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雪波

　　“黄金在天空舞蹈，命令我歌唱！”半个多世纪前，诗人曼德尔施塔姆在寒风凛冽的彼得堡写下这样的诗句，仿佛怀揣庄严的使命去承领一份天启般的授权，这令人心颤的声音，除了显示出诗人与诗歌之间相互拣选的神秘宿命，同时更是诗人以孱弱的肉身对高峻与寒冷的精神占领。然而诗人所领取到的往往不是尘世的冠冕，而是难以想象的厄运，逮捕、流放、苦役乃至死亡，因为诗人所具有的语言叛逆的天性、桀骜不驯的反骨，以及对整个现存制度的质疑，使他们不可避免地成为一个“野蛮世纪”中不合时宜的异端。从古到今，正是那些检察官和庸众成就了一个个伟大的天才的诗人。难道不是吗？或许有人站在大众化的立场反对以“天生的殉道者”来拔高诗人，那么至少可以说，正是诗歌或文学本身培养了他们的内心敏感，使独特的个体难以被粗暴的世界兼容。

　　如今，殉道者的身影早已远去，玩世主义和享乐主义大行其道。在消费至上的时代语境下，谈论文学的话题并不比小时候拨开草丛与一只蚱蜢对视更令人激动——轻灵的音乐戛然而止，振翅没入深深的密林，而留给一个少年捕手的除了无尽怅惘，还有刮过头顶的乱云与灰鸦。

　　请原谅，如此隐喻式的表达不仅出于一个写作者对词语活性的重视，同时也是为了提醒自己必须对话语中可能出现的高音设限，从而避免将一种文学观念的伸张不自觉地滑向戏剧化的呼喊。在这样一个时代，一个诗歌写作者更恰当的形象也许是一个隐匿者、隐修者，应该发声的是他的文本，而不是诗人本人，因此即便诗人不得不现身谈论所谓文学与写作，他要说的也只是来自个人经验的只言片语，而不是某类人抑或某个群体的宣言，诗歌恰恰是对宣言的抵制。

　　回到无名的状态，回到大地深处，回到河流、山川、草木、虫鱼，回到牛羊眼中的源始世界，也许这是我们得以想见的最富有诗意的生存方式，写作成为从丰盈内心涌出的泉水，滋养灵魂，构筑精神的乌托邦。写作的本质就是一种寻找替身的冲动，正如当那只蚱蜢与你对视，谁能说你的左翅下不也鼓荡起一阵狂风。或者如德勒兹所阐述的：写作是一个生成事件，是一个过程，一个穿越未来与过去的生命片段。写作与生成达成了一种密不可分的关系，在写作中，人们成为女人，成为动物或植物，成为分子，直到成为难以察觉的微小物质。

　　这样说意味着写作首先来自经验世界与词语的猝然相遇，并借助想象之翼为随后展开的语言之欢娱带来持久的动力。经由语言的创造，存在的经验被扩展被刷新，赋予日常生活以自圆其说的意义。而伟大的诗歌飞翔于翅膀之上，高耸起另一种与大地垂直的维度，它也是血肉生命投向燃烧的一种方式，“犹如千万条火焰照亮人类之爱”。人类对终极理想的攀越，从未因但丁、屈原、歌德等等庞然身影的远去而止步，它所开辟的道路，布满深渊、蒺藜与未知的神秘，使一个初涉文学的少年早早地就体认到黑夜与光明的角力。在幽微的烛火下，他写到：此刻，在这黑夜，我想念家乡的亲人和远方的朋友，灵魂中血液流动的喧声使我能以微笑面对时光的劫掠。静守着一颗空灵的心，我想像这空灵将会永恒，在经年的永恒中，我将无比坚定地生活并且战斗。

　　哲人云，未经省察的人生不值得度过。而这个世界之所以还富有诗意，皆因一双清澈的眼眸长久的凝视。一个飞速流转的客体世界被目光捕获，隐匿的事物在一个瞬间显现于诗人的心象。而生活在当下的写作者的忧伤在于，一个整全的统一性的世界已经分崩离析，也无法唤回，写作者成为破碎时代的目击者、见证者。不仅目睹一个古典家园的日益沦陷，而且不得不被迫目睹一出出不断上演的悲情叙事：汽油、刀、绝望和火焰，投向脆弱的肉身，在言词失效的黑暗地带，那些烧焦的皮肤、尖叫与呻吟像多米诺骨牌一样蔓延，见证着一个痛苦横暴的时代。因此，写作者要与时代保持一种“目击”和“凝视”的紧张关系。这样的身位取决于那些“既不完美地与时代契合，也不调整自己以适应时代要求的人”。倾听那些被遮蔽的痛苦，它们发自外部世界的深渊，也触摸到自身的黑暗。诗歌是什么？——痛苦的发声学。

　　近年来，有关“文学与时代”、“诗歌与公共性”的话题一再被焦虑的人们提及，成为严肃的写作者无法绕开的尖锐之痛。作为一种有别于社会性话语的诗歌，其力量何在？诗歌与现实应该发生怎样的关联？有没有一个自外于文本的现实呢？诗歌仅仅是一种自我指涉的话语吗？作为保险公司副总裁的诗人史蒂文斯无疑深谙分身术，为此他极力推重想象的崇高，认为想象是祛魅时代的最大信仰，诗人通过语言的秩序和内心的整饬来平衡世界的混乱。而经历过时局动荡的波兰诗人扎加耶夫斯基则强调，想象力“如果忽略了无法融入到艺术中的现实世界”的话，就会成为自己的敌人。

　　一个电子碎片化的时代业已到来，痛苦被削平，无聊被信息填满，低吟浅唱的诗歌也变成了文化时尚的甜点。单纯的美学意义上的“好诗”，其意义是缺失的，如果写作没有与存在、与不存在发生一种深刻的关联的话，单纯的“好诗”很可能沦为一种空洞的能指游戏。这也是为什么重提“介入诗学”的必要性。诗歌就其本质来说，是反体制的话语。它的文体特征，它对语言的高度要求，与日常话语、权威话语构成了一种对抗的关系，而且它很难与市场、资本，与消费文化产生利益互换，也即诗歌本质上是反消费的，它以一种陌生化的话语方式制造审美惯性的中断、阻碍，为人们的美学经验带来一种震惊，一种刺痛，一种思考，一种生命更新的愉悦。诗歌的“介入”，不仅仅是对艺术禁区的涉入，更代表着一种自由精神，是话语的去蔽和敞亮，它是一种写作方法，也是一种文学立场，介入的写作就是力图将诗意和审美从新的压抑机制中解放出来。

　　诺贝尔文学奖得主、爱尔兰诗人希尼曾经精研过前辈诗人叶芝的写作技艺，赞叹这位大师有“在一念之间抓住真实与正义”的艺术能力。事实上，他也在自己天赋的基础上做到了最好，诗艺的精微，对人类生存的深切关注和同情。对一个深陷于美学危机和伦理危机的世界来说，诗人真的无法给出圆满的解决方案，对诗人的种种指控都是无理和粗暴的。在某种意义上，诗人仍然只能扮演着“一个发出警报的孩子”的角色。如何解决审美的诗歌和正义的诗歌之间两难的局面？希尼认为，在异化的历史环境里，“诗歌本身就是抵抗非人道的暴力现实的基本的人道主义行为，屈服于诗的冲动便是服从良知；写作抒情诗本身就是彻底的见证”。因为，“人性是由纯粹的诗人以其纯净的存在对所有词语的忠诚来维护的，它存在于诗人坚定的发音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