的南京仍然惨不忍睹：
江南克服廿年，而城邑萧条，四野不辟，劫窃之案频闻。金陵向非贸易埠头，人烟寥落，近则破瓦颓垣，蒿莱满目，虽非荒歉之年，而待赈者恒至二万数千之多，较之四十年前光景，判若霄壤。
甚至到1896年，张之洞担任两江总督，距离剿灭太平天国已三十多年，南京城元气还没完全恢复，仍然没太多振兴之迹象，在给皇上奏折中，他诉苦说：
金陵城内辽阔过甚，兵燹以来市廛萧条，城内有居民者三分之一，空旷者三分之二……北城一带，蒿莱弥望，匪类潜踪，命案抢夺间见叠出，商旅来往，官吏趋走，备报颠踬，公私旷废。
由此可见，太平天国带给南京城的伤害实在太大。不过说归说，诉苦是诉苦，作为封疆大吏的两江总督，只有把现实状况说得不堪一些，才有可能突出自己的政绩。事实上，城市面貌正在好转，已经有了变化。大家都知道，只要没有战乱，地处江南富庶之地的南京，自然会有一种很好的修复能力。
如何使得南京这个城市从创伤中恢复，历任两江总督不得不面对。曾国藩采取的措施，尽快恢复科考，在湘军进入南京的当年，开科举行乡试，“一以慰群士进取之志，一以招转徙无归之氓”。1864年的12月，甲子乡试如期举行，应试者一万三千多人，共得正榜二百七十三人，副榜四十八人。这一措施立刻见效，“两江人士闻风鼓舞，流亡旋归，商贾云集”，被中断的江南乡试自此恢复，直至1906年科举被取消。
曾国藩第二个措施是“繁荣娼盛”，让秦淮河先热闹起来。商女不知亡国恨，南京克复不久，秦淮河上便出现了画舫灯船，时任江宁知府涂宗瀛专程拜访曾国藩，建议予以取缔。没想到遭到否决，曾国藩认为灯船画舫尚不够多，亲自带领幕僚登船游览秦淮河。这是首次以官方形式，允许官设妓院，数量被限为六家，此后只许加人而不许增院，“以示乐不可极”。消息一经传出，土著和客商闻信而来，秦淮河上白舫红帘，又见昔日繁盛。
秦淮河两岸的河房大批被毁，荆棘塞道瓦砾堆阶，青楼妓馆密布的旧景无法再现，只能在秦淮河上做文章。晚清时的南京楼船，多为湘军水师战舰改装，设有门舱，有仆从照应，有餐室和书房，还有“卧榻与浣濯、便旋之所”。船尾有舵楼，可以登高远眺沿岸景色。楼船外，游船还有很多花样，有小边港火食船摸黑船，摸黑船为晚清独有，专门用于夜游。流落他乡的秦淮名妓，战后纷纷返回，可惜人老珠黄，风光不再。邻近的扬州也饱受战乱蹂躏，加之盐务改革，众多盐商破产，依附于盐商的扬帮妓女纷纷涌入南京，一枝独秀，“风流薮泽，全属扬帮矣”。
依靠科举的踊跃，依靠秦淮河灯红酒绿，显然还解决不了南京的问题，改变不了南京现状。李鸿章当了两江总督后，在南京大搞洋务运动，最著名的就是金陵机器制造局，迈出了实业救国第一步。他的理想是把南京变作一座工业化城市，像洋人学习，发展工业，尤其是发展军工业。李鸿章认为“目前之患在内寇，长远之患在西人”，因此主张要保留湘军和淮军，不止于“靖内寇”，更在于“御外侮”。与自己的老师曾国藩相比，他这种判断，似乎要高出一筹。
第一次鸦片战争，英国人逼迫清政府签订《南京条约》。南京人对这个条约具体怎么回事，也弄不太明白，反正兵临城下的英国人走了，事也就完了。1858年，又有了第二次鸦片战争，这一次是和英法两家同时干仗，还是输得一塌糊涂，又被迫签订《天津条约》，其中第十条规定长江一带各口，英商船只俱可通商。法国提出要求，要将南京辟为通商口岸。好在当时南京处于太平军控制，清政府在天津签订的这个条约，根本实现不了。太平天国灭亡，英法公使分别召会清廷，以《天津条约》为依据，提出“将江宁地方，安置埠头，为通商之所”，并称已“派员前赴江宁，察看沿河地方，择取何处便于贸易，即将该地指定，并将地址四至丈量明白，按立界碑”。
清廷无奈，只能派员会同英法官员前往实地勘察，同时拟将江宁织造署改为南京海关。没想到太平天国之祸乱，已把南京这座古老的城市弄得面目全非，映人眼帘的是：
人民之死亡转徙者不可胜计，屋宇之存者十不及三四，疮痍残败之状几于目不忍视。
英法公使遂认为此时的南京，在通商上并无多少价值，于是只大致指划“狮子山城河之间”为备用之地，并未提出设立租界的要求，南京的开埠因而被搁置。以当时的社会舆论而言，当然是一件好事，躲开了“夷化”，避免了帝国主义的入侵。当然，相对于城市发展，也可以说南京失去了一次机会。
再往后，到了1868年，美国旗昌轮船公司在下关河西宗泰字铺设立了“洋棚”，方便旅客上下。1877年，李鸿章创办的轮船招商局买下旗昌洋棚，保守的清政府担心此地有了轮船码头，会再次引起列强觊觎，只允许南京港进行客运，不允许货运，所以这些“棚厂”在当时只能算是简易码头，又设栈房供乘客候船，乘客用小划子往来江心接送。1882年乡试，南京作为江南考场，共有两万名考生从水陆两路到达，结果乘轮船前来的考生在下关登岸，因小划子翻沉，溺毙多人，本地绅士数十人便联名上书两江总督左宗棠，要求速建码头。
左宗棠碍于清廷态度，要求在呈文中“切勿说出码头二字，缘非通商处泊岸，例不准设码头也”，只能称其为“功德船”。“功德船”的出现，使南京港具备了轮船停泊作业能力。随着港口运输能力的增强，清政府不允许在下关设码头的规定，已成空文。1895年，张之洞主持修建了一座公用轮船码头，称为“官码头”，仍不允许轮船在此装卸货物，但每年上下旅客，已达十万人左右，下关商市逐渐兴盛起来。
南京的航运条件本来十分优越，海轮可以直达。1895年的《马关条约》之后，列强获取在华铁路修筑权，资本输出增多，开辟南京为通商口岸的愿望变得强烈。清朝海关总税务司赫德专门致函清政府，强调南京应当与汉口和九江一样开放。1899年5月1日，本应在1858年就开设通商口岸的南京，终于正式开埠，金陵关开关，地点就设在下关。金陵关成立之初，曾悬榜招贤，没一个中国人敢于应招，后来虽有华人参加，职位均比较低。当时中国尚未有专门人才培养，税务司和重要职员均由外国人担任，实权长期掌握在税务司英国人安格联手中，金陵关的会话办事公文来往，都以英文为主。
南京口岸未设租界，也没有工部局等组织，金陵关成为列强在南京利益的代表。清政府在下关设立商埠局，将金陵洋务局改为两江通省洋务局，管理口岸事宜，金陵关中也派中国人担任监督，这个监督无实权。各国纷纷在下关江边建造码头，经营客货运输，沿大马路一带设店经商。很快巨贾云集，商铺林立，随着外商增多，进出口贸易增加，下关地区开始繁华起来，“南有夫子庙，北有大马路”，一向落后的城北下关，突然有了一个可以让南京人看热闹的新地方。
事实上，只要没有战乱，南京城市现代化几乎不可阻挡。金陵关开埠之前，也就是1895年，张之洞下令修筑江宁马路。这条马路自下关轮船码头，经仪凤门和鼓楼，直抵汉府街的总督衙门。马路用砖石铺设，石料由绿营兵采自紫金山，参照上海租界的马路标准，路幅6米至9米，大部分是砂石路面，个别路段还是木块路面。不少路段晴通雨阻，只能通行马车和黄包车，也只略优于土路，即使这样，江宁马路大大改善了城区交通，成为后来南京大马路的起点。
旅客自下关轮船登岸，行李物件需要车辆运输，成泰马车公司应运而生。那年头还没汽车，马车是最重要的交通工具，成泰公司由上海癉大马车行承办，南京的商人刘逢霖等招集商股，纠合股本洋银一万元，置办马车数百辆，极大地方便往来行人。江宁马路的开通，直接带动了城北经济，沿着马路，商民房子盖了起来，店肆林立热闹逾恒。张之洞在给朝廷的奏疏中，十分兴奋地汇报修路成果：
三月以来，贫民食力者，竞造手车，以为生计，往来如织，马路两旁，小民购地造屋者日多，不过三年，可成街市。
江宁马路是晚清南京很好的一个市政建设，它直接关系到了民生，造福南京人民。除了这条让南京人引以为豪的大马路，到了1909年，南京又有了一条市内铁路，取名宁省铁路。在此两年前，上海到南京的铁路建成，这件事非常重要。上海一向是南京下属的下属，过去几十年，上海飞快发展，城市化发展速度惊人。沪宁铁路的开通，以及即将开通的津浦铁路，这两条铁路改变了陆路交通布局，使南京成为长江下游水陆交通的重要枢纽。南洋劝业会最后择址南京，很重要一个原因就是水陆交通便利。
要致富，先修路，这句话在一百多年前，似乎就得到了验证。1909年建成通车的宁省铁路，彻底改变南京交通状况。在此之前，除了骑驴子，坐马车和坐轿子，乘船，市民无法享受其他交通工具。宁省铁路全长7.3公里，起自下关江边，从北向南，一直通往两江总督府。这是一条真正属于城市的轨道交通，也是国内的第一条专门服务城市的交通线路，其运输功能与后来的地铁相当。它穿越市区，跨惠民河，经栅栏门，过三牌楼，过丁家桥，过无量庵。无量庵这一站就是后来的鼓楼，然后沿北极阁南麓，从两江师范学堂后墙，也就是今天的东南大学后面，跨珍珠河，在太平北路东侧南折，经过督署衙门的东墙，再往前走，到达最热闹的夫子庙地区。
1911年，宁省铁路更名，改称江宁铁路。孙中山当选临时大总统，就是从上海出发，乘火车，在南京的下关转车，通过当时中国唯一一条市内轨道交通，直达“总统府站”。
2 南洋劝业会
1911年辛亥革命前夕，南京这座具有悠久历史的古城，正悄悄地进行着一场城市革命。这个城市正经历令人难以置信的变化，在市政建设方面，南京城开始有点突飞猛进，最突出的标志便是有了市区的江宁马路和宁省铁路。此外，还出现了国内第一家官办电话局，南京有幸成为中国第一个开办市内电话的城市，“分段安设德律风，以线传语，以期呼应灵通”。“德律风”就是电话，最初用户只有16家，皆为南京的各级官署，到1905年，用户已达到60家。1910年秋天，坐落在西华门外的金陵电灯官厂，第一台发电机组正式开始运转，为江宁将军府与两江总督府提供晚间照明，这也是中国第一家官办发电厂。此时此刻，南京已从太平天国的伤痛中，慢慢苏醒过来，它的发展开始惊人，这种变化我们可以通过日本游客的眼光看到。1894年甲午中日战争，并没在南京人的心头，产生多少对日本人的深仇大恨。经过大清两百多年统治，这个城市的老百姓一直都在当顺民，早已习惯了异族统治。有过两次鸦片战争，中国人终于明白什么叫船坚炮利，领教到了洋人厉害。还有中日甲午大战，大家明白不仅黄头发蓝眼睛的西洋人碰不得，跟我们长得差不多的东洋小鬼子，也一样不好惹，更不好惹。有识之士终于明白落后就要挨打，师夷长技以制夷，师夷长技以自强，渐渐成为大家都认同的道理。
向日本人学习成为当时的一条捷径，理由很简单，日本为什么能够强大，因为他们学习了西方。有识之士一致认为，学习西方语言太难，日本人用的是汉字，与我们同文同种，学习他们会方便许多。譬如梁启超就认为，“学日本文者，数日而小成，数月而大成，日本之学，已尽为我有矣。天下之事，孰有快于此者”。一时间，学习日本成了速效救心丸，去日本留学的人多，在南京的日本人也开始多了起来。
1902年在南京创办的三江师范学堂，也就是南京大学的前身，它的外籍教师，基本上都是日本人。大量日文词汇开始进口中国，新鲜的时髦用词，譬如革命，譬如发明，譬如法律，譬如化学物理，譬如资本主义和共产主义，都是直接拿过来就用，不仅是使用，这些词汇让我们再也离开不了。当时的南京人一点都不仇日，而且很羡慕日本，把日本视为引导中国走向现代化的带路大哥。经过明治维新，日本成为新的列强，居然把俄国老毛子都打败了。日本是东方民族成功案例，非常适合成为中国的榜样。当时知识分子中留日学生很多，他们对日本认识深刻，有亲近感，像鲁迅和周作人，就是从南京去了日本。
从日本到中国来观光的日本人也多，这些人为南京留下了一些生动有趣的笔墨，很有史料价值。杨洪俊先生的《日本明治游记中的清末南京》一文，对有关游记进行了认真疏理。当时日本游客文章中，集中提到的南京出行道路有三条，一是出中山门至明孝陵的小路，一是江宁马路，一是宁省铁路。游览明孝陵是多数日本游客的选择，从城内至中山门，也就是当时的朝阳门，路还比较好走，可以乘坐马车和东洋车，而出朝阳门后，可供选择的主要就是驴子，众多日本人游记中都有记录。
在1899年，有个叫内藤湖南的日本人，就是骑驴去拜谒明孝陵。到了1908年12月，来南京观光的小林爱雄，游记中写到了中山门外 “驴子成群”，“十来个年轻赶脚”在招呼生意。枥木县满韩观光团，东业同文书院第七期学生，在中山门外换乘了驴子。1909年7月到南京的胜田主计，发现“自门外只能乘人力车或骑驴”，他雇了一辆人力车，结果发现还不如干脆骑小毛驴：
