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彬彬

　　到达陕北前，毛泽东长期受到从苏联镀金和取经回来的国际派的理论压迫。在国际派眼里，毛泽东是根本不懂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土包子，他们给毛泽东扣上了一顶“狭隘经验主义”的帽子。到陕北后，毛泽东发奋读书，一心要尽快摘掉头上的帽子，在理论上打垮国际派。在1959年的庐山会议上，毛泽东还反复提及自己在理论上遭受的压迫：“中央苏区整我，也睡不着觉。整我狭隘经验主义，山上无马克思主义……但整狭隘经验主义，给我很大刺激，因而读了几本书”；“我的‘狭隘经验主义’称号是任弼时加的；对我有很大帮助，读了几本书，很感激他。”

　　

　　“感激”云云，当然是反话。到陕北后，毛泽东怀着屈辱、怀着愤恨，刻苦攻读。摘掉“狭隘经验主义”的帽子，远非终极目标。毛泽东追求的，并不是跻身中共理论家的行列，成为其中的一员。他要做的，是彻底摧毁国际派理论权威的地位、剥夺他们理论家的称号，自己则成为党内最大的理论权威，成为所有党内理论家的导师。

　　刻苦读书的目的，不是要从后面赶上国际派并把他们扳倒。国际派都曾在苏联吃过几年面包，在苏联学会了俄文。他们都比较系统地读过马克思、恩格斯的著作，尤其是能研读列宁、斯大林的原著。这样的理论经历，是毛泽东无法复制的。在1941年5月发表的《改造我们的学习》中，毛泽东对国际派进行了猛烈抨击。在列举国际派的罪状时，有这样的话：“十七八岁的娃娃，教他们啃《资本论》、《反杜林论》”。毛泽东大概有过啃《资本论》的痛苦经验，才对让娃娃们啃《资本论》表示强烈的愤慨。毛泽东不可能以一本接一本地啃马、恩、列原著的方式实现自己的理论目标，不可能从后面赶上国际派，毛泽东只能一开始就站在国际派的对面。“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就是毛泽东插在国际派面前的一面旗帜。当毛泽东意识到自己不可能深入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内部并从内部摧毁国际派时，他便在外部确立一个鉴别真假马克思主义的标准。他宣布：在中国，只有“中国化”了的马克思主义，才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

　　国际派满嘴俄文概念，“言必称希腊”，正是一种装腔作势的“假马克思主义”。那么，怎样才算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呢？毛泽东必须“化”出个样子来。“读了几本书”后，毛泽东便开始写。从1936年到1940年，毛泽东发表了《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实践论》《矛盾论》《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论持久战》《论新阶段》《新民主主义论》等“大块文章”。在彻底摧毁国际派理论地位的战役中，毛泽东分两步走。在从1936年到1940年的数年间，毛泽东主要致力于自身的“理论创造”，对国际派的理论批判只是在进行自身的理论建设时顺便进行。到了1940年的时候，毛泽东觉得自己的理论实绩已经足够，于是开始跨出第二步，即从正面对国际派发起理论攻势。1941年5月19日，毛泽东在延安干部大会上，做了题为《改造我们的学习》的报告，对着以王明、博古、张闻天、王稼祥等人为代表的国际派正面打出了第一梭子弹。

　　仅仅有自己的理论著作，还不足以把国际派挤垮，还必须正面对国际派发动攻击。但仅仅自己一个人批判国际派，也不能把国际派摧毁，还必须发动全党一起批判，才能把国际派“批倒批臭”。于是，在1942年，毛泽东发动了“整风运动”。仅有理论上的“批判”，仍然不足以摧毁国际派，于是，在“整风运动”中，“批判”与“批斗”同时进行，国际派终于个个缴械投降。

　　一

　　自己没有理论建树，要摧毁国际派的理论地位，当然不可能。是骡子是马拉出来遛遛。《矛盾论》《实践论》《论持久战》等著作，就是毛泽东拉出来遛遛的东西。有了自己一系列的理论成果后，毛泽东开始正面对国际发动攻击。在干部大会上做《改造我们的学习》的报告，是一阵猛烈的扫射，足以令国际派胆战心惊。进入1942年，随着整风运动的展开，毛泽东的攻势更其凌厉。1942年2月1日，毛泽东发表了《整顿学风党风文风》（1949年后编入 《毛泽东选集》时，题目改为《整顿党的作风》），紧接着，又于2月8日发表了《反对党八股》。《改造我们的学习》的讲演稿也于1942年3月27日发表于《解放日报》。这三篇文章，是对国际派的三声断喝、三记耳光、三顿老拳。这同时也是冲锋号、动员令。毛泽东要发动全党一齐批判国际派，自己必须身先士卒、做出表率。这三篇文章，在号召全党一齐批判国际派的同时，也为全党指明了批判的方向。毛泽东率先朝国际派打出了三梭子弹，要求全党朝自己命中的地方射击。

　　同1949年后编入《毛泽东选集》的其他文章一样，这三篇文章在编入时也做了修改、增删。一些十分能见出毛泽东真性情、真想法的话被删去了。所以，要研究毛泽东这个人，要研究毛泽东思想，是不能以1949年以后出版的《毛泽东选集》为依据的。

　　1942年2月1日，在中共中央党校开学典礼上，毛泽东发表了《整顿学风党风文风》的演讲。在这次演讲中，毛泽东嬉笑怒骂、庄谐并出。这次演讲的主旨，是为“什么是理论家，什么是知识分子”确立一个标准。毛泽东一再强调：如果仅仅只懂得书本理论，哪怕懂得再多，也不能称作“理论家”；如果仅仅只拥有书本知识，哪怕拥有再多，也不能算作知识分子。毛泽东说，如果一个人把马克思主义的哲学、经济学背得滚瓜烂熟，但却“完全不能应用”，那就不能称作“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并进一步说：

　　……这样的“理论家”实在还是少一点好。假如一个人读了一万本马恩列斯，每本又都读了一千遍，以至于句句都背得，这还是不能算理论家的。

　　只懂书本理论，不能算“理论家”，同样，只有书本知识而没有“实践知识”，也不能算“知识分子”。毛泽东说：

　　……现在作兴用百分数计算成绩，那么，象读一万本书，每本读了一千遍，但是完全不能应用，这究竟应该算多少分数呢？我说一分也不算。（笑声）

　　毛泽东在强调仅有书本知识不能算真正的“知识分子”的同时，又强调：掌握书本知识，是一件十分容易的事；读书，是一件极其简单的事。他“风趣”地说：

　　……他们须知学这种知识并不那么困难，甚至可以说是最容易的。象大司父煮饭就不容易，要把柴米油盐酱醋等伴合起来创造成吃的东西这是并不容易的事情。弄得好吃更加不容易，西北菜社和我们家的大司父比起来，就有很大的区别。火大了要焦，盐多了发苦，（笑声）煮饭做菜真正是一门艺术。书本上的知识呢？如果只是读死书，那么，只要你识得三五千字，学会了翻字典，手中又有一本什么书，公家又给了你小米吃，你就可以摇头晃脑的读起来。书是不会自己走路的，也可以随便把它打开或者关起，这是世界上最容易办的事情。这比大司父煮饭容易得多，比他们杀猪更容易。你要捉猪，猪会跑，（笑声）杀它，它会叫，（笑声）一本书摆在桌子上既不会跑，又不会叫，（笑声）随你怎样摆布都可以。世界上哪有这样容易办的事呀！

　　仅有书本理论，不能算“理论家”；仅懂书本知识，不能算真正的“知识分子”。如果把书本上的理论、知识当作“教条”，那就更加可恶、可恨。在毛泽东看来，国际派正是这样的教条主义者。毛泽东强调，党内的主观主义有两种，“一种是教条主义，一种是经验主义”。在整风运动中，毛泽东要左右开弓，既摧毁食洋不化、只有一麻袋教条而没有实际斗争经验的国际派，让他们从此趴下，也教自恃实际斗争经验丰富的周恩来、彭德怀这些人低首下心。曾几何时，毛泽东头上被国际派扣上“狭隘经验主义”的帽子。现在，他把这帽子从自己头上摘下，扣到周恩来、彭德怀这些人头上了。他有丰富的实际斗争经验，所以有资格说王明、博古、张闻天、王稼祥这些人是教条主义者。现在，他又“读了几本书”，发表了一系列理论著作，所以有资格说周恩来、彭德怀这些人是经验主义者。毛泽东一再强调，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要与中国革命的实际相结合，“马列主义之箭，必须用了去射中国革命之的”，接着反问道：

　　……否则我们为什么要去学习马列主义呢？是不是因为我们吃了小米不得消，因此要念消食经呢？我们党校确定要学习马列主义为了什么呢？

　　毛泽东指出，把马列主义当作宗教教条看待的人，是“愚昧无知”的人，应该让他们知道，他们的教条是毫无用处的。毛泽东有这样“幽默”的说法：

　　（你的教条有什么用呢？）说句不客气的话，实在比屎还没有用。我们看，狗屎可以肥田，人屎可以喂狗。教条呢？既不能肥田，又不能喂狗，有什么用处呢？（笑声）同志们，你们会知道，我这样说的目的，就是故意挖苦那些把马列主义看成教条的人，使他们大吃一惊，苏醒过来，好拿正确的态度对待马列主义。

　　上面以引文格式引用的毛泽东语言，在1949年以前公开发表的版本中尚保留着，1949年后编入《毛泽东选集》时则删去了。毛泽东这些贬低书本理论、书本知识和嘲骂挖苦“理论家”、“知识分子”的“风趣幽默”的话语，赢得阵阵笑声。这很好理解。台下坐着的，都是文盲或半文盲，听到这样的话语，自然会觉得说到自家心坎上了，自然会感到心里暖洋洋的，开怀大笑，是十分自然合理的现象。

　　2月8日，毛泽东又在中共中央宣传部召集的干部会议上，发表了题为《反对党八股》的演说。毛泽东列举了党八股的八条“罪状”：1、“空话连篇，言之无物”；2、“装腔作势，借以吓人”；3、“无的放矢，不看对象”；4、“语言无味，象个瘪三”；5、“甲乙丙丁，开中药铺”；6、“不负责任，到处害人”；7、“流毒全党，妨害革命”；8、“传播出去，祸国殃民”。

　　实在说，这八条“罪状”的指控，有点硬凑的味道。严格说来，真正属于“党八股”特有的罪状，只有三条，即“空话连篇，言之无物”、“语言无味，象个瘪三”和“甲乙丙丁，开中药铺”。至于第二条“装腔作势，借以吓人”和第三条“无的放矢，到处害人”，与第一条“空话连篇，言之无物”，表达的是差不多的意思，完全可以合并。而第六、第七、第八这三条根本不算具体的“罪状”，也不只是“党八股”才有这样的危害。这三条，与前面数条，并不在同一逻辑层面上，是并不能与前面数条并列的。要“反对党八股”却只举出两三条罪状，自然力量不够，也显得理由不充分，于是便硬凑出八条。但为反对“党八股”而硬凑出八条罪状，又分明也未脱“八股气”。

　　在这次演讲中，毛泽东重复了一周前在党校开学典礼上说过的话：

　　（离开中国的实际需要来谈马克思主义）纵令你把马克思主义读一万本一千遍，也还是一个假马克思主义。这样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也还是一个“老鼠上秤钩，自己秤自己”的假理论家。

　　这番话，1949年后编入《毛泽东选集》时，也删掉了。在这次讲演的最后，毛泽东一字一句地重申了1938年10月在六中全会上所做的政治报告中说过的这番话：

　　“洋八股必须废止，空洞抽象的调头必须少唱，教条主义必须休息，而代之以新鲜活泼的为中国老百姓所喜闻乐见的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把国际主义的内容与民族形式分离开来，是一点也不懂国际主义的人们的干法，我们则要把这二者紧密的结合起来。在这个问题上，我们队伍中存在着的一些严重的缺点，是应该认真去掉的。”

　　二

　　对国际派的理论批判，必然要深入到对他们历史罪错的清算。王明、博古、张闻天等人执掌最高权力后，毛泽东便被边缘化，在长达三四年的时间里，国际派鄙夷着毛泽东、冷落着毛泽东、欺压着毛泽东。现在，轮到毛泽东清算他们的历史罪错了。在对国际派进行历史清算时，毛泽东不会就事论事，而要从理论的“高度”指出国际派犯下罪错的思想根源。

　　要清算国际派的历史罪错，就要首先摆出他们的历史罪证。1940年底，毛泽东组织人马，开始编纂党的秘密文件集《六大以来》。《六大以来》，是将1928年6月中共六大之后的党内文献汇集在一起。《六大以来》分上下两册，上册收集的是政治性文件，下册收集的是组织性文件。上册于1941年6月编就，全书于1941年12月完工。产生了巨大而深刻影响的，主要是上册。毛泽东主持编纂《六大以来》，决非对历史文件照单全收，也不是简单地按时间顺序编排，而是在一种明确的思想指导下，对历史文献精心取舍、剪裁、编辑。这指导思想就是：六大以来，党内存在着正确和错误两条路线的斗争；王明、博古、张闻天等国际派推行的是一条错误的路线，这条路线给党造成了极大的损失，而毛泽东则代表着正确的路线；但在长达三四年的时间里，以毛泽东为代表的正确路线被错误路线所压制、所打击、所摧残；遵义会议之后，虽然情况有了很大改变，以毛泽东为代表的正确路线能够在军事斗争中发挥主导作用，但错误路线还在政治领域、思想领域继续起着统治作用，因此必须从理论上对这条错误路线进行彻底清算。

　　在这种编纂思想指导下，《六大以来》处处让两条路线形成鲜明对照，让人们一眼就看出，在每一个重大关头，国际派是如何错误，毛泽东是如何正确，而正确的毛泽东又是如何被错误的国际派所否定、所排挤、所迫害。让人们明白历史上的国际派是如何罪孽深重，是为了激起他们对现实中的国际派的厌恶、愤恨；同理，让人们知道历史上的毛泽东是如何正确，是为了激发他们对现实中的毛泽东的崇敬、崇拜。这个预期算是很好地实现了。毛泽东后来亲切地称《六大以来》为“党书”。1943年10月，他这样谈到《六大以来》这本党书：“1941年6月编了党书，党书一出，许多同志解除武装，故可能召开九月会议，大家才承认错误。”