但仍十分艰难，上坡下坡都几乎无路可走，而且所行之处非泥泞即砂砾，终于不得已屡次下车徒步前行。如此看来，还是驴子才是最好的选择了。
与中山门外的行走艰难相比，城内江宁马路的平整，以及道路两旁新种的杨柳，让年轻的日本游客印象深刻，下面这段文字写于1899年：
自下关入仪凤门，沿张之洞（甲午乙未之役时暂代刘坤一署理两江总督之际）所修筑马路，行近二日里，抵达近总督衙门之科巷的东本愿寺学堂，暂居于此。此马路平整，细柳夹道，树间距仅二三尺，树皆在离根部约三尺处生出树杈。此时已值孟冬，枝叶难免萧疏。不禁想到，若为初春草木萌生，朦朦嫩绿定会让行人车马意气风发。若巡路者用心修理清扫，持之以恒，单是此处可比拟上海，甚而强过我国帝都了。
七年后，1906年7月23日上午，日本人德富苏锋到达南京下关码头，坐马车进城，“行七英里地到达南京领事馆”，夹道的柳树大了许多，绿树成荫，“所走道路之修洁”，让他略感惊讶。又过了五年，1911年7月3日，还是一批日本同文书院的学生参观南京，负责来接的松岛君把行李装上马车，自己坐在行李一边，先行去了南京城内的宾来馆，那些学生不得不沿着江宁马路，步行去目的地：
我们步行出发，从下关到南京通行的这条林荫道着实是好。绿柳枝上，有鸟儿嬉闹，真可谓之为“文明的绿门”。
这时候的江宁马路，在日本学生眼里已是很漂亮的林荫大道，而且四通八达，“各路均可行东洋车及轻马车”。当然，更让日本游客满意的，还是市内轨道交通，这种便利，让他们感受到了一种与文明世界的同步。宁省铁路的一等客票，价格为每站五分，全线单程三等票价为二角，二等四角，头等八角，还可以带行李，与当时主要交通工具马车和小船相比，既经济又快捷，铁路营业状况极好。小林爰雄记述了在半山寺游览时，看到的铁路道口情形：
途中过一道口，立一大门，上大字写着“眼见火车，往来人等车马勿过”。
这就是辛亥革命前夕的南京，这期间，同盟会成立了，革命党人正在抛头颅洒热血。武昌起义之前的一系列武装暴动，广州起义，自立军起义，惠州起义，萍浏醴起义，黄冈起义，七女湖起义，钦廉防城起义，镇南关起义，钦廉上思起义，云南河口起义，广州新军起义，黄花岗起义，所有这些起义，与南京都没什么太大关系。天高皇帝远，革命也很遥远，南京显然还沉浸在风花雪月之中。
在南京的历任两江总督，几乎都是晚清的能臣，平心而论，都为南京城市现代化，多少做过了一点实事，有过一些贡献。李鸿章让南京有了现代工业，左宗棠让南京有了开放口岸，张之洞让南京有了大学和江宁马路，而宁省铁路能够应运诞生，则与当时的两江总督端方有着直接关系。端方在当时虽然还算不上改革派领袖，在封疆大吏中，他的思想无疑属于最新潮的一位。
正是因为端方努力，才有了宁省铁路的通车，同样也是他的坚持，南洋劝业会才得以在南京举行。南洋劝业会能够选址南京，很重要原因，因为南京的城市建设成绩突出，南来北往交通便利。“扼长江之要，上溯湘鄂，下达苏沪，轮帆所指，克期可至，今则沪宁铁路已通，省城轨道又将告竣”，环视当时国内，很难再找到比南京更合适举办的城市。
1910年在南京举办的南洋劝业会，历时半年，影响极大。这也是有史以来，首次用官方名义主办的国际性博览会，前后共有二十多万中外人士参观。会址选在城北，南起丁家桥，北至三牌楼，东邻玄武门，西达将军庙，占地七百余亩。在形式上，完全借鉴了美国的万国博览会，当时媒体对这个劝业会评价很高，称赞它是：
全国之大钟表也，商人之大实业学校也，产品之大广告场也，输送本国货以向外国之轮船、铁道也。
一日观会，胜于十年就学。
《申报》热情洋溢地把举办南洋劝业会的南京，“与日之东京大坂、美之圣路易、意之米廊”相提并论，说它们“皆以地方为名，而实含内国与世界性质，本会虽名南洋劝业会，实与全国博览会无殊”。对于南京这个城市来说，南洋劝业会绝对盛况空前，城市形象也因此获得了极大提高。会场内共设立了三十四个展区，有各个省的展馆，有分门别类的专业馆，还有华侨馆和外国馆。
南洋劝业会期间，有来自有全国各地的展品，也有来自南洋和英美日德等国的展品，共约一百万件。当时还成立了一个南洋劝业研究会，学者李瑞清为会长，实业家张謇为总干事，组织专家对各种展品进行审查评奖。结果一等为奏奖66名，二等为超等奖214名，三等为优等奖426名，四等为金牌奖1218名，五等为银牌奖3354名。今天的读者不太明白什么是“奏奖”，就是这个奖要报请皇帝奖赏，要皇上他老人家说好，才算真的是好。在当时，“奏奖”才是最高奖，而我们今天普遍看好的金奖和银奖，反倒是具有了安慰奖性质。
南洋劝业会的会场布置得极为隆重，吃喝玩乐一应俱全。专门设了电梯，可以登高遍览整个场景。宁省铁路每小时发一趟车，会场内到处都有马车和人力车，随喊随到。早在筹办期间，就专门修建了通往会场的劝业路和丰润路，为方便参观者游览邻近的玄武湖，特地开辟一个新城门 “丰润门”，也就是后来的玄武门，这个地方有了城门，以往要想游览玄武湖，“必自太平门出，非舟莫渡”的不方便，再也不复存在，也为即将来临的民国，将玄武湖开辟为现代意义的公园，做好了铺垫。
鲁迅先生当时是浙江绍兴中学堂的学监兼博物教员，他亲率全校二百多名师生赶来南京观摩。考察他们的行军路线，从绍兴经杭州到嘉兴到苏州，这一路应该是坐船，再从苏州乘坐刚开通的沪宁火车到南京。到了下关车站，已是夜晚时分，同学们走下站台，抬头一望，只见对面狮子山上，用电灯排列成约一米见方的 “南洋劝业会”五个大字，对未曾见过这么多电灯的学生来说，真是大开眼界。有位在劝业会江西馆工作的绍兴同乡，他是鲁迅好友，慷慨解囊，居然赠送给师生每人一只特制细瓷茶杯，杯上刻写着“南洋劝业会纪念”字样，大家拿到这个杯子，视同至宝，爱不释手。
那时候，还未开始现代小说创作的大作家鲁迅，马上就要三十岁，而中国现代文学史另一位名声显赫的作家茅盾，还在上中学，那一年十四岁。茅盾也随着学校一起来参观，在南京玩了三天半，临走，买了几块雨花石，带回家送给母亲作为纪念。苏州草桥中学的师生，也组织大家参观南洋劝业会，他们运气不太好，刚走到会场正门，突然下起一阵很大的急雨。同学们兴致勃勃，好像并没当回事，照样停步立正，成双行，向左转，报数，然后散开队伍，到各个馆去参观，秩序井然。第二天的《会场日报》作了特别报道，说苏州草桥中学的同学来参观，完全是军队模样，遇到阵雨，队伍绝不散乱，学生个个精神百倍。
与“振兴实业”带来的实际经济效益相比，在南京举办南洋劝业会，它的“开通民智”和“引领风气”，更为明显更加有效。它集中展示了二十世纪初中国最先进的工农业产品，衡量出了当时中国的经济实力，同时，也成为西方文明向中国展示魅力的最直观场所，西方世界先进的工业化展品，不仅代表现代技术，代表现代管理，也代表了先进思潮，让正在追求近代文明的中国人大开眼界。事实上，南洋劝业会举办的几个月前，1910年的1月7日，《申报》就刊登过一篇《劝业会与立宪》的社论：
国民之政治责任心必后于经济竞争心。唯因经济竞争心之发达而政治责任心常不知不觉之间增进而未有已。故在今日欲引起国民之政治责任心，必不可不先引起国民之经济竞争心。劝业会之作用在招致全国之物品萃以一堂，以比较优劣。因比较之故而竞争之心乃生。
通过观摩和比较，参观者认识到自身的不足，认识到自己的落后，“开一时之风气，策异日之富强”。只可惜当时中国，当时的南京，虽然有过一阵热闹，有了一点新气象，经济上仍然封闭匮乏，社会风气仍然恶劣，骨子里仍然保守。从规模上看，南洋劝业会是近代中国最成功的一次商业预演，在当时堪称最大的一次全国性交易会，与外国的博览会相比，差距还是太悬殊，根本无法相提并论。以参加人数为例，南洋劝业会为二十多万人，平均每天一千人左右，在国外，不要说欧美各国，1903年日本举办博览会，每天的参观人数，已高达三万四千人。
在南京举办的南洋劝业会，更像是大清帝国的回光返照，帝制时代结束前的一场嘉年华。大清朝眼见着就要完蛋，此次盛会对晚清中国社会的变革，产生了重要影响，经济竞争心也确实刺激了政治责任心，然而民众虽有改革之心，清朝政府却已病入膏肓，无可救药。当时“富商大贾，凡结伴而来者，无非快游览夸豪举耳，真能研究农业，考察工艺者，百不获一”。“西学东渐”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劝业会耗资数百万，成交额数千万，临了亏空严重，难以为继，最后只能不了了之。
当初筹办劝业会，曾考虑过要恭迎慈禧太后驾到，准备修建一座行宫。原计划放在行宫门前的一对汉白玉石貔貅，还没来得及运到现场，慈禧她老人家先驾崩了。结果这两只守护神兽，只能当作摆设，只能作为见证。现如今，它们与湖北水泥厂当年送去参展的一个水泥阳篷，成为南洋劝业会仅存的珍贵遗物，还保留在南京工业大学丁家桥校区校园内。
3 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
1911年10月10日，武昌起义打响第一枪，辛亥革命爆发。这时候，南京城里依然还是一片平静，依然风花雪月，老百姓大约也没想到，接下来会发生什么样的事。改良成了一句时髦的口号，革命和革命党这些词汇，大家也不太陌生，究竟能不能形成气候，到底会有多大动静，很多南京人并没认真去想。当时南京城里，内心最为纠结的是徐绍桢。这一年，身为陆军第九镇统制的徐绍桢，已五十岁，五十知天命，恰恰就是在这时，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一个千载难逢的机会来到，武汉新军第八镇起义成功，南京的新军第九镇只要依葫芦画瓢，完全有可能水到渠成。作为第九镇的最高军事长官，徐绍桢是明朝开国大臣的后人，徐达的第十四代孙。本是一介文人，甲午中日大战那年，中了举人，后来投笔从戎，以“知识高卓，究心中西兵略”而获得重用。徐绍桢属于晚清第一代有点现代意识的职业军人，统率的新军第九镇，有“八千子弟皆书生”之美誉，手下青年军官中多才俊，大多新式武备学堂出身，譬如赵声是第三十四标标统，林述庆是第三十六标标统，还有柏文蔚和冷遹，都是文武双全，都是很坚定的革命党人。武昌那边已经轰轰烈烈地干起来了，南京这边当然也得露上一手。
革命党人这么想，革命党人的对立面也会这么想，于是一方要准备起事，一方要防备起事。徐绍桢的手下鼓动“请速举事”，大势所趋，徐大人不带我们干，我们就自己干。徐的上司也开始怀疑第九镇不可靠，采取紧急措施，将张勋的江防营从浦口调入南京，将驻守扬州的王有宏所部缉私营十个营，也临时抽调过来，加强南京的戒备。为防止第九镇异动，两江总督张人骏借鉴广东和湖南的办法，突然收缴第九镇弹药，结果各标营每个士兵，平均不足五发子弹。接着又宣布南京戒严，将各大城门关了。
辛亥革命成功，某种意义上来说，不是革命党人如何强大，是大清朝实在太弱。光复成了多米诺骨牌，很多城市只要揭竿而起，发篇通告，贴几张传单，便可以传檄辄定，立刻光复。革命接二连三，革命党人频频出击，到处开花。光复大旗随处飘扬，转眼之间，周围差不多都成了革命党人的天下。远一些的陕西山西云南光复了，近一些的湖南江西安徽光复了，上海光复了，杭州光复了，苏州光复了，沿着沪宁线，无锡常州镇江接二连三光复，连江北的扬州也光复了，只有南京仍然还掌握在清政府手里。
到这节骨眼上，徐绍桢的第九镇宝刀出鞘，箭已在弦上，想不干都不行。商议好了11月8日起事，没想到在沟通上出问题，城里革命党人在11月7日晚上，很莽撞地就先干了起来，城外第九镇官兵闻讯，匆匆赶过去，起义已被镇压。不仅城内失手，攻城的第九镇新军也因为弹药不足，不得不败退镇江。
此时的南京安危，有着特殊意义，天下已经大乱，胜负也就在一念之间，袁世凯给负责守城的张勋打来电报，语重心长：
东南半壁，悉赖我公。
袁世凯的意思十分明显，只要南京还在，革命党人翻不了天。只要南京还没丢，沪宁线上的城市虽然光复，其他省份已经独立，清军随时都还可以再收复。这时候，革命不可阻挡，站在反革命一边的袁世凯却稳操胜算，他的北洋大军掐住了革命党的喉咙，已将武昌团团围住，置于自己炮火之下，只要他愿意，拿下武汉三镇，指日可待。在军事上，黄兴督战的革命军根本不是北洋的对手。