　　编纂《六大以来》，是从政治上、思想上、理论上战胜国际派的重要举措。胡乔木曾参与《六大以来》的编纂。他晚年回忆说：“编《六大以来》是要解决一些问题。王明是什么人？从苏联回来是什么背景？回来干了什么事？”又说：“王明在延安时，重印了他在1930年写的《为中共更加布尔什维克化而斗争》，这样一来，王明究竟是个什么人，他搞的一套究竟是对还是错，就成了一个问题了。这就要算历史账，才能搞清楚。这样才开始编《六大以来》。”胡乔木这样说，当然有合理性，但不全面。不能把毛泽东对整个国际派的斗争仅仅归结为与王明个人的斗争。王明是毛泽东要清算的重要对象，但不是全部对象；《为中共更加布尔什维克化而斗争》，是促使毛泽东编纂《六大以来》的原因之一，但不是全部原因。毛泽东的目的，是要在整体上战胜国际派。这里的“整体”，有两层意思：一是要对国际派的所有成员进行打击，让他们从此夹起尾巴、躬下身子，另一层，则是要在政治、军事、思想、理论等各个领域全方位地对国际派进行打击，让他们在所有领域都威信扫地。

　　胡乔木回忆说：“在编辑过程中，毛主席愈来愈深入地从中找出他要提出的问题——两条路线的问题。毛主席特别重视其中的九个文件，针对这九个文件，他写了九篇批判文章。”这“九篇文章”，当时没有公开，后来也一直没有发表。看过的人很少。所以，这“九篇文章”的真面目到底如何，对于广大中共党员和人民群众，迄今仍是一个谜。胡乔木是少数看过“九篇文章”者之一，他晚年在几处地方谈到了这“九篇文章”，要介绍这“九篇文章”，也只能依据胡乔木的谈论。据胡乔木说，这“九篇文章”，每篇针对一个国际派当政时期的文件进行批驳，合起来可作为一篇文章，有五万多字。毛泽东写作之初，是当作一篇文章来写的，只不过分为九个部分。五万多字，写起来颇费心力、时日。毛泽东本来是要把这五万字的长文作为重磅炸弹抛出的。重磅炸弹制作成功了，却被搁置起来。在后来的岁月中，毛泽东虽然想公开发表，但最终又作罢。这说明，这篇长文，在毛泽东的著述中，的确有特别的意义，而这篇长文的写作，是毛泽东的一次特别的理论活动。

　　在《关于党的历史文献的编辑和批判第三次“左”倾路线的“九篇文章”》这篇谈话录中，胡乔木说，这“九篇文章”，当时没有发表，五六十年代，毛泽东重新修改后让 “几个同志”看过，请他们提意见，显然是准备发表，但终于仍未发表。在毛泽东“临死前不久”，又重温了这“九篇文章”，这次重温，显然不是想要发表，而是“临死”前向这“九篇文章”的深情告别。可见，毛泽东“非常重视这批文章”。在这篇谈话录里，胡乔木这样解释“九篇文章”在延安时期没有发表的原因：“‘九篇文章’可以说是毛主席的读书笔记。他虽然重视，但确实没有准备发表，这里涉及对个别人的评价，又与文章的形式过于尖锐有关。毛主席长期踌躇。”又说：“如果在整风场合，或者在政治局会议上，他也不会这样讲。这里是他自己写，自己看，把话说得再凶，反正也没有人听见。”胡乔木这番说辞，其实有些经不起推敲。既说毛泽东一开始就不准备发表，是“自娱自乐”，又说“长期踌躇”，这明显自相矛盾。既是“踌躇”，就说明一开始就准备发表，是为发表而写，但写完一看，觉得行文“过于尖锐”，才难以下定拿出去的决心。说写作之初就不打算发表，也不符合毛泽东的性格。以写文章的方式，发泄内心对某些人的怨恨，但仅仅是自我宣泄，并不打算让他人知晓，这就像是关紧门窗，对自己痛恨的人又哭又骂，是弱者的行为，刚强如毛泽东，决不会如此行事。再说，毛泽东那样忙碌，写一首仅仅是“自己看”的诗词，这有可能，写九则共五万字的仅仅是“自己看”的文章，应该没有可能。所以，更合乎逻辑的解释是：在写作之初，毛泽东是准备发表的，他是在铸造一柄利剑，这剑是要出鞘的；但是，在写作过程中，曾经受过的屈辱，桩桩件件，在心头浮现，毛泽东又一次怒火中烧，于是，写得很忘情，写完一看，觉得不宜发表，才把其冷藏起来。这把剑铸造得过于锋利，在出鞘的同时，也会伤及自身，才一直藏在鞘里。毛泽东手握剑柄，渴望拔剑而出，但想到剑一出鞘，对手固然伤重倒地，自己也会溅一身血，才又松开了手。虽然我们不能读到这“九篇”文章，但既然读过的胡乔木说它们“过于尖锐”，那就可以想见，文章中一定颇多对王明、博古、张闻天等人的冷嘲热讽、戟指怒斥。

　　在《驳第三次“左”倾路线的“九篇文章”和“历史草案”》这篇文章中，胡乔木对“九篇文章”介绍得更详细。胡乔木又一次强调毛泽东对这批文章“非常重视”。初稿完成后，毛泽东“请人帮助誊写一份”。胡乔木其时是毛泽东的贴身“文秘”，既然誊写者不是胡乔木，那就应该是江青。延安时期，江青有时为毛泽东誊写文稿。这样特别的文章，毛泽东不可能让不是自己最亲近最信任的人誊写，所以，“九篇文章”初稿的誊写者，只能是江青，而江青也是最早读过“九篇文章”的人。至于毛泽东为何没有让胡乔木干这本应由他干的活，原因应当是不愿让胡乔木把文稿带回自己的住处。五万多字，胡乔木只能带回自己的住处誊写，但这样就容易泄密。在江青的誊写稿上，毛泽东又反复修改。前面说过，“九篇文章”是一个整体，毛泽东是作为一篇文章来写的。仅标题，就换了几次。最初的标题是《关于和博古路线有关的主要文件》，后改为《关于和左倾机会主义路线有关的一些主要文件》，最后定为《关于一九三一年九月至一九三五年一月期间中央路线的批判》（这最后确定的标题，其实有点语法上的问题，应该是“对于”而不是“关于”。）胡乔木说：“毛主席对‘九篇文章’作了修改后，原是准备连同在起草的《结论草案》一并发给在延安的中央委员讨论的。”在上面所说胡乔木那篇谈话录里，胡乔木说毛泽东写这篇文章时根本不打算给别人看，这里又说本来准备让中央委员讨论，这也明显自相矛盾。但毛泽东终于打消了发给中央委员讨论的念头。到了1965年5月，毛泽东又一次修改这“九篇文章”时，解释了在延安时没有把文章公开的原因：“这是因为文章写得太尖锐，不利于团结犯错误的同志。”胡乔木说，在延安时，毛泽东只将这“九篇文章”送给刘少奇、任弼时两人看过。刘少奇几年前就成为毛泽东的亲密盟友，任弼时虽然也算有留苏经历，且在江西时期曾参与对毛泽东的打压，但此时已彻底倒向毛，成了毛最亲近信赖的人之一。胡乔木因为是毛泽东的秘书，所以“看过此文，属于例外”。还有那个应该是江青的誊写者看过。所以，在延安时期，毛泽东只让四人看过这“九篇文章”。

　　虽经多次修改，仍然“尖锐”得不能公开，可见“九篇文章”的“尖锐”，并非体现在枝节性的遣词造句上，而是一种整体性的“尖锐”、结构性的“尖锐”。胡乔木说：“‘九篇文章’的确写得很尖锐。它不仅点了几位政治局委员的名，而且用词辛辣、尖刻，甚至还带有某些挖苦。它是毛主席编辑《六大以来》时的激愤之作，也是过去长期被压抑的郁闷情绪的大宣泄，刺人的过头话不少。后来虽几经修改，然而整篇文章的语气仍然显得咄咄逼人，锋芒毕露。”1964年春，毛泽东重读了这“九篇文章”，也没打算发表。1965年1月，毛泽东将“九篇文章”送请一些人看，征求修改意见，并说几十年后是否发表，由“将来的同志们”决定。那么，这次征求修改意见，是为将来的可能发表做准备。5月间，时隔25年，毛泽东再一次修改“九篇文章”。在修改的过程中，毛泽东又产生了立即发表的念头。胡乔木说，这一次的修改“比较重要”，算是“定稿”。标题被最终改为《驳第三次左倾路线（关于一九三一年九月至一九三五年一月期间中央路线的批判）》。新安了一个简洁明快的标题，原来的标题则作为副标题，也增加了一些内容。毛泽东又将改好的文章送当时的几位中央领导传阅。但是，后来还是没有发表，既没有公开发表，也没有内部发表。

　　三

　　胡乔木根据中央档案部门的介绍回忆说，1974年6月，毛泽东又找出“九篇文章”认真看了一遍，将其中“有关称赞刘少奇同志的内容全部删掉”。这自然让人想到“文革”期间《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被从《毛泽东选集》中撤除。在1945年4月的中共六届七中全会上，通过了 《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这个 “决议”，也可谓是毛泽东的心血之作。胡乔木其时是毛泽东的秘书，自始至终参与了“决议”的起草。他回忆说：“《决议》的起草从头到尾是毛主席主持的，他构思和修改，很多思想都是他的。所以后来作为附录收入 《毛泽东选集》第三卷。”毛泽东除了对“决议”的起草提出详细的指导性意见，还多次亲自动手修改，“至少”修改了七次。这个“决议”，是对中共党史的一次权威叙述，毛泽东被叙述为党的历史上正确路线的代表，或者说，是以中央决议的形式，塑造毛泽东一贯正确的形象。延安时期，刘少奇成为毛泽东党内斗争中的亲密伙伴，成为毛泽东的盟友、战友。因此，在这个“决议”中，毛泽东之外，受到明确肯定的只有刘少奇。连胡乔木晚年也有这样的看法：“《决议》在党的政治生活中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但这个《决议》也不是没有缺陷的。一是对毛主席过分突出，虽然以他为代表，但其他人很少提到，只有一处提到刘少奇，称赞他在白区的工作。”“决议”强调毛泽东是正确路线的“代表”。既是“代表”，就意味着不是孤家寡人而是有一群被代表的人。但追随毛泽东走在正确路线上的是哪些人，“决议”却又几乎不提，让人觉得毛泽东不是“代表”正确路线，而是本身就是“正确路线”；让人觉得毛泽东不是“代表”正确路线之人，而是坚持正确路线的唯一之人。当然，也肯定了刘少奇。“决议”在把毛泽东叙述成“苏区”正确路线代表的同时，把刘少奇叙述成“白区”正确路线的代表，或者说，把刘少奇叙述成在“白区”坚持正确路线的唯一之人。胡乔木说，1949年后，在编辑《毛泽东选集》的过程中，毛泽东提议将《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作为附录编入《毛选》。虽然是作为附录，但毕竟是收入了个人的著作选集。将一份党的中央委员会“全会”上做出的正式“决议”编入个人的选集，说明在毛泽东心目中这实际上是一篇个人著述。“文革”开始后，毛泽东亲手打倒了刘少奇。这份称赞了刘少奇的“决议”自然不能再留在毛泽东的个人选集中。胡乔木说：“这个‘历史决议’后来的命运是大家所知道的。在‘文化大革命’期间，因为其中有高度评价刘少奇同志的贡献这样的内容，整个决议被从《毛泽东选集》中删除。”

　　1974年6月，毛泽东删除“九篇文章”中对刘少奇的称赞，理由与从《毛选》中删除《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是一样的。“文革”时期，《毛泽东选集》是发行量极大的“宝书”。“雄文四卷”是“毛选”的代名词。“文革”期间，批判刘少奇，是全党、全军、全国人民生活中的重要内容，是政治生活中的大事。人们总是手持“雄文四卷”批判刘少奇。既然“雄文四卷”是批判刘少奇的武器，那就不能让称赞了刘少奇的“决议”继续留在“雄文”中，所以必须立即将“决议”从“雄文”中删除。打倒刘少奇，自然是毛泽东谋划许久的大事。才智过人、政治斗争经验极为丰富的毛泽东，肯定事先把种种障碍、牵扯都考虑到了。在残酷的、你死我活的党内斗争中，刘少奇长期是自己的亲密战友，自己曾在不同场合称赞过刘少奇，这些，在毛泽东决定打倒刘少奇时，应该都考虑到了。让所有公开的对刘少奇的称赞从公众眼中消失，是“文革”开始后必须立即完成的事情。至于“九篇文章”中对刘少奇的肯定，毛泽东当然不会忘记。只不过，这“九篇文章”没有发表过，大众并不知晓，就是党内高层，知情者也不多，所以不必着急处理。不过，毛泽东必须在生前亲自把此事了结。既然毛泽东极其重视这“九篇文章”，既然毛泽东要把这“九篇文章”作为一种政治遗嘱留给“将来的同志们”，那就决不能让“将来的同志们”知道自己曾盛赞过刘少奇。1974年6月的时候，毛泽东应该是感到自己来日无多，才决定把“九篇文章”中称赞刘少奇的部分删掉，而此时，刘少奇的骨殖已在河南开封火葬场的骨灰存放室里以“刘卫黄”的名义存放了近五年。

　　1974年6月，当八十出头的毛泽东从“九篇文章”中找出称赞刘少奇的字句，细心删除时，脑中不知是否曾闪过延安时期与刘少奇亲密合作的情形。在延安，毛泽东的“九篇文章”刚完稿，刘少奇就看过，所以，刘少奇是知道毛泽东“九篇文章”中对自己的赞美的。

　　据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撰的《刘少奇年谱》，1967年9月，刘少奇即被监禁。1969年10月17日晚，重病中的刘少奇躺在担架上上了飞机，被搬运到河南开封。此时，刘少奇实已奄奄一息。必须在刘少奇咽气前将其运离北京，大概是因为刘少奇如果死在北京，会很棘手。国家主席的死讯，不想让外界知道，而在北京，要隐瞒这一消息却又颇不易。必须让刘少奇化名死在北京以外的地方，而且是一个小地方，于是开封被选中。11月12日，刘少奇死去，遗体以“刘卫黄”的名义火化。当刘少奇被打倒、被迫害、被百般凌辱时，一定一次又一次回忆过与毛泽东的恩怨。延安时期特别受毛泽东宠爱，在未公开的“九篇文章”和公开的《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中，毛泽东除本人外，只肯定了自己，这应该成为刘少奇回忆的重点。在延安时期，毛、刘真是亲密无间。说他们在党内斗争中同声相应、同气相求，或许不太恰当，更准确的说法，是毛泽东对刘少奇如臂使指，而这因为刘少奇对毛泽东的意图总能心领神会。终于被毛泽东打倒，又因为毛泽东感到对刘少奇不再如臂使指，因为刘少奇对毛泽东的意图不再总是心领神会。