要解武汉之危，只有尽快搞定南京。驻在上海的同盟会中部总会召开紧急会议，一致认为南京之得失，关系民族存亡，不攻克南京，就不能挽回武汉革命之颓势：
南京一日不下，武汉必危。武汉不支，则长江一带必不能保，满虏之焰复炽，祖国亡无日矣！
一时间，南京成了重中之重，江浙联军组成了，由徐绍桢担任联军总司令。革命与反革命的势力不得不在南京进行决战，说是决战，相对于上个世纪发生的军阀混战，中日战争，国共内战，光复南京之役也许算不上什么大战，死伤人数相当有限。毕竟是一场改朝换代的生死决战，毕竟这一仗，彻底结束了中国几千年的封建统治。事实上，很快南京光复了，武昌起义惊天动地，而直到南京光复，才正式宣告清朝的大限到了。
这样的结果，一向散淡的南京人肯定不会想到，他们不会想到自己的城市，在风谲云诡的中国大历史上，会再次扮演了一个如此吃重的角色。革命军从不同的方向冲进城门，爱看热闹的南京人又一次成了看客。炮声已听不见，零星的枪声也已经结束，南京人怀着好奇心情走上街头。在著名的革命党领袖中，竟然找不到一个土著的南京人，退求其次，就算是革命党中有头有脸的南京人也找不到。因此痛说革命家史，南京人只能又一次惭愧。
南京的老百姓开始咸与维新，兴高采烈相互剪辫子。大家突然发现，原来剪个辫子也没什么大不了，就仿佛闹革命，在不同阶段，有着不一样的代价和结局。清朝留给汉人的辫子，原本和脑袋联系在一起，危险时，剪辫子意味着要丢掉性命，等到大势已去，连袁世凯也与时俱进，剪掉辫子也就是一剪子的买卖。到这时候，水到渠成，剪不是什么事，不剪辫子才是个问题。
用旁观者来形容辛亥革命时的南京人不够恭敬，事实真相或许就是如此。南京是两江总督所在地，掌管着当时最富庶的区域，控制着清政府的经济命脉，历来为朝廷所看重。但是南京人也管不了这些，他们才不在乎自己城市有什么样的经济和政治地位，只是以一种十分现实的心态，非常平静地迎接这场革命。平民如此，普通官员也是这种态度，攻打南京的炮声响起，除了最高层的几位长官夹着尾巴仓皇逃跑，大部分官员都静观其变，既不打算直接参与光复，也不准备为大清尽忠殉节。
革命军进入南京，城头变幻大王旗，都督多，司令多，有自封的“江宁都督”，有自封的“苏军总司令”。革命尚未最后成功，大家已经开始争权夺利。徐绍桢挂名江浙联军总司令，因为此前的身份不是革命党人，不久前在南京又吃了大败仗，各路枭雄并不太把他放在眼里。革命党人对于满清政府，革命的态度是一致的，可是在自己内部，观点也就五花八门，谁也不买谁的账。
在南京光复之前，很多省份先后独立，成立了军政府。各自为政，互不统属，湖北军政府都督黎元洪致电各独立省，征询建立临时中央政府的意见，并邀请各省军政府派代表赴武昌开会，筹建临时中央政府。这时候，已宣告光复的江苏和浙江也在酝酿建立临时中央政府，江苏都督程德全和浙江都督汤寿潜联名致电上海都督陈其美，建议在上海组织代表民意之临时议事机构。陈其美十分赞成，于11月13日向独立各省都督发出通电：
民军倡义伊始，百凡待举，无总机关以代表全国，外人疑虑，交涉为难。其美承乏上海，地处冲要，东南孔道，饷械根源，外交重任，尤关全局。
陈其美的意思直截了当，上海有钱有武器弹药，与老外打交道也方便。革命党人的想法开始分裂，临时中央政府究竟是建在上海，还是武汉，各有各算盘，各有各道理，都不愿让步，都在争夺筹组中央政府的主动权。湖北军政府在全国有很高的威望，武昌为首义之地，是“起义首功，同盟牛耳，众意属之”，它的一举一动，直接影响着各省的进退。争来争去，最后还是上海方面让步，同意在武汉成立临时中央，于是各省代表开始奔赴武汉，抵达武汉之时，形势又发生逆转，革命党人的处境大为不利，清军在袁世凯指挥下，攻占了汉阳，炮击武昌，代表会议只能改在汉口英租界的顺昌洋行内举行。
武昌岌岌可危，袁世凯随时随地可以占领，就在这个时候，南京光复了。革命党人立刻做出决议，决定临时政府设于南京，各省代表在南京选举临时大总统。并且一致同意，只要有十省以上之代表到达，即可召开代表大会，临时大总统未举定以前，仍认鄂军都督府为中央军政府，有代表各省军政府之权。12月4日，各省都督府代表还没到南京，留在上海的上海都督陈其美，江苏都督程德全，浙江都督汤寿潜，以及章太炎和蔡元培等革命党人在一起开会，选举黄兴为大元帅，黎元洪为副元帅，随即通电全国。
在武昌的黎元洪得此消息，大为震怒，遂12月8日致电已经光复的各省都督：
各省代表均到鄂，议定临时政府组织大纲，并订期在南京公举临时大总统，组织临时政府。经敝处通电各省，谅已达览。现忽据来电称沪上有十四省代表，推举黄兴为大元帅，元洪为副元帅之说，情节甚为支离，如确有其事，请设法声明取消，以免淆乱耳目。
也难怪黎元洪要生气，上海的这个选举显然不合法，有点自说自话。既然决定在南京“公举临时大总统”，苏浙沪都督通过留沪代表选举黄兴为大元帅，显然违背了大家的决议。大家心里都明白，这时候的大元帅，基本上就是大总统的意思。
各省都督的代表陆续到达南京，为了谁当大元帅忿忿不平，喋喋不休，有的军人认为黄兴根本不会打仗，声称不愿隶属汉阳败将之下。黄兴听了心里不痛快，提出了辞职，举荐黎元洪为大元帅。于是各省代表在南京的江苏省咨议局开会，“改举黎元洪为大元帅，黄兴为副元帅”。决议“黎大元帅暂驻武昌，由副元帅代行大元帅职权，组织临时政府”。黎元洪这下高兴了，立刻致电南京，表示乐意“承受大元帅名义，并委任副元帅代行其职务”。黄兴则不乐意，不甘心屈居人下，表示坚决要辞去副元帅之职。
很多事情南京人也弄不明白，转眼之间，大家都成了革命同志。然而就算战友之间，也还会有诸多矛盾，首先是大家互相看不起，老革命看不上新同志，有身份的看不上无名小卒，武夫看文人不顺眼，知识分子又嫌军人太鲁莽。革命党人不愿意屈居于旧军人的权威之下，他们看不上黎元洪和徐绍桢这些前朝的军官，眼看着革命的成果被窃取，深感痛心。
就在这时候，孙中山回国了，到达上海。革命党人很兴奋，从表面上，轰轰烈烈的辛亥革命，与孙中山并没有什么直接关系，他仿佛只是个局外人。辛亥革命在中国发生，在国外的孙中山很意外，他也是过了好几天，从洋人的报纸上看到新闻才知道。然而以孙在革命党人中的地位，他此时回国，突然出现在国人面前，让革命党人在转眼之间，多了一张很厉害的王牌。毕竟孙中山有着很好的政治智慧，而且非常擅长跟媒体打交道，非常清楚宣传的力量，在与上海《大陆报》主笔谈话时，他信心十足地宣布：
革命不在金钱，而全在热心。吾此次回国，未带金钱，所带者精神而已。
革命党人的高层在上海宴请孙中山，席间，黄兴与陈其美，还有宋教仁，密商推举孙为大总统，并分头向各省代表致意。孙中山也抓紧时间，会见各省都督府代表，这些代表专程从南京赶到上海，为组织临时中央政府听取孙的意见。被问到“代表团拟举先生为临时政府大元帅，先生之意如何”时，孙中山回答很干脆：
要选举，就选举大总统，不必选举大元帅，因为大元帅的名称在外国并非国家之元首。
代表们又直截了当地表达了这样的担心，说在汉口的代表会议上，我们曾经许诺过，只要袁世凯能够反正，赞成共和，便可推举他为临时大总统，现在应该如何处之，革命党人总不能说话不算话，孙中山的回答依然很干脆：
那不要紧，只要袁真能拥护共和，我就让给他，不过，总统就是总统，临时字样，可以不要。
代表们当晚返回南京，第二天上午开各省都督府代表会，对于“保留总统位置予袁一节，认为不必要”，而临时大总统的“临时”二字必须保留，因为还有的省份没有光复，宪法尚未制定，“正式总统亦无从产生”。一句话，现在要选举，选举出来的只能是“临时大总统”，以后的事以后再说。就在这天晚上，各省代表举行了临时大总统选举预备会，会上采用无记名投票方式选举临时大总统候选人3名。再然后，选举临时大总统，每省一票，用无记名投票法，共十七票，孙中山以十六票当选。
孙中山在上海得知当选为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当即复电：
南京各省代表诸公鉴：电悉。光复中华，皆我军民之力，文孑身归国，毫发无功。竟成选举，何以克当？惟念北方未靖，民国初基，宏济艰难，凡我国民皆具有责任。诸公不计功能，加文重大之服务，文敢不黾勉从国民之后，当刻日赴宁就职。先此敬复。
1912年1月1日，孙中山在各省都督府代表陪同下，由沪专车赴宁。“沿途军队及绅商人民来送者，人山人海，拥挤非常”。“沿途各站，共和万岁的呼声，闻于数里。”专车抵达南京下关，孙下车与各欢迎人握手为礼，然后转市内的宁省铁路，在两江总督署东箭道车站下车，又坐上一辆蓝色丝绸绣花马车，从东门进入两江总督署，也就是现在的总统府。晚上十点，临时大总统就职典礼在总统府大堂举行。礼炮21响后，由各省代表联合会推举的代表景耀月致词，随后，孙中山登上讲台，宣读誓词。
至此，中华民国临时政府正式成立。事实上，从光复那一天起，南京就成为一个权利场。革命党人纷纷涌向此地，投机者也如期而至。革命还未最后成功，武昌仍然告急，这里已俨然像个官场。同盟会会员吴玉章代表蜀军政府赶到南京，刚成立的临时政府像点样子的官衔，早就瓜分一空，部长位置没了，次长位置也没了，以至于老朋友只能抱歉，让他任选一个司局长干干。
由于在中国历史上的特殊地位，南京很轻易地就获得了对辛亥革命的领导权，具有金陵王气的六朝古都南京，在各种势力的综合作用下，顺理成章地成了中华民国临时政府所在地。武昌起义时，革命军的旗帜是十八星旗，仍然还带着“驱逐鞑虏，恢复中华”的汉族独立色彩，十八颗星象征着汉人省份。南京民国临时政府最后选定的国旗，是代表着汉满蒙回藏五族共和的五色旗，千万不要小看了五色旗，从武昌起义到南京光复，从汉人闹独立到五族和平共处，也不过就两个月功夫，辛亥革命迈进了一大步，此时的中华概念，事实上就是清政府原有的疆域，它不再仅仅是一场汉民族的革命，而是整个中国人的革命。
南京悄悄地改变了革命的性质，从结果来看，它仍然还有骨子里的软弱，正是这种软弱，导致了袁世凯最后获得了大总统一职。然而有时候，妥协并一定是坏事，让步也不是没有一点意义，妥协和让步可以达成了一种共识，可以选择一个最好结果，这就是取消帝制，反对民族分裂，停止南北对抗。从光复那一天开始，南京就担当起了领导和调和的任务，如果说辛亥革命时期的南京，有什么最重要贡献，就是一次次满足了当时各种势力的诉求，为未来寻找到一个平衡点，为大家找到一个都能接受的方案。
不管怎么说，辛亥革命时期的南京，有着中国历史从未有过的民主，有些混乱，有太多见不得人的勾心斗角，有让人不齿的权谋，但是说到底，还是浩然正气占据了上风。辛亥革命时期的民主，虽然只是初级阶段，虽然看上去是乱哄哄的，却几乎是中国近现代史上的绝唱，这以后很多年，以讨论的方式，以和平的方式，完全考虑到民意来决定国家领导人的方式，已完全被暴力革命所替代。
4 二次革命
1911年的辛亥革命，让南京这座古都，再次成了中华民国临时政府的首都。这个首善之都来得有些突然，说来就来，南京人感到很意外，感到不太习惯。在一开始，大家相信这很可能只是个临时政府，既然临时，能持续多少时间，真不太好说。江南佳丽地，金陵帝王州，南京人经常会听见虎踞龙蟠这句成语，听多了就似信非信，既当回事，也不当回事。事实上，按照孙中山先生的最初想法，中华民国理想的定都地点，并不是南京，而是武昌。为什么呢，因为武昌在中国的中心，孙中山的建国主张是“一都四京”，一都就是武汉，四京分别为西京重庆，东京江宁，南京广州，北京顺天。早在1902年，在与章太炎先生的一次谈活中，孙中山特别强调了一句：金陵犹不可宅。
就是说，孙中山认为南京不适合做一个国家的首都。他觉得，太平天国建都南京，偏安一隅难以制远，实为失策。武昌“扬灵于大江，东趋宝山，四日而极”，“北望襄樊以镇抚河雄，铁道既布，而行理及于长城，其斥侯至穷朔者，金陵之绌，武昌之赢也”。“斥侯”是侦察兵的古称，“朔”是北极，这句话翻译成现代汉话，就是比较控制北方的能力，武昌要比南京好得多。大清国以汉人为主的“十八行省”，大半在“九省通衢”的武汉周围，所以“武汉一呼，四方响应”。