　　这问题很复杂，不说也罢。反正毛泽东要在离开人世前把自己曾经对刘少奇的肯定、称赞都抹去。1974年6月这一次，删除了对刘少奇的称赞后，毛泽东本打算印发中央委员，但后来又改变了做法，只印发给部分政治局委员看过。 几十年间，一次次想把“九篇文章”公开发表或在党内较大范围传达，又一次次改变初衷，如此优柔寡断，殊非毛泽东行事风格。想让大家看到“九篇文章”，又怕大家看到“九篇文章”，可见这“九篇文章”的确非同寻常。胡乔木说：“直至到逝世前的一个月，即1976年8月，毛主席还请人读给他听过一遍。他对‘九篇文章’的重视，由此可见一斑。”这时候，“九篇文章”中所嘲骂、挖苦的人，王明、博古、张闻天、周恩来等，都已死去。张闻天死于一个多月前的7月1日，算是死得最晚的。在人与人的斗争中，往往是谁死在最后，谁死得最好；谁死在最后，谁就是最后的胜利者；谁死在最后，谁就能笑着死去。对手都死了，最后一个国际派巨头张闻天也刚刚死了，不用担心有人会翻案，这应该让毛泽东感到欣慰。而自己也终于要死了，不知毛泽东的心境是否曾有几分苍凉。临死前还要再听一遍这五万字的“九篇文章”，究竟是何种心态驱使，不易说清。反正这心态大堪玩味。但有一点是可以断言的，那就是1931年9月到1935年1月期间，毛泽东受到的伤害的确异常深重。在知道自己不久于人世时，回想自己的一生，想到了这三四年间自己的被冷落、被歧视、被侮蔑，愤火又一次燃起，“九篇文章”自然也同时在脑海中出现，于是想再读一遍。但已不能阅读了，只得让人在耳边读一遍。一字一句地听着对曾经冷落自己、歧视自己、侮蔑自己的那些人的嘲骂、挖苦，愤火会平息，自己内心也会好受一些——这或许是这时候还要听一遍“九篇文章”的一种原因。

　　胡乔木指出，“九篇文章”在某些方面“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思想理论”。这意味着，“九篇文章”嬉笑怒骂、冷嘲热讽的同时，还有相当的“理论色彩”。为纪念毛泽东诞辰90周年，1983年12月25日的《人民日报》，以《自由是必然的认识和世界的改造》为题，发表了“九篇文章”中的几段话，下面摘录一部分：

　　认识世界是为了改造世界，人类的历史是人类自己造出的。但不认识世界就不能改造世界，“没有革命的理论，就没有革命的运动”，这一方面，我们的老爷是茫然了。……我们的老爷之所以是主观主义者，就是因为他们的一切革命图样，不论是大的和小的，总的和分的，都不根据于客观实际和不符合于客观实际。他们只有一个改造世界或改造中国或改造华北或改造城市的主观愿望，而没有一个象样的图样，他们的图样不是科学的，而是主观随意的，是一塌糊涂的。老爷们既然完全不认识这个世界，又妄欲改造这个世界，结果不但碰破了自己的脑壳，并引导一群人也碰破了脑壳。老爷们对于中国革命这个必然性既然是瞎子，却妄图充当人们的向导，真是所谓“盲人骑瞎马，夜半临深池”了。

　　《人民日报》为纪念毛泽东冥寿而发表的几段话，应该是从“九篇文章”中精心挑选的。没有那种很尖刻的话，没有那种过分嘲骂的词句，应该是挑选的标准之一，而最具有理论色彩、最能体现毛泽东的理论水平，是挑选的另一个标准。这几段话中的“老爷们”，当然指王明、博古、张闻天等国际派。虽然没有那种很尖刻的词句，虽然与整体风格并不一致，但这番话仍然能让我们尝鼎一脔、窥豹一斑。读这些最具理论色彩的话，仍能感到毛泽东的愤火扑面而来，那种挖讽刺苦的姿态也十分清晰。

　　四

　　谈到毛泽东延安时期的理论活动，不能不说说《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对于这个著名的、产生了巨大影响的《讲话》，晚年胡乔木也有所评说。胡乔木说，这个《讲话》是他根据毛泽东的演讲记录整理成文的，那么他对这个《讲话》有特别的发言权。《讲话》讲于1942年5月。经胡乔木整理成文的《讲话》，最初发表于1943年10月19日的《解放日报》。胡乔木说：“《讲话》在收入《毛选》时，是作了一些修改。讲讲有哪些重要的修改，倒是很有意义。”又说：“这篇讲话基本上是毛主席自己改的，很认真，也同我谈过”。毛泽东的文章、讲话，1949年后编入《毛选》时，都有不同程度地修改、增删。毛泽东提出修改、增删意见，具体工作，则由“秀才班子”做。但这篇《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却是毛泽东亲自修改、增删，可见他对《讲话》的异常重视。如果把延安《解放日报》发表的《讲话》与编入《毛选》的讲话细细比对，可发现大大小小的修改，有数百处之多，或长或短的删节，也有数十处。这个《讲话》，由“引言”和“结论”两部分组成，“引言”部分较短，主要内容在“结论”部分，修改和删节也集中在“结论”部分。下面举几个“结论”部分被删除的例子。

　　在“结论”的第一部分，谈到“我们的文艺是为什么人的”时，说和共产党、八路军、新四军一起抗日的文化人中，可能有投机分子，还说了这样一句：“甚至还有敌人和国民党特务机关派来的挂着文艺招牌的奸细分子”，这句话在编入《毛选》时删去了。与这句话相隔不远，谈到有为地主阶级的文艺、有为资产阶级的文艺、有为帝国主义服务的奴隶文艺，还说了这样几句话：“还有一种文艺是为特务机关的，可以叫做特务文艺，这种文艺的外表也可以‘很革命’，但是实质却不出上述三种范围。”这几句话，在编入《毛选》时，删掉了。在“结论”的最后一部分，也是在文章快结束时，说到有许多党员一辈子也没有党员气味、只有离开党完事时，还说了这样一番话：“当然还有一种比这更坏的人，就是组织上加入的也是日本党、汪精卫党、大资产阶级大地主的特务党，但是他们随后又钻进了共产党和共产党领导的组织，挂着‘党员’和‘革命者’的招牌。”这番话，在编入《毛选》时，也删掉了。1943年10月，当毛泽东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公开发表时，是三次明确指出投奔中共的文艺人士中，有“奸细分子”；在延安以及其他中共占领区，存在着“特务文艺”和“特务党”。对此，胡乔木晚年有这样的解释：“整理过的稿子发表时，正在搞‘抢救运动’，搞出很多‘特务’，所以就把文艺界的‘特务问题’特别标出来。后来《讲话》再发表，就是收入《毛选》时，把这些关于‘特务’的话删掉了。”这些被删掉的话，在当时的“抢救运动”中，无疑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延安的“整风运动”发展为“抢救运动”后，便是挖出潜伏在革命阵营中的“特务”，特务无处不在，人人都疑似特务，因此，“搞出”了很多“特务”。这个过程是荒谬而残酷的。韦君宜先生晚年所写的《思痛录》，第一部分《“抢救失足者”》，就是回忆当年亲历的“解放区”的“抢救”情形。当时，韦君宜在绥德地委编《抗战报》。“抢救运动”开始后，组织上认为绥德师范学校潜伏着一个特务系统。做出如此认定的逻辑是：绥德地区由共产党接管时，有不少原国民党省立师范的教师留下来任教，这些人中，有一个暗藏的特务组织；这个特务组织在学生中发展特务；在校期间被发展为特务的学生，走出校门当然仍然是特务；走出校门的特务自然也要在社会上发展特务，因此，这个特务网络的覆盖范围，就不只限于绥德师范的校园，至少延伸到整个绥德地区。这样一来，就不仅绥德师范学校的师生人人皆有特务嫌疑，整个绥德地区，人人都可能是特务。这个判断一做出，绥德师范学校旋即被封锁，门口有了岗哨，禁止“闲人”出入。挖出一部分特务后，就在大礼堂开大会，令“特务”上台“坦白”。韦君宜回忆说，有一个“比桌子略高”的学生上台坦白，自称是“特务”；有一个学生上台说，特务组织交给他的任务，就是在厕所墙上画猥亵图画；另一个学生则上台坦白，说特务组织交给他的任务是用洗脚盆给大家打饭打菜……后来，又在学校的特务组织中挖出一个专施 “美人计”的“美人队”，队长是一名语文老师，队员则是许多女学生，口号是“我们的岗位是在敌人的床上”。挖特务从中学生挖到小学生，挖出了12岁的特务，挖出了11岁的特务，挖出了10岁的特务，最后，挖出了6岁的特务。随着运动的深入，国民党统治时期的工作人员留下来为共产党服务者，大部分成了“特务”。从外面投奔来的人，特务嫌疑更重，许多人成了“特务”。绥德是这样，“延安的情况比绥德更厉害”，鲁艺一位艺术家甚至全家自焚。韦君宜说：“如此天翻地覆地闹了一场，伤了许多人。结果呢？结果是在党内刊物上说是有两个案子是真的，还把那两案的情节重新发表了一次。一个是钱惟人案（从前的天津志恒书店创办人），这个案子不久又说也是假的。还剩下了惟一的‘真的’是蔡子伟案。可在建国之后不久的报纸上我就看到了这个人的名字，已经是一个负责干部。自然也是假案。这就是全部结果！”

　　在整风运动进入“抢救”阶段并“搞出很多‘特务’”时，毛泽东的《讲话》发表。胡乔木说，为了配合“抢救运动”，“所以把文艺界的‘特务问题’特别标出来”。这里的“标”字很费解。是演讲中本来就谈到了文艺界的“特务问题”，还是本来没有这些话而是在发表时特意加上的，不能做出明确的判断。依常理推测，是在1943年10月准备发表时增添上去的。1942年5月，延安文艺座谈会召开时，“抢救运动”还未开始，“特务问题”还未提上“议事日程”，毛泽东在演讲中强调“特务问题”的可能性不太。到了1943年10月，准备把《讲话》整理稿交《解放日报》发表时，“抢救运动”正如火如荼，大量“潜伏”的“特务”浮出水面，所以，才特意强调文艺界潜伏着“奸细分子”，他们搞的是“特务文艺”。所以，“特别标出来”的“标”，应该是增添的意思。还有，究竟是谁特别“标”出“特务问题”，也不明确。胡乔木回忆此事时，略去了“标出来”的主语。依常理，是毛泽东本人“标出来”的，但也有可能是胡乔木代为“标出来”的。演讲稿本来就是胡乔木整理成文的。当要拿出去发表时，毛泽东命胡乔木再做修改、润色，也完全有可能。自然，在交《解放日报》发表前，毛泽东必定要认真看一个遍，所以，即便这些话是胡乔木“特别标出来”的，也是得到了毛泽东的认可的。将文艺界的“特务问题”如此“特别标出来”者，将“特务文艺”如此特别提出来者，不管是毛泽东还是胡乔木，当文章以毛泽东的名义在中共中央机关报上发表后，它就意味着毛泽东对这一问题的公开表态。抗战开始后投奔而来者，几乎尽有特务嫌疑。而文艺界的人，都是抗战开始后投奔而来者，因此，搞“抢救”，文艺界无疑也是“重灾区”。《讲话》发表时，文艺界肯定也“搞出”了很多“特务”。以毛泽东的身份，特意强调文艺界潜藏着“奸细”，特意强调存在着“特务文艺”和“特务党”，既是对已有的“搞出特务”运动的认可，也是将这一运动狠推一把，使得这一运动更为迅猛，也更具有合法性。因为有了毛泽东这样的表态，应该有更多的人被当成特务“抢救”，或者说，有更多的人被“抢救”成特务。既然当年所有的特务案都是冤假错案，1949年后文章编入《毛选》时，毛亲自将这些当初发表时“特别标出来”的话删去，自在情理之中。

　　在编入《毛选》时，关于“特务”的种种说法，删得干干净净，这意味着在这一问题上观点的改变。更多的删节，则是观点并未改变，只是把那种过于直露的表达删除。例如，在“结论”的第三部分，说到一切文化或文艺都是属于一定的阶级一定的党时，还说了这样一番话：

　　……在有阶级有党的社会里，艺术既然服从阶级，服从党，当然就要服从阶级与党的政治要求，服从一定革命时期的革命任务，离开了这个，就离开了群众的根本的要求。

　　这番话在编入《毛选》时删掉了。文学艺术是有阶级性的，文学艺术总是为特定阶级和政党服务的，无产阶级的文艺应该为无产阶级服务，共产党领导下的文艺应该为共产党服务，质言之，文艺总是为政治服务的，共产党领导的文艺必须为共产党的政治服务——这是《讲话》的中心思想。日理万机的毛泽东，两次到文艺座谈会上讲话，就是要对文艺界传达这一思想，就是要令文艺界懂得这道理。毛泽东反反复复强调的，也是这意思。在编入《毛选》时，毛泽东对文艺的这种看法，或者说，毛泽东对文艺界的这种要求，并未改变。但是，多年之后重读这篇讲话，毛泽东可能觉得这些话说得太直白了，太单刀直入了，还是删掉好些，于是便把这番话删掉了。不过，对于我们来说，读了这些在《讲话》中本来有过后来又没有了的话，能让我们更精确地理解这《讲话》。

　　再举一例。在“结论”的第一部分，强调“我们的文艺”应该是为“人民大众”服务的，而工人、农民、士兵与小资产阶级，这四种人是“人民大众”，这时，还说了这样一番话：

　　……在这四种人里面，工农兵又是主要的，小资产阶级人数较少，革命坚决性较小，也比工农兵较有文化教养。所以我们的文艺，第一是为工农兵，第二才是为着小资产阶级。在这里，不应该把小资产阶级提到第一位，把工农兵降到第二位。