孙中山还有过更远大的理想和抱负，所谓“谋本部则武昌，谋藩服则西安，谋大洲则伊犁”。可惜现实和理想，总会有冲突，革命党人不缺乏理想，有时更在乎现实。譬如大家一起开会，最后定都南京，说到底还是为了选人，选武昌意味着要选黎元洪，要在黎元洪的掌控之下，当时军情紧张，形势逼迫，选择南京可以救急。等到清帝退位，中国事实上已出现两个临时政府，一个南京的中华民国临时政府，还有一个就是袁世凯的北京看守政府，两个政府要合并，这是众望所归。
根据事先约定，当然是孙中山退出，因此南京的这个临时政府，本地老百姓心目中，实在太临时，像小孩子过家家一样，大家还没缓过气来，已经没了。临时政府成立只有一个多月，孙中山便匆匆宣布辞职。孙的退出有条件，这就是袁世凯必须到南京来当总统。当时南京临时政府的高官有三类，一是以黄兴为代表的革命党人，二是以张謇为代表的立宪派首领，三是以程德全为代表的起义旧官僚。这种安排有利于团结各方面力量，然而各部的次长，也就是常务副部长，除海军部次长外，都是留学日本或欧美，都是同盟会骨干。
这些次长在政府中起着重要作用，所以也有“次长内阁”之称。将袁世凯调出封建专制势力强大的老巢北京，让他在南京当总统，处在革命党人的监督和掌握之中，这是南京临时政府领袖们的如意算盘。不过袁世凯这样的老狐狸，当然不可能乖乖就范，老老实实听从革命党人使唤。平心而论，如果放弃党派利益，不考虑各自私心，北京显然更适合作为中国的首都。清帝退位，南京临时政府的议员曾投过一次票，结果大多数人赞成首都还应该是北京，赞成北京的二十票，赞成南京的只有八票。
就连老牌的革命党人章太炎和宋教仁，也认为北京更合适定都，新政府继续在北京定都，有利于政权过渡，有利于控制北洋军阀，有利于防止外敌染指满蒙。孙中山和黄兴很不高兴，觉得大家没有政治觉悟，不知道后果的严重性，必须重新投票。孙中山认为，如果投票定都北京，说明大家都站在袁世凯那边。黄兴更是直接发出威胁，扬言要“带宪兵进去”，把议员全抓起来。第二次投票的结果，十九票南京，八票北京，一票无效或弃权。直隶，奉天，云南，陕西，山西和江苏这六省议员，两次都坚持投了北京。江苏两个代表，一个叫袁希洛，一个叫陈陶遗，坚持选择北京，为什么不投南京一票，这很值得玩味。
当时的南京人到底是怎么想呢，不重要，毕竟在何处定都，也不是一般老百姓可以做主。反正孙中山最后虽然长眠于南京，他这一生中，真正在南京前后待了还不足一百天。1912年1月1日，来南京就任临时大总统，4月3日便解职离任回上海。4月8日，去武汉途中，匆匆路过南京，几乎没什么耽搁，出了下关车站，立刻登上停泊在江边的“联鲸”号军舰。这以后的10月21日，又到过一次南京，这次也只待了一整天。
对于当时的南京人来说，印象更深刻还是二次革命。南京临时政府解散，孙中山走了，黄兴留在这里裁兵，被任命为“南京留守”，统辖南洋各军。在辛亥革命浪潮中，南方武装力量迅速发展，光是南京地区就有十六个师，再加上一些杂牌武装，估计有二十多万人。如此庞大的军队，给财政经济造成巨大困难。而且这些军人大多来自无业游民，东游西走漫无纪律，争名夺利，如果不整顿，祸国殃民。偏偏南京留守没有财权，国库存银只有三万两，根本无法支撑。军队要发饷，要有生活费，被裁撤的要有遣送费。北京政府又不予拨款，黄兴函电交加，不断催促北京拨款，财政总长熊希龄置之不理。
1912年4月11日夜，第7师所部赣军发生兵变，黄兴不得不严厉镇压，处死二百多人。为裁军，黄兴这个南京留守精疲力尽，坐立不安，还是吃力不讨好，还是遭到北洋集团攻击，说南京留守的存在，妨碍了南北统一，“留守权力太大”，“存割据东南之心”。待人憨厚的黄兴办事认真，不计较个人得失，为了洁身明志，干脆一赌气，辞去留守一职。如此一来，革命党留在南京的军事指挥机关宣告结束，整编后侥幸保存的一部分民军，也被分散各地，革命党人本来不太强大的军事力量，遭到严重削弱。
因此1913年二次革命，南京人首先想到的不是谁对谁错，是怎么又打起来，日子又要不太平。辛亥革命，南京打得不亦乐乎，别的城市说光复就光复，唯独南京情况不太一样，颇费周折，好在当时打是打了，也还没怎么太玩命，进攻一方谈不上硬冲，防守一方谈不上死守。打打谈谈打打，革命便成功。二次革命开始，南京人希望也能这样，可以做出要打的样子，用不着太当真，能和平就和平，该谈判便谈判。
当时的宣战书，也就是“江苏独立通电”檄告，由章士钊起草，以江苏都督程德全的口吻发出：
近曰北军无端入赣，进逼德安，横挑浔军，迫之使战。又复陈师沪渎，威逼吾苏。溯自政府失政，狙害勋良；私借外款，暮夜签押。南方各督稍或抗之，意挚词温，有何不法？政府乃借辞谴责，罢斥随之。各督体恤时艰，不忍力抗,亦即相继谢职，静听后命矣。政府乃复于各军凝静之时，浮言甫息之会，耀兵江上，鞠旅海蜗。逼迁我居民，蹂躏我秩序，谣诼复兴，军纪大乱。政府倒行逆施至此，实远出意料外。吾苏力护中央,夙顾大局，今政府自作昏愦，激怒军心，致使吾苏形势岌岌莫保。德全对于政府，实不能负保安地方之责，兹准各师长之请，于本日宣布独立。即由兴受任江苏讨袁军总司令，安良除暴，本职所存；出师讨贼，惟力是视。
黄兴被任命为江苏讨袁军总司令，随即也发布讨袁通电。二次革命看起来轰轰烈烈，刚开始就底气不足。很快程德全反水，致电袁世凯，称此前江苏宣布独立“乃受胁迫所致，现冒死离宁赴沪，以召集苏属水陆军警议图恢复”。程是江苏都督，影响很大，军心立刻动摇，他还给黄兴发了通电：
诸君如必欲德全至宁，则应取消讨袁名义，投戈释甲，痛自引咎，以谢天下。如尚坚执成见，必以江苏之生命财产，为孤注之一掷，既违全国公意，即系江苏公敌。
通电在民国年间很时髦，老百姓常常搞不太明白为什么，只知道一会这样，一会又那样。二次革命给南京带来的惊慌，是即将来临的战乱，刚开始，光是看通电，好像还是要去打别人，誓师喊口号，很快敌人就打上门了。南京又一次陷入包围，守城的是革命军，袁世凯派来的部队，有他的嫡系冯国璋，还有当年被民军赶走的张勋。仗打得很激烈，守城的讨袁军英勇顽强，失败还是没办法避免。虎踞龙蟠再次被证实蒙人，张勋为报此前的兵败之耻，非常拼命地攻城，主攻方向就是天堡城，也就是城北的紫金山。
紫金山是南京城的阿喀琉斯之踵，第一次鸦片战争，英国人准备攻城，就知道只要打下这里，南京的问题立刻解决。事实上，南京城是个最不易防守的城市，城墙把自己围困了，攻城一方看住城门，城里的军队插翅难逃。双方你来我往，紫金山一旦拿下，南京城的末日也就来临。袁军进城后，按照三日不封刀的允诺，肆无忌惮地开始抢劫。根据当时报纸上记录，冯国璋的兵在下关抢，雷震春的兵在南门抢，张勋的兵在太平门抢。“下关纵火焚烧，全埠化为焦土”，所掠之物堆积如山，抢掠后的“赃物皆运至浦口，由火车直运至天津、北京或运至上海矣”。
说起来又是一段血泪史，南京人民顿时水深火热。“焚淫虏劫，十室九空”，据事后江苏省警察厅调查核定，南京兵燹，共使商民四万余户受损，价值高达一千六百万元。新来的民政长视察城市，商店开业者寥寥无几，鞋店里放在架上出售的不过三两双。省行政公署内，死人倚树军马倒地，到处血迹斑斑。
说起民国时期的南京历史，虽然只有三十多年，可以分成四段，前期是北洋政府时期，基本上冯国璋的直系军阀控制，袁世凯死后，冯被推举为副总统，但是他并不愿意去北京，继续在南京坐镇，把自己的督军府，改为副总统府。冯国璋去北京就任临时代理大总统，北上前，安排其心腹江西督军李纯接任。直到1927年国民革命军进入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南京的最高军事长官，无论是李纯，还是齐燮元，还是后来的孙传芳，都是直系军阀系统。
这一段时期，南京处于休养和恢复阶段，战乱给这个城市造成了严重毁坏，当政者不得不考虑如何解决这些问题。北洋政府时期的南京，“南京”的名称再次被撤销，首都的头衔转瞬即逝，继续使用前清的名称“江宁”。江苏都督府已从苏州迁往南京，南京仍然还是江苏省的政治中心，是省道县三级行政机关所在地。“道”是金陵道，金陵道设治于江宁，辖“江宁、句容、溧水、高淳、江浦、六合、丹徒、丹阳、溧阳、金坛、扬中共11县”。
看民国时描写南京的小说，常常读到“道台”这样的字眼，道台就是金陵道的最高长官。江宁县下面又分为七市九乡，这个“市”其实要比县还小，譬如江宁镇和秣陵镇，还有淳化镇，就叫市，而凤台和汤泉就叫乡。不管怎么称呼，叫江宁也好，叫金陵也好，南京仍然还是东南地区的政治中心，同时也是军事要镇，一举一动，对全国的政局仍然还有影响。
1925年3月，孙中山在北京逝世。这是很大的一件事，非常大的一件事，它的深远影响，当时人并没有意识到。孙中山临终，总理夫人宋庆龄，公子孙科，还有几位国民党大佬，聚在一起讨论归葬何处。汪精卫的提议北京景山，理由是民间传言，说孙是明朝崇祯皇帝的后身，然而昏睡中的孙中山突然醒了，明确表示要葬在紫金山上。
当时都不知道紫金山在哪，七嘴八舌，有说在广西，有说在广东，最后一个叫陈去病的国民党元老一锤定音，说在南京，就是南京东郊的钟山。明朝宋濂引《地理志》结论，说江南名山有四座，分别是衡山，庐山，茅山和蒋山，蒋山就是俗称的紫金山，因为避孙权祖父孙钟的讳，改名为蒋山。说老实话，与其他三座大山相比，紫金山小了一些。
中山陵的选址和圈地，还是很认真的，1925年4月，北京政府致电南京督办卢永祥和江苏省长韩国钧，令其妥为照料。宋庆龄和孙科来南京选址，首先出席了一场南京各界追悼孙中山大会，大会非常热闹，宣读了孙中山遗嘱，举行祭礼，由卢永祥主祭，韩国钧陪祭，各界名流登台演讲，当时还放映了有关孙中山活动的电影，以及讲话的录音唱片。从早到晚，到会致祭者，“有五万余人之多”。
在4月23日的晚上，葬事筹备委员会召开会议，确定紫金山中茅山坡为墓址所在地。到了第二年的3月，孙中山逝世一周年纪念日，在广州的国民政府，决定在南京紫金山举行孙中山先生陵墓奠基典礼。当时南京还在北洋政府控制之下，对南方的革命党人，自然心存戒备，孙中山乃辛亥革命功臣，当过临时大总统，进行国葬有法律依据，因此不能不敷衍，不得不派军警维持秩序。这期间，官方最担心老百姓会趁机闹事，因为全国上上下下，都存在着一种对北洋政府的不满情绪，只要有机会，肯定要大闹一番。
再过三个月，广州的国民政府就要北伐。出人意外，南京的孙中山先生陵墓奠基典礼，最激烈的冲突，不是南北对抗，是南方革命党人自己闹得不亦乐乎，很多真相南京人也弄不明白，就知道国民党的左派和右派吵了起来，吵得不可开交。共产党和国民党左派站在一起，街头到处都在集会，游行，散传单，震天动地的革命口号。
自从辛亥革命后，革命，成了年轻人心目中非常正面的一个符号。大家都觉得，这个世界必须革命，只有革命才能解决问题。都在向往暴力，事实上，“二次革命”不止是倒袁，它已成为一连串的革命运动。比二次革命更激烈的运动是大革命，对于北洋政府来说，南京已经是南方，可是对于南京人来说，广州那边才是真正的南方，广州那边才是真正的革命策源地，有些思想的南京青年，不喜欢南京的沉闷，就像在辛亥革命时赶往武汉一样，开始纷纷奔赴广州。
这一段岁月，中国现代史上被称为“大革命”时期。可是在南京，并不能感受到轰轰烈烈的大革命气氛。中山陵已经开始动工，南京却还是风花雪月，灯红酒绿。大革命的影响更像是场游戏，北洋军阀自己也在干仗，孙传芳统治着南京，与他的前任差不多，他把南京，把东南几省当作自己的禁脔。与另外一名直系大军阀吴佩孚一样，他根本不相信广州的那个国民政府，不相信那些天真幼稚的年轻人，能够掀起多大风浪。
5 黄金的十年
前面已说过，民国时期的南京历史，可以分成四段，也有人把它分为三段。从1912年到1927年，这是北洋政府时期，首都在北京。1927年到1937年，是南京国民政府时期。抗战八年，汪伪时期。抗战胜利至1949年，国民政府还都南京。在北京的叫民国政府，在南京的叫国民政府。其中最漫长的这段，就是北洋政府时期，十六年。除去抗战沦陷那八年，国民政府时期，前后相加只有十四年。南京人特别喜欢民国这副扑克，自己喜欢打，别人也喜欢为他们打。仿佛自孙中山当了临时大总统，南京就一直是首都，其实真正作为首善之都的日子，并不多，也就比太平天国的天京十年略长了一点，差不多相当于搞了一场轰轰烈烈的文化大革命。民国初期的南京，继承了这座城市固有传统，那就是能够不断凤凰涅槃，只要给一点相对安定，给一定生存空间，它就可以发展成长。太平天国的混乱，给南京带来致命伤害，然而它的恢复，在国内城市中，仍然可以说出类拔萃。