　　这番话，在编入《毛选》时删掉了。在强调“我们的文艺”应该为什么人服务这个“根本的问题，原则的问题”时，毛泽东其实遇上一点逻辑上的麻烦。从理论上说，从政策和策略的角度着眼，不能不把“小资产阶级”算在“人民大众”之列。把“小资产阶级”推到敌对阵营，在理论上和实践上都是不明智的。既然“我们的文艺”应该为“人民大众”服务，而“小资产阶级”也是“人民大众”的一部分，那就也是“我们的文艺”服务的对象。麻烦的是，“小资产阶级”与工农兵在“文化教养”上是有差别的，对文艺的需求也是不同的。一种文艺，要既为基本上是文盲的工农兵喜爱，又为“小资产阶级”接受，是很难的。其时革命队伍中的文艺工作者，基本上是“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他们会很自然地创作出为“小资产阶级”喜闻乐见的作品。既然为“小资产阶级”喜闻乐见，也算是为“人民大众”服务，这样的创作就也具有合法性。但这显然是毛泽东不愿看到的结果。于是，在把“小资产阶级”算在“人民大众”之列的同时，又强调不能把“小资产阶级”看得与工农兵同等重要甚至比工农兵更加重要。实际的意思是，“小资产阶级”虽然在理论上算作“人民大众”，虽然在政策和策略上不能不算作“人民大众”，但他们不应该是“我们的文艺”服务的对象。解决这一问题的关键，是让广大的文艺工作者转变立场。广大的文艺工作者在思想情感上、在观念意识上都抛弃了固有的“小资产阶级”品性而与“人民大众”融为一体，就自然会创造出不为“小资产阶级”服务而只为工农兵喜爱的东西。“结论”的第一部分，主要说的就是这个问题。但上面所引的那番话，不但太直露，“第一”“第二”之分也会带来逻辑上的自相矛盾和实践上的无所适从，所以编入《毛选》时被删去了。

　　五

　　人们通常认为，毛泽东和彭德怀之间，虽有不和，但也都是军事、经济方面的具体意见分歧，二人之间没有政治观念上的重大差异，更没有那种纯理论之争，因为彭德怀是一个没有理论兴趣也缺乏理论修养的“职业军人”。其实并不尽然。

　　师哲的回忆录《在历史巨人身边》，说到的一件事颇耐人寻味。师哲回忆说，1943年10月间，延安的整风运动已进入高级干部总结经验教训的阶段。在王明、博古等国际派占据领导地位时，高级干部绝大多数是执行了王明路线的。既然那时王明路线就意味着党的路线，高级干部执行这条路线就无可厚非。有的人是真心信奉王明路线，在执行时就更主动积极；有的人或许内心对这条路线不无怀疑，但在行动上却不敢偏离这条路线，只不过不十分主动积极。但很主动积极也好，不很主动积极也好，只要在一定程度上执行过王明路线，整风运动中都会成为罪状，都必须自我批判和接受他人的批判。即便不能与王明路线挂上钩，也不意味着平安无事。毛泽东的整风，主要整国际派，他为国际派制作的帽子是“教条主义”，也兼整周恩来、彭德怀这些虽非国际派但也曾与自己不一致的人，他为这些人制作的帽子是“经验主义”。在进入高级干部总结经验教训的阶段后，彭德怀奉召从太行山前线回到延安，参加整风。彭德怀此前的行状，与王明路线和“经验主义”都能牵扯上。师哲说，彭德怀回到延安后，就参加了八路军总部的整风运动。八路军总部还成立了一个整风“特别小组”，专门清算军事方面的“教条主义”与“经验主义”，而“主要是围绕‘百团大战’中的战略思想、战役中的成败与得失等等是与非的问题进行了讨论和评价”。由此可知，八路军总部的整风，主要是围绕“百团大战”做文章。当“百团大战”被视作是罪过时，彭德怀自然就成了罪魁祸首。1945年五六月间，在中共七大上，彭德怀做了专题发言，其中，“检讨了‘百团大战’的得失，承担了责任”。彭德怀自我批判的严厉和“深刻”，令师哲感动不已。师哲认为，这种风范“实在值得我们青年一辈虚心学习”。

　　彭德怀发言的两天后，师哲路遇毛泽东，两人边走边谈，有这样的对话：

　　主席首先问我：“彭德怀那天在大会上的发言你听了没有？有什么认识、有什么感想？”

　　我诚心诚意地回答：“他的发言我注意听了，觉得还好，谈到实质性的问题，作了自我检讨，承认错误的态度也是诚恳的……”我的话还未讲完，毛泽东就不高兴了，说：“但他承认错误的态度十分勉强，也难说他是心悦诚服的。”毛泽东的抢白，令师哲思塞语塞，但心里并不认可毛泽东的判断。师哲说：“大概主席从我的表情上察觉到了我的心思，于是又补充了两句：‘此人刚愎自用、目空一切。’这个话题没有再说下去，慢慢地转变了话题。”师哲进而说道：“所以‘七大’闭幕后，中央军委召开座谈会继续批评彭总不是偶然的。”

　　师哲感慨地说：“主席认为彭总高傲。有人说1959年在庐山会议上提意见，如果不是彭总，也不是那种硬性方式，可能结局会不同于此。这话也不无道理。”师哲的回忆，让我们意识到，彭德怀的悲剧，决非偶然，而是迟早要发生的。师哲的真正职业是俄文翻译，其时是毛泽东身边的许多工作人员之一。毛泽东竟然对一个身边工作人员如此评说彭德怀这样的高级干部，用他自己的话说，是“犯了严重的自由主义”。但这也说明毛泽东对彭德怀的怨恨实在很深。在历史上，毛彭之间并无重大利害冲突、权力过节。1935年10月，毛泽东还写下过“谁敢横刀立马？唯我彭大将军！”这样称颂彭德怀的诗句。后来，毛泽东却对彭德怀有如此怨恨，这原因何在呢？

　　李锐在《庐山会议实录》中说，1959年的庐山会议上，彭德怀上书毛泽东后，中共中央常委于7月31日和8月1日，开了两天常委会，会议由毛泽东主持，参加者有刘少奇、周恩来、朱德、林彪以及彭德怀、彭真、贺龙，黄克诚、周小舟、周惠、李锐四人旁听。两天的会，实际上是高层的彭德怀批判会，主要内容是算彭德怀的“历史总账”，主讲者是毛泽东，其他人也有批判的义务。毛泽东反复强调数十年间，彭德怀与自己的关系，是三七开，即三分合作、七分不合作，彭德怀则坚持五五开。毛泽东冷嘲热讽、声色俱厉，其他人的批判也必须严厉深刻。李锐说，在8月1日的会议上，朱德发言时“态度比较温和”，于是，“还没有讲完，毛泽东便将腿抬起，用手指搔了几下鞋面，说：‘隔靴搔痒。 ’弄得朱德脸一红，就停止了发言”。在两天的会上，毛泽东谈了许多问题，读来真是趣味无穷。但这里只说说8月1日会议上毛泽东的一番指控：

　　韩进（抗战时在华北局工作，做过彭德怀的秘书）跟你写一通，是封建主义思想，用你的名义发表申明。讲统一战线，“王子犯法，与庶民同罪”；“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还讲自由、平等、博爱，教育宗旨等等。“王子犯法，与庶民同罪”，是旧社会流行的成语，是封建主义骗人的，从古以来未有过的事。统治者与被统治者犯法不同，哪有什么同罪？这是不懂历史唯物主义，阶级斗争学说也不懂。孔夫子说“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也是在同一阶级朋友之间适用，对立集团不适用……