1900年的义和团运动，清朝政府向十一国宣战，当时的两江总督刘坤一，湖广总督张之洞，两广总督李鸿章和闽浙总督许应 ，四川总督奎俊，铁路大臣盛宣怀，山东巡抚袁世凯，竟然背叛朝廷，悄悄地与帝国主义列强议和，经买办官僚盛宣怀从中牵线策划，由上海道余联沅出面，与各国驻沪领事商定《东南保护约款》，与各参战国达成协议，史称东南互保。
南京城是东南互保的直接受益者，徐梵澄先生在《蓬屋说诗》记载张之洞：
有云：“臣罪侍东南，不敢奉诏。”南皮奋然掷烟枪而起曰：“这老寡妇要骇她一下！改：‘臣坐拥东南，死不奉诏！’”
张之洞是直隶南皮人，故称张南皮，老寡妇指的是慈禧，大臣私下对太后居然有此称呼，可见当时的皇权早已不怎么样，大清确实就要完蛋了。南京在晚清和民国初年的发展，应该说是相当不错，其根本原因，在于地方能够相对自治，能够相对独立。
进入二十世纪以后，南京越来越城市化，越来越现代化，这似乎是一个谁也阻挡不了的趋势。以南京郊区为例，农产品越来越开始考虑到好卖，什么好卖就种什么。原有的种植结构被改变，经济作物种植比例大大提高。原来主要种粮食，因为市场需要，开始改种其他经济作物，《南京经济史》上便有记录：
南京农民，除淳化镇及龙潭一带外，其余地方皆以各种旱谷及大豆为主要农产。自近年外商、中国纱厂联合会等委托金陵大学试验美棉，上海面粉公司委托东南大学试种小麦,两种试验场，皆在南京;一般农民见其获利优厚,竞起试种。现南京太平门外，大部分农田，皆改种美棉及小麦矣。
南京的六合县，原先种植烟草甚多，后来花生好卖了，大家改种花生。南京的溧水县曾流行过种植“蓝靛”，后来因为没销路，改种他物。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国际市场上颜料大贵，一时间，由于农商部的提倡，大家又都开始种植蓝靛。
南京还出现了开埠以来的第一家外资工厂，英商和记洋行，当时购地十二亩，租地三十一亩，修建了简易厂房，对蛋类和肉类进行加工，冷冻运销国外，获利甚丰。从原料进厂，经过加工制造，包装运输，和记洋行成为南京最大，也是最现代化的食品加工工厂。工人多达五千余人，除了少数技工，基本上是临时工和季节工。在1918年到1922年间，和记洋行生产最为旺盛，旺季每日产蛋约二百吨，宰猪三千头，宰牛四百头，在中国食品加工中绝对享有霸主地位。
这期间，不仅经济发展，意识形态的控制，也是越来越自由。以中山陵的选址和圈地为例，虽然还是北洋政府时期，当局对孙中山以及南方革命党人，一直感到头痛，明知道人家会借此生事，也不得不在面子上“妥为照料”。中山陵奠基典礼不久，广州国民政府便宣布北伐。在南京的孙传芳，嘴上高喊“保境安民”，决定“不加入战争”，“以重兵严防”。内心却想着坐收渔利，指望吴佩孚打败国民革命军，自己再出兵抄他们的后路，没想到吴大帅说完就完。
吴大帅不行，孙大帅也不行，国民革命军以少胜多，一路高歌猛进，很快打到南京，龙蟠虎踞的金陵又一次兵临城下。孙传芳邀集段祺瑞和吴佩孚的代表开会，谋求北洋各派系的大联合，共同抵御国民革命军。发于北洋的直皖代表互相攻讦，行同水火，孙传芳转而联合奉系军阀张作霖，张派张宗昌率直鲁联军主力五万人南下援助。孙传芳为表示感激，亲自北上天津迎接奉军南下。
这时候，南京老百姓又开始紧张起来，又想起了太平天国，想起了辛亥革命和二次革命。南京人最害怕战乱，又一直躲不开战乱，直鲁联军的先遣部队一踏入下关，就向前来迎接的江苏省财政厅长索要军饷五十万元，厅长吓得目瞪口呆。直鲁联军军纪很差，肆意扰乱民家，调戏妇女，预征漕粮，勒派特别捐，强行使用一文不值的军用券，用它购买商品还逼找现洋，害得商人不敢开市，百姓纷纷到官府告状。
结果仗还没开打，县知事已弃官他走，省长陈陶遗也宣布辞职。到了1927年的3月下旬，南京郊区的重镇，基本上已被国民革命军攻占。很快南京也落入革命党人之手，国民革命军开始进城。仗打得并不激烈，有人攻进来，有人逃出去。城破之后，抢劫照例又无法避免，胜利者三日不封刀。北伐革命军是胜利之师，不能像那些不革命的军人一样，然而仍然也会出事，出了事，把责任往溃败的直鲁联军身上推卸，推卸到本地的流氓地痞身上，后来又干脆全部推到了北伐军内部的共产党那里。
事实真相最后谁也说不清楚，兵荒马乱，向来都是坏人的发财机会。南京市民感到非常悲哀，非常无奈，眼看着自己的城市又一次易主，又一次被趁火打劫，富人被抢，妇女被奸，儿童被杀，房子被烧，这些曾经有过的历史镜头，再次不可避免地重演。战乱引起抢劫，不仅针对平民百姓，很快矛头指向居住在南京的外国人，外国侨民受到攻击，享受外交豁免权的洋人领事馆，一样遭受暴民洗劫。
中国人向来内战内行，外战外行，起哄时根本不在乎严重后果。都说老百姓怕官，当官的怕洋人，洋人怕老百姓。话是这么说，事实上当然不是这样，外国人的事情没那么简单，洋人可不好惹，你真敢袭击洋人，洋人就立刻跟你玩帝国主义。停泊在长江里的英美军舰，开始用远程大炮猛烈轰击，炮弹像暴雨一样洒落在南京城内，一时间火光冲天，鼓楼丹凤街高楼门一带，到处都是爆炸声，到处鬼哭狼嚎。
国民革命军的口号是“打倒列强，打倒列强，除军阀”，北伐军乃胜利之师，帝国主义列强敢这样对待，居然武装干涉中国革命，是可忍，孰不可忍。于是事态进一步扩大，双方都捋起袖子，帝国主义不怕，中国的北伐军也不怕。害怕的是各自老百姓，北伐革命军给南京的外国侨民造成了很大恐惧，后来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美国女作家赛珍珠，正在自家书房埋头创作小说，正沉浸在小说情节中，突如其来的混乱让她不得不赶快离开，成为一名狼狈不堪的洋难民。
这位自小在中国长大的美国人，深知老实巴交的中国人一旦犯起浑来，一旦成为义和团，立刻会变得非常可怕。不止一名外国人被抢劫，不止一名外国人被杀，帝国主义与中国结怨已久，不久前上海发生的五卅血账还没清算，仇恨早已淤积在那，暴力一旦漫延，事态就难以控制。历史真相往往会被掩埋，被遮蔽，被掩埋和遮蔽的真实原因，不止是因为后来歪曲，因为加工篡改，还因为当时就没认真弄清楚。
一条条耸人听闻的小道消息不胫而走，流言蜚语像色彩斑驳的蝴蝶一样空中乱飞，没人知道它们是怎么来的，来源不重要，真假也不重要。大家就是忍不住要议论。有人说英国领事被愤怒的北伐军士兵拉到市中心，用一把青龙刀斩首示众。有人说英国领事夫人被二十七名北伐军士兵轮奸至重伤，此外还有上百名西方外国妇女被强奸。中国人对帝国主义的刻骨仇恨，似乎在短短一瞬间，得到了最充分宣泄，当时中国人最恨的还是大英帝国。
对日本人的仇恨也在增加，据日本的媒体报道，此次事件中，日本重伤五人，被强奸者有三十五人。与英美表现出的强硬有所不同，日本帝国主义显得非常克制，他们的海军陆战队遵照政府训令，没有进行抗击，并且拒绝参与英美的行动。负责保卫领事馆的海军少尉荒木，感到未能完成护卫使命，竟然因为自责剖腹自杀。
北伐革命军以胜利之师的形象进入南京，南京人当时听到最多的口号，看到的最多标语，就是打倒列强除军阀。很快口号和标语有了变化，变成“反三民主义即反革命”，变成“实行清党运动”，变成“打倒投机分子”。对于当时的大多数南京人来说，三民主义并不陌生，然而什么叫清党，什么叫投机分子，还真有些弄不明白。1927年4月9日，北伐军总司令蒋介石神气活现地来到南京，就在第二天，一起携手进入这个城市的国共两党开始翻脸。
在南京人心目中，国民党和共产党，都是南方革命党，都是一家人。就在4月10日这天晚上，国民党省党部的常委侯绍裘，调查部长刘重民，妇女部长张应春，青年部长许金元，南京市总工会秘书主任文化震，南京市党部妇女部长陈君起，这些共产党人突然被抓了起来，然后呢，统统被处死，装进麻袋，扔入南京通济门九龙桥下的秦淮河中。南京这么干，上海也一样，4月12日大开杀戒，比南京的势头更猛，史称“四一二”惨案。
当时，不只是国民党人杀共产党人，国民党自己也闹得不可开交。转眼之间，武汉和南京又同时出现了两个“国民政府”，在民国时期，“民国政府”和“国民政府”，是两个完全不一样的概念。就和辛亥革命最后关头一样，国民党人为定都武汉还是南京，再次争了起来。在4月18日这一天，南京的国民党人在丁家桥举行了“国民政府”成立典礼，又在今天的秦淮区公园路公共体育场召开十万人庆祝大会，蒋介石等要人分别到场发表演说。
南京的国民政府就这么匆匆成立了，这个城市又一次成为了中华民国的首都，又一次改名江宁为南京。南京人对这个新首都再次将信将疑，毕竟当时还有一个武汉政府，还有一个更名正言顺的北京政府，都说自己是中央政府。各省地方政府被不同派系的军阀把持，根本不听这些中央的指挥，南京国民政府发表了《定都南京宣言》：
在此国民革命急速进展与民众热烈盼望国民革命完成之时期中，政府谨遵总理遗志，接受多数同志之主张，依据中央政治会议决议，于4月18日在南京开始办公。南京地位，在党务上、政治上、军事上、地理上，均较武汉重要，定都以后，本政府所负领导国民革命与建设民国之责任愈益重大。
从此，民国时期国民党政权的“黄金十年”，稀里糊涂就开始了。以个人建功立业来看，蒋介石成为当时最为风光的男人。1924年6月，黄埔军校在广州成立，蒋成为这所招生并不太多的军校校长。不到三年时间，他已经成为北伐军总司令，带着自己的学生，从广东一路打到南京。没人会想到这样的结局，也没人会想到，这还不是个人成就的终点，在打下南京的一年后，北伐军继续攻占了北京，张学良在东北通电易帜，南京国民政府成了真正意义的中央政府。
形势变化得很快，接下来，很多事情让南京不敢相信，让南京人想不明白。蒋介石动不动就通电下野，然后总是很快又复职，地位越来越稳定，位置越来越上升，而且呢，还迎娶了宋美龄，与孙中山先生成了连襟。尽管蒋介石与孙中山的遗孀宋庆龄，形同水火，有着完全不一样的社会理想，然而一般老百姓也弄不太清楚。人们有理由相信，是孙中山的在天之灵，庇护着国民党，庇护着南京城。国民政府定都南京以后，好像各人都在干各人的事情，蒋介石忙着继续北伐，得志的党国元老们在争权夺利，失意者便假装退隐出国当名士。当然，还有另一些干实事的同志，为新南京的城市建设大显身手。
南京城开始大拆大建，为了奉安大典，迎接先总理孙中山的灵榇，市政官员手上仿佛举着一把尚方宝剑，有了规划，画好红线，要拆哪就拆哪，想怎么就怎么。中山大道凭空而出，成为当时国内，甚至在国际上，也是一条能够叫得响的大马路。在南京的城市历史上，张之洞下令修筑的江宁马路，曾是一项造福于民的市政建设，与之相比，中山大道的开通，在一开始，却难逃劳民伤财的恶名。它几乎遭到城市居民一致反对，不止本土人士不赞成，当时在这居住的一些外国人，也提出了反对意见，譬如赛珍珠女士，她就对这种不顾市民疾苦的拆建，感到特别愤怒。
市政当局专门聘请了外国专家，在专家的技术指导下，国都设计技术专员办事处编撰的一部《首都计划》，这是民国时期中国最重要的一部城市规划。它明确提出了要将首都南京一地，不独成为全国城市之模范，还要与欧美名城相媲美。首都计划吸收了当时古今中外的先进设计理念，对抗日战争前南京城的各项建设，发挥了重要的指导作用。从此，成为民国新首都的南京，仿佛一个新诞生的巨婴，开始以一种惊人速度在发展。
“黄金十年”的说法，出自一个美国佬之口。在抗日战争中，魏德迈接替史迪威出任中国战区统帅部参谋长，作为驻华美军的最高指挥官，他在美国国会作演讲，曾发表过这样的感慨：
1927年至1937年之间，是许多在华很久的英美和各国侨民所公认的黄金十年。在这十年之中，交通进步了，经济稳定了，学校林立，教育推广，而其他方面，也多有进步的建制。
从1927年建都，到1937年日本人攻入南京，这个本来就有点富庶的东南重镇，在市政建设方面，确实获得了非同凡响的进步。南京在突然之间，变得漂亮了，变得繁华起来，它变得非常现代化，变得开始跟国际接轨。正是在这段历史时期，当时的南京人见证了现代都市发展的奇迹。
首先是人口增多，因为成为首都，这样和那样的衙门随着增加，到这个城市来做官的人多了。怀着各种目的打拼者，如过江之鲫，纷纷涌过来寻找机会。各个阶层的人都增加了，马路变宽了，死去的孙中山地位越来越高，他已经成了国父。奉安大典是这个城市最热闹，也是最有仪式感的一次运动。为了准备迎接灵榇，为了安葬先总理，安葬后一次又一次的祭奠，一个又一个纪念日，没完没了。
南京市民在见证城市发展奇迹的同时，也看到了国民政府的种种不易。不管怎么说，这个中央政府在一开始，仍然还是一个地处东南的小政府，它只是在逐步地好起来，在逐步地壮大。武汉国民政府取消了，北京北洋政府完蛋了，东北易帜了，南京成为公认的首都，公认的中央政府所在地，然而大家未必会真正听从中央指挥。
事实上，从定都南京的第一天开始，国民政府就陷入内外交困。先说外，国民革命军的口号是打倒列强，进入南京时引发的“南京事件”，以及继续北伐的途中，与日军发生激烈冲突的“济南事件”，让帝国主义心生疑虑，国民政府成立之初，列强并不太愿意与新生的南京中央政府合作。1931年发生的“九一八”事变，日本帝国主义则成为当时中国最危险的头号敌人。
再说内，“先安内，后攘外”，当时的基本国策。北伐干掉了老军阀，新军阀又同时诞生。在南京人印象中，国民政府没太平过，北伐胜利了，紧接着便是1929年的蒋桂两广之战，1930年的蒋冯阎中原大战，1932年的四川刘湘与刘文辉二刘之战，1933年蔡廷锴蒋光鼐发动的福建事变，1936年桂系联合陈济棠发动两广事变。当然，还有国民党的老对手共产党，从1930年底开始，先后进行五次大围剿。
这些马不停蹄的战乱，离南京都很遥远。南京以中央的名义在指挥作战，报纸上都是些报捷的好消息。事实当然不完全是政府宣传的那样，好在不可否认的现实就是，与南京的城市面貌在发生重大变化一样，国民政府也在风雨中一天天变得强大，蒋介石的独裁地位，也一天比一天更稳固。1927年，踌躇满志的蒋介石刚进入南京，他也就是一个最高军事将领，在国民党人地位中，还屈居后辈。到1937年，经过西安事变，蒋介石的领袖地位，似乎已不可动摇。
因此，说到南京的“黄金十年”，不得不强调两点。第一，这段时期，欧美经济大萧条，国际形势对发展中国家非常有利，急需要中国这个大市场。南京此时大搞城市基本建设，正好给了西方世界一个良好的投资机会，最好的材料，最好的技术，都可以在南京大出风头，大显身手。第二，外患和内乱也造成了一种新的凝聚力，抗日成为首要话题，九一八事变让中国失去了东北四省，紧接其后的淞沪一二八抗战，长城抗战，国难和救国成了最常见的标语口号。
南京市中心，也就是新街口广场，竖立着一个巨大的炸弹模型，它预示着战争或许根本无法避免。多难兴邦，严重的内外交困，既是南京政府不得不面对的两大难题，同时也是造成黄金十年的直接动因。譬如中央军对红军的围剿，每一次都没有成功，然而最终结果，是红军越来越困难，最后被迫转移和长征。红军在前面跑，中央军在后面追，这一跑一追，客观上扩大了南京中央政府的控制区域。前面已说过，国民政府定都南京，成为名义上的中央政府，各省地方军阀并不完全买账。红军长征的路过，让地方军阀陷于两难，要么剿共与红军血拼，要么让出道来，让中央军深入其境。
很多人都相信，1936年底的西安事变，最大获利者是陷于困境中的共产党，不知道事变的和平解决，也让蒋介石的个人威望，达到前所未有的高度。蒋的领袖地位因此被真正确认，到圣诞节那天，在张学良陪同下，蒋介石离开西安飞往洛阳，消息传出，举国狂欢，爆竹声彻夜不绝。第二天中午，飞机从洛阳飞抵明故宫机场，南京市民夹道欢迎，万人空巷。
自从1927年北伐革命军进入这个城市，如此热闹和激动人心的场面，还是第一次。抵达南京的第二天，不止是南京，全国各地纷纷举行蒋委员长脱险大会，庆贺国家躲过了一次劫难。
6 荓毒山川亦可怜
太平天国以后，南京人印象中的城市领导者，首推曾国藩。说老实话，大家并没什么太好印象，毕竟他杀人太多。对于这个城市的居民来说，“曾剃头”的恶名，永远也别想除掉。除此之外，便是“效管仲设女闾”，开放被禁止的妓院，繁荣红灯区，恢复秦淮的风花雪月。多少有些存心抹黑，曾国藩以一个胜利者姿态，给这座城市再次定位。潜台词很直白，南京有点堕落并不可怕，关键它不应该有太多野心。国民政府定都南京以后，经历了黄金十年，开始忘乎所以，忘记了历史教训。繁华总是美好，现代化进程让人很享受。新生活运动一度也曾轰轰烈烈，事实上，进入近现代，南京获得了不少发展机会。首先，几乎所有的晚清名宦能臣，都在南京做过父母官，当过两江总督，他们虽然未能见到辛亥革命，在城市现代化建设中，作为城市管理者，都有过很大功劳。中日甲午战争刚结束，张之洞便在南京修建了江宁马路，开始尝试把城市往现代化的路上领导。他还提议修建了吴淞至江宁的铁路，也就是后来的沪宁铁路，创办了铁路学堂，陆军学堂，水师学堂，当然也包括南京大学的前身，三江师范学堂。从一个城市的发展史来看，二十世纪的前半段，南京这座城市确实有过很好际遇。张之洞两任两江总督，写过一些与南京有关的诗，譬如他的《金陵杂咏》十八首，其中有一首让汪精卫感慨不已：
兵力无如刘宋强，励精图治是萧梁，
缘何不享百年祚，荓毒山川是建康。
抗日战争期间，山河破碎风飘絮，成了大汉奸的汪精卫，想到张之洞的诗，尤其“荓毒山川是建康”这一句，不禁要发问连声，大发感慨，高呼“其然，岂其然乎”，翻来覆去睡不着觉，于是也写了一首挺不错的旧体诗：
忧患滔滔到枕边，心光灯影照难眠。
梦回龙战玄黄地，坐晓鸡鸣风雨天。
不尽波澜思往事，如含瓦石愧前贤。
郊原仍作青春色，耽毒山川亦可怜。
据说汪的这首诗，曾流传到当时的大后方重庆，很多人都看到，郭沫若还亲自作了考证，弄不明白“如含瓦石”是什么意思。以郭老先生的学问，应该不会不知道，关键还是在字面背后。
古人习俗，在死人口内要塞进珍珠宝石，既显吉祥富贵，又能防腐拒臭。这是一种待遇，也是荣誉，如果生前不忠不孝，不图上进不够富贵，死后口中就没有珍宝，只能含一块最普通的瓦石，于是照例没脸面去见先人和祖宗。汪精卫显然对“如含瓦石”的形象情有独钟，在《题高剑父画镇海楼图》的诗中，他也写到这四个字：
怀抱久如含瓦石，风尘原不腳山川。
中国文化博大精深，对一件很简单的事，可以做出不同解读。譬如口含瓦石本义是励志，希望自己要有所作为，不要愧对祖宗。但是古人也可以用它来讥讽，嘲笑那些兢兢业业的迂腐之人，风流潇洒的文化人并不喜欢死板，不喜欢僵化，譬如六朝时的阮孚，就嘲笑“勤于吏事，以匡风正俗为己任”的卞壸，说“卿常无闲泰，如含瓦石，不亦劳乎”。换句现代的大白话，就是你总是这样一本正经，成天这样装，他妈的累不累呀。
正版国民政府已经迁到重庆去了，南京存在的只是伪国民政府。这时候的汪精卫，完全脱去了年轻时革命者光环，早就风光不再。然而他还是在装，在演戏，在南京市中心，还挂着汪精卫的巨幅头像，“领袖”一词还被某些人常常挂在嘴上。具有抗日意味的炸弹模型，已不复存在，取而代之的一个玩意，有点不伦不类，竖立在广场中央，又像纪念塔，又像广告牌，最上端是汪的标准像，自上而下写着一串大字：
汪主席是带领我们和平建国的领袖
“和平建国”是汪伪政权的遮羞布，此时的南京人，生活在日本军人铁蹄之下，充分领教了小日本的厉害。大家都当了亡国奴，心里其实都明白，都知道这年头跟日方合作，就是落水，就是汉奸，汪精卫汪主席，无论他怎么装，无论他话说得如何漂亮，都已经是最大的汉奸，注定要愧对祖宗，注定要在历史上留下骂名。
一眨眼，南京美丽短暂的黄金十年，灰飞烟灭。没人会想到真有这样的严重后果，没人想到真会做亡国奴。对于南京人来说，抗日战争应该是从1937年的8月13日开始计算，那时候，正是天气最热之际，到夜晚，酷热难熬，许多人不得不跑出室外，到露天去乘凉，在露天睡觉。就在这一天夜里，中国军队在上海与日本人干了起来。此前不久，中日双方已在卢沟桥开战。卢沟桥太远，地处遥远的北方，南京市民并没感到什么危险，并没有任何切肤之痛。淞沪之战不一样，毕竟上海太近了，很快，十六架日本重型轰炸机，开始光临南京。
还是很快，只隔了一天，日机又出动七十架次的飞机，大规模空袭南京。此后便是源源不断，根据不完全统计，在12月10日城陷前夕，南京城遭受敌机袭击，将近一千架次。如果说日本人飞机初次光临前，南京老百姓对战争伤害认识还不足的话，接下来这段日子，这座古老城市开始吃尽苦头。南京城对苦难的历史记忆并不陌生，以往伤痛还没完全消化，这一次源于日本军队的严重蹂躏，更加刻骨铭心。
日本人的战车攻入南京中华门城堡之前，这座城市几乎有六年时间，都在积极准备对日作战。六年前，发生了震惊中外的“九一八”事件，虽然事发东北，因为南京是首都，要求政府出兵收复失地的呼声，从此再也没停止过。南京有中央大学和金陵大学，愤怒的学生率先发表通电，要求政府领导抗日。被日军侵略的南京东北籍学生一千多人，情绪激昂地到国民党中央党部请愿。各界群众抗日情绪高涨，在公共体育场举行了十万人的反日救国大会，庄重肃穆的主席台前，悬挂着“国家兴亡，匹夫有责”的大字横幅，两旁则悬垂一副醒目对联：
亡国无日，同胞快醒
杀身成仁，今兹其时
一时间，请愿抗日和示威游行，在南京成为了常态。1932年的一二八淞沪抗战，1933年的长城抗战，都在国民政府的首都掀起过一波又一波抗日高潮。救国存亡，枪口对外，抵制日货，是当时南京最常见的口号，也是最流行的标语。1937年8月9日，剧作家田汉以“七七事变”为背景的四幕话剧《卢沟桥》，在南京公演，由著名导演洪深担任导演，连演四天，场场爆满。
中日全面爆发战争前夕，与大多数中国老百姓一样，南京人相信，若是真打起来，只要中国人都团结一致，小日本根本就不会是我们的对手。我们人多，我们势众，我们因此必胜。中日双方的老百姓，都觉得有必要大打一仗，从1928年的济南事变开始，双方政府事实上都在有意无意地放大对立情绪，都在宣传上极力渲染己方无辜和对方野蛮，都在“用事实宣告全世界”。在日本国内，民众被别有用心地煽动了，反华的舆论浪潮，一浪高过一浪。
面对日本的反华宣传，面对日本人的颠倒黑白，国民党上海党部也成立了一个专事针对日本的国际宣传部门，用今天的话说，双方都在用心炒作，都想让国际舆论站在自己一边。官方利用民意，民意又绑架官方，战争机器已悄然启动，主和的观点始终被鄙视，被唾弃。无论日本还是中国，主流民意都是要对抗，要教训对方，都希望真枪真刀地打一仗。中方虽然一直处于守势，不断退让，最重要原因不是不想打，而是政府知道自己的国力太弱，内乱不止，知道自己很可能暂时还打不过对方。
1937年12月13日，南京城被日军占领，很多人太多人被杀，史称“南京大屠杀”。南京保卫战刚开始，南京城就沦陷了。当时的南京人并不清楚，究竟有多少人，成了日本人刺刀下的孤魂野鬼。到处都是恐怖景象，很多太多的男人横尸街头，数不清的女性被凌辱，老人和儿童也不得幸免。到了1938年的元旦，就在今天的鼓楼公园，在鼓楼城楼上，在日本人操纵下，一个号称要维护城市治安的自治委员会宣告成立，一位南京的本土名士被推选为主席。
这个人就是陶保晋，他有名声，他也有钱，当时是一位很成功的南京名人。说起来，陶保晋的先人，可以追溯到晋朝的高士陶渊明。他毕业于上海格致书院，世纪初留学日本，有一个日本法政大学的文凭。介绍资料上说，精通日语，学成归国，真实的情况是不是精通和学成，应该打上一个问号。陶保晋在日本待的时间并不长，只是“法政大学清国留学生法政速成科”的学历，和后来某些官员博士文凭类似，日语是不是真过关，很难说。据说当时教师用日语授课，旁边还有汉语同声口译，他和当时绝大多数留日中国人一样，非常可能是仅会简单的日语对话。
回国以后，陶保晋长期从业律师并兼任江宁律师公会会长，不是后来的江宁县和江宁区，而是南京律师公会，因为在北洋政府时期，南京被称作江宁。他还是金陵政法学校的校长，江苏咨议局议员，江苏银行检查员，南京总商会法律顾问，这些头衔足以证明身份非同一般。无论北洋政府，还是国民政府，陶保晋都是吃香喝辣，都应该算是个人物。当然，他的成功首先还是与经商有关，陶保晋是南京著名的汤山温泉开发者，因为这个项目开发，获利甚丰，得到了非常好的商业回报。
中日关系恶化，始于1894年的甲午，真正变得不可调和，无法收拾，是1919年的五四运动。这一年，留在后人记忆中的重点，是新文化，是科学和民主两句口号，也就是所谓的德先生和赛先生。事实真相当然不是这样，当时最让中国人上火的，是巴黎和会，是“誓死力争，还我青岛”的标语。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德国被打败了，中国属于战胜国，理直气壮地可以收回被德国人占领的青岛主权。然而经历的却是外交失败，青岛竟然成了日本人的囊中之物。北洋政府的首都北京于是闹得最厉害，示威游行，火烧赵家楼，各地民众都跟着闹，南京人也不例外，也示威，也游行，呼吁“抵制日货”。
当时日本的牛奶糖，日本的玩具和文具，充斥市场，南京的学生身体力行，各校宣传抵制日货。有女学生五人，一身缟素，同乘一辆黑色汽车游行，车身围着白布，竖两面白旗，上书“为国志哀”字样。街头到处可见学生头戴自制的白布帽，气氛犹如国殇。市民拒穿日本的洋布洋袜，不用日产的牙刷牙粉肥皂。理发店拒绝使用日本剪刀，学生去剃头理发，一律用中国旧式剃刀剃光头，以示拒绝日货的决心。
在当时的南京，日本正金和汇业银行的钞票，商家俱不收用。下关日本长江轮船公司的轮船，无客可乘，无货可载，空泊在江上。日本人商店，生意萧条，冷冷清清。日本人开的医院，无人光顾。下关各扛驳转运公司拒绝装运日货，黄包车夫拒拉日本人。在三山街，有个日本人带了不少行李，想雇人力车以代步，谁知连呼数人，均遭拒绝。
抗战前夕，美国学者多雷西·欧查德和他的研究团队，通过对中国底层调查，注意到“中国使用‘抵制’这一经济武器，是现代经济史最有启示的篇章”。经济抵制有时候确实也管用，可以成为很好的幕后推手。五四运动并没能够收复青岛，中国没有在“凡尔赛和约”上签字，山东问题一直悬而未决。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山东从日本人手里收回，汉口和九江的租界，以及威海卫从英国人手中收回。中国宣布关税自治得到各国支持，列强纷纷开始从中国撤军，并计划完全废除治外法权。
当然，所有这些成绩，除了有效的“抵制”，与中国自身的经济发展，应该还是有着重要关系。上世纪二十年代末，世界经济陷入了大萧条，中国经济却一枝独秀，处于上升势头之中。虽然内乱不止，南京在城市现代化的进程中，显然一片光明。陶保晋与同样是南京名人的史量才，就是在五四运动那一年，创建了“南汤山兴业公司”，开山修路，凿泉建屋，用最新式的园林建筑，开发汤山温泉，修建了“陶庐”。
史量才是《申报》的老板，著名的报业大亨，有他的支持，“陶庐”温泉的声名鹊起。这是一笔十分有眼光的投资，陶保晋获得非常丰厚的回报。汤山温泉“如汤沸然，与日之箱根温泉相埒”，箱根是日本的温泉之乡，最负有盛名的疗养胜地，陶保晋的陶庐，就是想打造一处中国的箱根温泉，很快，这个梦想实现了，据《南汤山志》记载：
民十六年党国奠都金陵，中央当局沐浴於此，蔚为名胜，媲美华清。
蒋委员长和他的新婚妻子，以及党国要员和新贵，纷纷在汤山休闲沐浴。“陶庐”曾是国民政府接待外宾的名胜之一，日本总领事就曾被安排在此度假。这里成了首都南京的度假胜地，民国初年还是一片萧条，经过南汤山兴业公司开发，各式各样的建筑，雨后春笋般出现，首都电厂汤山办事处，汤山邮政局和电报局，卫生事务所，农业实验室，汤山小学，江宁县第六区警察局，江宁县第六区汤山镇公所，纷纷落地生根，处处呈现繁荣景象。
达官贵人的别墅和公馆也建起来，有钱人热心出资捐款，助修公用的“汤泉馆”，与民同乐，《南汤山志》便明确写着：
蒋委员长独捐五千元，宋部长允捐四千元。
这本是一个实业救国的好例子，抗战前，中国经济增长迅速，尤其东南沿海一带。南京因为是首都，可以说更得风气之先。陶保晋也因此功成名就，更有钱，更有名声和地位。他开始沽名钓誉，大做慈善，担任“世界红卍字会”南京分会会长。这是一个很纯粹的世界性团体，不涉党派，不谈政治，没有什么慈善范围以外的企图，专以救济灾患和促进世界和平为宗旨。
然而，然而日本人来了，气势汹汹杀进了南京城。这时候，陶保晋六十出头。在今天的人眼里，六十多岁不算什么，可在当时，心态上完全是个老人。他没追随国民政府西迁，去做义民，而是选择留在南京城里，当难民。1937年12月8日，南京红卍字会与外国人士商议，在难民区设立办事处，又在五台山广济寺和鼓楼金陵大学设立粥厂，救济难民，“每日就食者不下三万人之巨”。
红卍字会宗旨是布道扬善，赈灾济贫，遇到战乱，安置和掩埋尸体是职责所在。日军大屠杀期间，无数遇难者横尸街头，南京处在瘟疫蔓延的危机之中。由陶保晋担任会长的南京红卍字会，不得不挺身而出，共收尸43121人。在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里，仍然还保存着这批珍贵的《红卍档案》，准确地记录了当时情境。
大好人大善人陶保晋，很可惜地成了南京自治会主席，这多少有些让南京人扼腕叹息。卿本佳人，奈何作贼，不管怎么辩解，这都是他一生中最糟糕的日子，是他辉煌一生的终结。合作为了救人，抵抗为了赎己，身处旋涡之中，想不问政治绝不可能。陶保晋的悲剧，他的人生污点，或许就该从1938年的元旦开始算起，从登上鼓楼城楼那一刻开始，注定要被钉在历史的耻辱架上。
说起来，与汪精卫主动当汉奸不一样，他这个自治会会长，很有一点被迫。据说本来另有人选，可是开会的时候，日本人自作主张，突然宣布陶保晋是会长。黄泥巴落在裤裆里，不是屎，也是屎。抗战胜利，南京人民兴高采烈，惩治汉奸，汪精卫已病死，只能掘坟抛尸来解恨。陶保晋以汉奸罪，被判处有期徒刑。按照首都高等法院规定，不服判决可以上诉，同罪获刑的周作人，便是通过上诉减刑四年。
陶保晋没有上诉，他认罪伏法，十分平静地接受了判决。
陶保晋共同通谋敌国，图谋反抗本国，处有期徒刑二年，褫夺公权三年，全部财产除酌留家属必需生活费外没收。
《红卍档案》在国际法庭上，成为震惊中外的日本军国主义侵略暴行铁证。日军刚占领南京期间，没有一个南京人处于安全之中，《丁丑南京屠城记》的作者祝晴川，一位曾经留学日本军校的国军少校，伪装成平民躲在金陵大学附近的陶谷新村，因为精通日语，经陶保晋劝说，出来担任红卍字会交际处副处长，他回忆陶保晋当时曾对他说过的话：
日军自进城以来杀戮、纵火、掠夺、奸淫，连日不止！住在我火瓦巷南京市红碯字会的家属及逃到那里的难民数百口，老少妇女无不被其奸污，有羞愧自杀者多人。
国破山河在，城春草木深，覆巢之下，安有完卵。连红卍字会的家属，也同样惨遭日军的强暴，南京这个苦难深重的城市，当时所遭受的蹂躏，所蒙受的屈辱，可想而知。
7 国民代表大会
1945年8月，抗战胜利了，日本人打败了，南京人刚得知这个消息的时候，肯定高兴，然而多少还有些发懵。事情显然是真，听上去却让人难以置信。过去许多年，南京老百姓一直蒙在鼓里，指望汪伪的宣传部，哪会有什么真话可讲。全世界都在打仗，只有南京民众会产生一种错觉，以为自己处在相对和平之中。亡国奴就是亡国奴，在汪伪政权统治下，南京人谈不上醉生梦死，忍辱偷生已成常态。因此，汪伪政权成立，南京老百姓也曾跟着胡乱欢呼。日本人偷袭珍珠港，南京当局站在轴心国一方，煞有介事地向英美宣战。日军在东南亚大获全胜，占领了上海的英美租界，连同自己的日租界一起打包，美其名曰还给中国，南京人游行庆祝，好像真的已享受到了“大东亚共荣”。南京人用法币，比国统区的法币更值钱。南京还举办过健康儿童比赛，这个比赛在抗战前也有过，它很好地粉饰着和平。毫无疑问，这些往事都将成为南京人的耻辱记忆。1937年12月，日军占领南京的第十天，开始进行人口登记。登记工作进展缓慢，到第二年2月，才得到一个172502人的数目，到3月底，便增为235056人。随着逃难民众回归，南京人口不断增加。为强化治安管理，在日本人督促下，伪南京市政公署进行了人口总复查，分段分组挨户详查。“尽一日办理完竣”，也就是说，这一天，市署各处司厅，各附属机关及各中小学，除警察厅酌留半数值勤，各小学低年级学生休假一日，其余一律出动，各该地段管辖区公所及警察局队，按原有户口调查统计表，挨户复查。
复查结果，市区总计73665户，总人口为294755人，这些数字相当精确。当年12月，市区和乡区总户数为117679户，总人口为473411人。1939年3月，南京特别市政府开始办理市民证，六岁以下无须领证，十二岁以下无须粘贴照片，居住本市的任何人均须照章领证。市民证上加盖印章，照片骑缝处盖上硬印，“以免混冒”。1940年12月6日，特别市政府又一次进行城区人口总复查，数目是全市615927人。
既然忍辱偷生，大家只能凑乎着活下去。平心而论，沦陷期间的南京，无法与此前的黄金十年相比，城市管理方面仍然有变化。与市民日常生活密切相关的菜市场，有许多就是在这期间建成，譬如新街口菜场和科巷菜场，这两个大菜场运营了很多年，像科巷菜场不仅仍然存在，还被列为“南京老字号”。又譬如在交通方面，沦陷前，南京大约有三百辆客运马车。沦陷后，一度骤降到十几辆，运营线路仅局限于三山街至新街口。随着秩序恢复和人口增加，加上汽油严重缺乏，汽车运营成本猛增，马车逐渐又成为当时的主要交通工具。1945年日本投降前夕，南京的客运马车数量，高达九百辆左右。
在这里，不妨引用我的长篇小说《很久以来》中一段文字：
1945年8月，日本人投降了，对于南京人来说，这消息来得有些突然。正是放暑假期间，到再开学时，春兰和欣慰就要升入高中。天气非常热，当时最离奇的景观便是街头站岗的警察，或许是怕引起骚乱，主要街头都有三种警察在那守候。一是汪伪政府的交通警察，穿着黄色制服。一是日本人的宪兵，穿着呢布制服。一是来自重庆方面的宪兵，穿着绿色制服。宪兵又叫军事警察，一般老百姓心目中，只把汪伪负责治安的警察当作警察，其他的那些什么宪兵，名义上叫军事警察，一个个全副武装，与实际的军人也没什么区别。
春兰和欣慰是小说中两位女学生，通过她们的目光，可以看见南京街头最真实，也最离奇的一个画面。1945年8月16日上午，汪伪政府的《中央日报》出版了最后一期，居然很不要脸地还发一篇社论，标题是“大家各守岗位!”。用一个很大的感叹号，称日本天皇发表终战诏书，乃“英明果断之举”，警告民众“渴望已久的和平事实，一旦到来，欢忭鼓舞之状，必然会因感情的奔放，而呈现若干疯狂”，所以，南京市民要冷静，千万不能“只重感情，不要理智”。
胜利来得太突然，让人感到意外，南京人开始尽情发泄对日本人的仇恨。日军占领南京期间，城内的黄金地段，划为日本侨民生活居住区和营业区，也就是所谓的“日人街”。“此区域北起国府路，南到白下路，西起中正路，东达铁道沿线路”，当时最繁华的太平路，中山东路都包含在内。南京居民逃难留下的住宅和商店，被日本侨民轻易获得。到1938年3月，在南京的日侨，包括日本殖民统治下的朝鲜人和台湾人，已达到439人，他们“最初以军内小商店为主，逐步增加了饮食店、钟表店、理发店、杂货店、旅馆”，抗战胜利，这些店铺遭遇了南京居民袭击，似乎也不难想象。
大大小小的汉奸得到审判，血债累累的日本战犯被公审，被公开枪决。积弱多年的中华民国，突然神气十足就成了“四大强国”，国民政府十分风光地准备还都。1946年5月1日，蒋介石离开重庆，途经西安，飞抵南京。5月5日，举行了隆重的还都大典。蒋委员长风头出尽，虽然早在半年前，1945年的12月中旬，他曾经飞抵过南京，受到市民的热烈欢迎，然而这一次的仪式感，显得更加正式，更加隆重。
迁都重庆的党国大员，像候鸟一样返回，或许在重庆待久，很多人习惯了吃辣，一时间，南京的川菜馆子开始时髦起来，遗民泪尽胡尘里，南望王师又一年，王师终于又回来了，南京人怎么能不“欢忭鼓舞”，怎么能不“因感情的奔放，而呈现若干疯狂”。新街口大马路上，鞭炮纸屑足有半尺厚。商店玻璃上写着大大的V字。灯光管制解除了，南京城在一夜之间亮起来，老百姓家拿下罩了多年的灯罩，街上霓虹灯扯去蒙了多年的黑布，一位市民回忆当时情景：
日本军人个个低着头，手捧同伴的骨灰盒，列队向下关集中营走去。一路上，中国民众向他们吐口水，投石块，下关的百姓甚至还气愤地拳打脚踢这些曾经欺压中国人的仇敌，还有人命令日本鬼子向中国人下跪，鬼子们只得照办。那些日本商人也在撤退中，他们雇了黄包车托运货物行李,老百姓看见了，齐声高喊：“滚下来，自己拉!”这些日本商人不管是男还是女，都只好下车自己拉车。黄包车夫们咧开嘴笑着跟在车后。那个场面真叫痛快呀!
然而失望渐渐随之而来，伴随着受降，肃奸，接收，每一项工作看上去顺理成章，都喜气洋洋，南京人作为首都人民，很快发现，情况并不像想象得那么乐观。抗战胜利不过一个月，《大公报》针对当时接收工作中的混乱与腐败，发表 《莫失尽人心》的社评，指出国府仅仅“二十几天时间，几乎把京沪一带的人心丢光了”。当时负责经济接收工作的官员，当面向蒋委员长进言，说再像这样胡闹下去，虽已收复国土，必将丧失人心。
如果说接收中的某些腐败行为，只是触动了有钱阶级利益，接下来名目繁多的甄别，大大伤害了南京人自尊心。按照过激人士的说法，在沦陷区活下来的男人，都有当汉奸可能，都不能排除与日本人为伍嫌疑。担任过伪职的要重新登记，要经过甄别和核查才能再次上岗，对很多人来说，这是一种人格污辱。日本人统治，大家都恨日本人，现在日本人打败了，仍然还要受他们牵连。
中小学生年龄还小，用不着甄别，大学生就有些麻烦。首先，原来在四牌楼的中央大学，被日本人占据成了医院，伪中央大学一直是在鼓楼的金陵大学上课。现在正牌的中央大学和金陵大学复员回来，伪中大必须赶快给人家挪地方。其次是学历认定，日本人在，这些青年学子是亡国奴，日本人不在了，立刻成了“伪大学生”，不但要解散，学生也要编进临时大学补习班，进行甄别和清算。
在民国历史上，大学生向来不好惹，年轻人火气旺，即便被称之伪大学生，一样敢骂娘，敢上大街游行。“科学无伪”，“学问无伪”，只要有真学问，真本事，凭什么不承认学籍。闹到最后，干脆连临时大学也撤销，不听话的学生被取消学籍，听话的学生才给出路，以伪中央大学学生为例，有的直接进入中央大学，有的转学去上海交通大学，有的去安徽大学，还有的被分配去了浙江金华英士大学农学院。
一波末了，一波又起，国民政府还都南京，街头的抗议浪潮，从来也没真正平息过。南京成了大家的上访之地，被整编的退伍军官，苏北的难民，从全国各地赶过来的各种社会团体，动不动便把政府机关给包围了。自五四以来，有一个躲不开的词，就是学生运动。考察民国历史，总是和这样那样的学运千丝万缕地联系在一起，年轻人动不动上大街。接下来，最流行的口号是反内战，反饥饿。前一句表明不想再打仗，要和平，后一句是要过正常日子，要有饭吃。
当时南京报业十分发达，除了党报 《中央日报》，大报小报如雨后春笋。报纸多了，媒体发达，各种各样声音就拦不住。国民党宣传部推行 “党化”新闻政策，“对于重大事件的新闻言论处理方法与尺度，均作出具体规定”，希望能把中国人的思想统一起来。实际效果当然非常不好，大家越来越不相信报纸上的官方报道，小道消息反而更加深入人心。
刚刚打败日本人，国民政府还都南京不过一个多月，全面内战已迫在眉睫。为制止国共开战，上海各界组织了和平请愿代表团，赶往南京请愿，祈求和平。代表团成员都属于当时的社会名流，前教育部长北京大学教授马叙伦，迁川工厂联合会总经理胡厥文，大明公司总经理阎宝航，东吴大学教授雷洁琼，可是代表团刚到南京下关火车站，就出了意外，台湾出版的 《中华民国史日志》，1946年6月23日记载：
丙、上海举行“反内战”游行，与散发“反乱”传单之学生冲突。
丁、上海各界争取和平代表马叙伦等到下关与苏北难民代表冲突，遭受殴打，大公报记者亦受伤。
戊、无锡两报馆被军人捣毁，京沪卫戍司令汤恩伯允赔偿。
发生在南京的这个“下关事件”，让国民党当局大丢颜面。大家都相信政府在背地里，做了很不光彩的事，老百姓希望和平，希望不要发生内战，民心所向，可惜内战还是避免不了。接下来，很短的时间内，南京接连召开了两次国民代表大会。
1946年11月，“制宪国大”在国府路的国民大会堂召开，目的是制定《中华民国宪法》。原计划有二千零五十名代表，各党派经过分配，计国民党二百二十名，共产党一百九十名，民盟一百二十名，中国青年党一百名，社会贤达七十名。最后又是说话都不算话，各不相让，当家的国民党拼命往名单里面塞私货，共产党抗议退出，民盟拒绝参加，大会最后算是咬着牙召开，开了也跟没开差不多。
1948年3月，又一次召开国民代表大会，目的为施行宪法，选举总统，实行总统制，因此又称“行宪国大”。这时候，国共已打得不可开交，南京的国民代表大会，无论它有多热闹，多隆重，还是成了一个巨大的肥皂泡，成了民国时期南京作为首都的最虚假繁荣。当时中国到处硝烟，国共两党大决战，楚河汉界你死我活。这是天下之争，战场上谁赢，谁就可以得到天下。人心向背会决定胜负，谁获得民众支持，谁就更可能站在胜利一方。
当然，话还可以两头说，谁得到了天下，老百姓必定支持谁，成者为王败者为寇，对于南京人来说，几乎是千古不变的真理。国民代表大会期间，南京人心情根本不受战争影响。国府路附近，也就是后来的长江路周围，黑压压停满了权贵的小轿车。南京街头花团锦簇，美女如云，一派和平气象，是地方就扎上一个大大的牌楼。到处都是大标语，到处都是记者，身穿美式军服的青年军官，开着美国佬的吉普，搂着漂亮的南京姑娘，大街上奔驰而过。
大家感兴趣的只是各种八卦，都知道蒋委员长注定会当选总统，有悬念的只是谁会来当那个副总统。在一开始，蒋介石似乎也不想当总统，他曾提议由胡适来担当。这个想法立刻遭到国民党人强烈反对，理由是我们辛辛苦苦打下来的江山，为什么要让一个毫无功劳的书生来坐享其成。据说胡适也曾给中共领袖写过信，希望毛泽东能够坐下来，与蒋介石谈判协商，认为中共也可以仿效英国大选将邱吉尔选掉的例子，通过和平手段，借助民众选票，达到权力之顶峰。类似观点，胡适当然没少在老蒋面前唠叨。当时形势下，胡适的书生之见显然不合时宜，对国民党和共产党，无异于痴人说梦，与虎谋皮。
1948年4月1日，在南京召开的“行宪国大”上，面对国大代表，面对中外记者，胡适作了一个很长的发言，谈到了国民党一党专政，说国民党创立者孙中山本是个爱自由讲容忍的政治家，他在革命事业最困难时期，感觉到一个“有组织、有力量的革命党”的需要，所以他改组国民党，于是就有了国民革命的成功，就有了国民党的 “一党专政”。书生气十足的胡适，很具体地分析国民党一党专政的本质，指出：
未取政权之时，他们不恤用任何方法取得政权；既得政权之后，他们不恤用任何方法巩固政权，霸住政权。
胡适语重心长地告诫国民党人，说“中山先生究竟是爱自由讲容忍的人，所以在他的政治理想系统里，一党专政不是最后的境界，只是过渡到宪政的暂时训政阶段”，因此“近年国民党准备结束训政，进行宪政，这个转变可以说是应付现实局势的需要，也可以说是孙中山先生的政治纲领的必然趋势”。发表这次演讲的日子，正好西方愚人节，胡适明知道自己说这番话，这一番最基本的道理，未必会有作用，或者说肯定没有作用，国民党当局绝对不可能听进去，但是，但是他还是忍不住要在大会上说，没有用也要说。
就在两天前，胡适在日记中写道，“蒋公意欲宣布他自己不竞选总统，而提我为总统候选人，他自己愿意做行政院长”。虽然有点令人难以置信，胡适还是觉得“这是一个很聪明、很伟大的见解，可以一新国内外的耳目”，他甚至相信“蒋公是很诚恳的”，自己则“实无此勇气”接受。一天以后，经过反复衡量，胡适决定接受竞选总统这个建议，他向前来寻求答复的外交部长王世杰表示：
晚上八点一刻，雪艇来讨回信，我接受了。此是一个很伟大的意思，只可惜我没有多大自信力。故我说：第一，请他考虑更适当的人选。第二，如有困难，如有阻力，请他立即取消。
王世杰字雪艇，这里的“他”就是蒋委员长，也就是说，在4月1日国民代表大会的长篇发言时，胡适对竞选总统一职，还是有自己的想法。觉得既然蒋介石愿意让他当总统，死马当作活马医，他也不妨试试，长篇演讲结束，胡适显然意识到种种不妥，意识到不合时宜，当天晚上，他又去找王世杰，“告以我仔细想过，最后还是决定不干”，并把自己与王的谈话，写在了日记中：
昨天是责任心逼我接受。今天还是责任心逼我取消昨天的接受。
为什么会这样，后人有过各种猜想，有过辩论，不过有一点可以断定，无论愿意或不愿意，根据当时国情，胡适都不可能当上总统。当上了也没用，也只是一个任人摆布的傀儡。“行宪国大”前后开了一个多月，在南京人眼皮底下，玩过不少花样，玩来玩去，也就那点花样。最后不出意外选出了总统，有点意外地选出了副总统。5月20日，总统就任仪式在国民大会堂隆重举行，当选总统蒋介石穿着当时的正装，也就是长衫马褂，发表了就职演说，副总统李宗仁一身戎装，满脸尴尬地站在旁边，活脱像个保镖。
就职仪式热闹归热闹，南京国民政府的好日子，终于到头。新总统就职第二天，中央大学和金陵大学的学生就闹得不可开交，因为“五二〇”晚会发生了冲突，有学生被抓，同学们一怒之下，立刻宣布罢课三天。接下来的南京，此起彼伏，怎一个乱字了得。学生动不动罢课，商人动不动罢市，物价开始飞涨，天气越来越热，战场上的坏消息，不断传到南京。当局天天宣布自己打了胜仗，事实却是败仗不断，戡乱戡乱，越戡越乱。
蒋介石刚当了两个月总统，中央银行便发行巨额面值的钞票，分别为1万元，2.5万元，5万元，25万元。此举刺激物价大幅上扬，过了一个月，又发行金圆券，实施“限价政策”，规定各地物价一律冻结于当日之水准，引起了国民政府事实上的经济崩盘。作为中华民国的首都，南京开始摇摇欲坠。到这年11月13日，国民党高官中文章写得最漂亮的陈布雷，对时局极度失望，自杀身亡。12月23日，造成南京大屠杀的主犯松井石根，在东京被执行绞刑。
1949年1月1日，蒋介石发表《新年文告》，表达了求和愿望，希望与中共商议“停止战事，恢复和平的具体方法”。情况非常危急，形势十分不妙，国民党败局不可避免，为了安定民心，安抚处于沮丧中的南京民众，满脸严肃的蒋介石检阅了十万军人警察宪兵，要求大家“坚定意志，拱卫首都”。然后呢，三天以后，他老人家便宣布下野，在一片悲伤黯然的气氛中，搭乘“美龄号”专机离开了南京。
再以后，到了4月，人民解放军到达长江对岸，《南京通史·民国卷》写到：
国民党政府党、政、军、警、宪、特各部于23日凌晨开始撤离，人山人海，道路拥挤不堪，各单位争先恐后,无人指挥。军队纷纷从中山东路经中山门涌入汤山、句容一带,朝京杭、芜杭公路及浙赣线方向溃逃。下关车站和码头也挤满了撤离和搬家的人群，街头巷尾则充斥着散兵游勇,南京城处处呈现出兵荒马乱、人奔车跑的混乱场面。
钟山风雨起苍黄，百万雄师过大江，4月23日晚上，江对岸的解放军35军开始悄悄地渡江。35军军长叫吴化文，一个有着传奇中国特色的职业军人，他先后追随过冯玉祥，追随过国民政府时期的蒋介石，追随过汪伪时期的汪精卫，抗战胜利后，回归国民政府，最后又临阵起义，加入了中国人民解放军。这时候，虎踞龙蟠的南京，基本上成了一座空城，一座不设防的城市。
吴化文的35军奋勇当先，拿下了占领南京的首功。一年前，召开国民代表大会，举行总统就任仪式，国府路是何等的热闹。国民大会堂周围彩旗飘扬，国大代表个个神气活现，时过境迁，现在又是多么荒凉，多么萧条。35军士兵一路穿插，终于来到国府路附近，经过国民大会堂，沿着无声无息的国府路，在黎明时分，在升起的霞光里，冲进了总统府。偌大的总统府门口，连个站岗卫兵都没有，大院空空荡荡，遍地狼藉，到处散落着文件和纸片，一堆堆焚烧的灰烬，还在冒着青烟。
总统府门楼上的青天白日满地红旗，被扯下来扔掉，高高升起一面解放军冲锋时用的红旗。
南京，作为中华民国首都的日子，宣告结束，新的历史时期开始了。
《南京传》至此，也应该告一段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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