　　这一番话，毛泽东算的是抗战期间与彭德怀之间的理论旧账。抗战时期，毛泽东与彭德怀之间，不仅有军事观念、战略战术上的分歧，还有政治理念、经济思想等方面的不同。读《毛泽东年谱》，可知抗战期间毛泽东几次驳回彭德怀非军事方面的理论主张，纠正彭德怀非军事方面的理论“错误”。1943年5月1日，彭德怀给毛泽东送上了自己写的《论公营商店》一文，并附信道：

　　最近与华北来延某些干部谈及公营商店未得到解决，特别冀鲁豫、山东太岳问题更多些，即延安最近会议虽然解决了许多问题，但金融政策及公营商店似还欠明确方向，我写了一个《论公营商店》，请审阅，如无多毛病，请加以修改后，最好以社论名义发表。

　　毛泽东收到彭德怀文章后，将其交给贾拓夫，并附信道：“彭德怀同志写的这篇文章，在边区是否可行？应否与如何改变现在公营商店的方针、性质？请你研究一下，并和高（岗）、贺（龙）、陈云诸同志谈论一番，以其意见写出交我为盼。”这是在把彭德怀的意见交给分管这方面的人讨论，听取他们的看法，但是，毛泽东在信中又写道：“贸易公司就是公营商店，在此次高干会上是实现了彭文所指的方针的；其他机关、部队的商店，实是私营商店，不过以公营为名而已，要使这类商店实行彭文方针，似是不可能的，因它们是以为本机关、部队营利为目的，而真正的公营商店，是不以为自己营利为目的。”这实际上就是明确否定了彭德怀的文章，让贾拓夫等人去“谈论一番”，不过走走过场，好对彭德怀有个交待而已。但彭德怀的文章和信，肯定让毛泽东很不快，从他写给贾拓夫的信中，也能感到他的这种不快。彭德怀以八路军副司令员的身份写专文论 “公营商店”，已经有点思出其位了。中央刚开过高干会议，会上对彭德怀文章谈论的问题做出了决议。在毛泽东看来，彭德怀文章所提出的问题，在高干会上已经解决了。而彭德怀却认为高干会议的决议在此问题上“还欠明确方向”，这就在“思出其位”之外，更让毛泽东感到目中无人了。特别让毛泽东在意的，可能还是彭德怀信中“最好以社论名义发表”这句话。这样的措词、这样的要求，都有“犯上”和“僭妄”的意味。所谓“社论”，当然是指中共中央机关报《解放日报》的社论了。《解放日报》的社论，传达的是中央的声音、意志。通常，只有党的最高领袖才有资格将自己的个人文章作为党报的社论发表。彭德怀要求将自己文章作为党报社论发表，岂不是把自己等同于党的最高领袖？如果措词委婉些，例如说“不知能否以社论名义发表”，给人的感觉还好一点。可彭德怀是说“最好以社论名义发表”，这分明是上对下的口吻。如以社论名义发表便“最好”，也就意味着如不能如此，便“不好”或“不太好”……毛泽东的确有理由对彭德怀的文章和信生气，的确有理由对彭德怀做出“刚愎自用、目空一切”的判断。在1959年7月14日的庐山上，当彭德怀以国防部长的身份又一次就经济问题给毛泽东写信、又一次在经济问题上与毛泽东唱异调时，毛泽东一定想起了1943年的彭文与彭信。

　　六

　　1943年春，彭德怀就民主教育问题发表过一次谈话。这次谈话传到毛泽东那里，惹得毛泽东给彭德怀写了一封信，指出彭德怀观点的种种“错误”。彭德怀被打倒后，有关方面编了一本《毛主席对彭、黄、张、周反党集团的批判》，彭是彭德怀、黄为黄克诚、张乃张闻天、周指周小舟。这是一本供批判使用的 “内部材料”，其中以《批判彭德怀“关于民主教育的谈话”的一封信》为题，收录了毛泽东1943年6月6日写给彭德怀的这封信，是这本“内部材料”的首篇。现将这封信抄录如下：

　　你在两个月前发表的“关于民主教育的谈话”，我们觉得不妥。兹将我的意见列下。

　　例如谈话从民主、自由、平等、博爱的定义出发，而不从当前抗日斗争的政治需要出发。又如不强调民主是为着抗日的，而强调为着反封建。又如不说言论出版自由是为着发动人民的抗日积极性与争取并保障人民的政治经济权利，而说是从思想自由的原则出发。又如不说集会结社自由是为着争取抗日胜利与人民政治经济权利，而说是为着增进人类互相团结与有利于文化科学发展。又如没有说汉奸与破坏抗日团结分子应剥夺其居住、迁徙、通讯及其他任何政治自由，而只笼统说人民不应受任何干涉，其实现在各根据地的民主自由对某部分人是太大、太多、太无限制，而不是太小、太少与过于限制。故中央在去年十一月曾发布关于宽大政策的解释，强调镇压反动分子的必要。你在谈话中没有采取此种方针。又如在现在各根据地上提倡实行复决权，不但不利，而且是做不到的。又如说法律上决不应有不平等规定，亦未将革命与反革命加以区别。又如在政治上提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口号是不适当的，现在的任务是用战争及其他政治手段打倒敌人。现在的社会基础是商品经济。这二者都是己所不欲要施于人。只有在阶级消灭以后，才能实现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原则，消灭战争、政治压迫与经济剥削。目前国内各阶级间，有一种为着打倒共同敌人的互助。但是不仅在经济上没有废止剥削，而且在政治上没有废止压迫（例如反共等），我们应该提出限制剥削与压迫的要求，并强调团结抗日，但不应该提出一般的，绝对的阶级互助（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口号。又如说西欧民主运动是从工人减少工作时间开始，并不符合事实等。

　　你前说的“党内生活”已收到，俟研究后如有意见告你。

　　毛泽东

　　一九四三年六月六日

　　毛泽东只是罗列了各种不同意见，并未展开论述。从罗列的异议看，彭德怀在一系列重大理论问题和政治问题上，都与毛泽东意见不合。彭德怀是从人类社会的普遍原则出发谈论民主、自由、平等、博爱等问题的，而毛泽东则处处从现实的政治斗争出发考虑问题。从这封信也可看出，即便身处抗日前线，八路军副司令彭德怀关心和思考的也决不只是军事问题，他还关心和思考着人类社会的那些最普遍最基本的问题。把彭德怀视作一名“职业军人”，认为彭德怀只对带兵打仗感兴趣，真是一种误解。彭德怀的这种表现，多少让毛泽东疑心其心怀异志。在1943年的延安，毛泽东写这封信时，语气是和缓的。到了1959年夏季的庐山，毛泽东旧事重提时，就是另一种语气了。

　　毛泽东这封致彭德怀的信，值得注意的还有那种理论权威的口吻。到达陕北后，毛泽东发奋读理论书，刻苦作理论文，通过理论上的自我建设和对国际派的批判清算，通过整风运动，终于让自己成为党内唯一的理论权威。1945年5月14日至15日，刘少奇在中共七大上作《关于修改党的章程的报告》，从数个方面论述了中国共产党的特点，其中说：“第五，这是很重要的，就是我们的党，已经是一个有了自己伟大领袖的党。这个领袖，就是我们党和现代中国革命的组织者与领导者——毛泽东同志。我们的毛泽东同志，是我国英勇无产阶级的杰出代表，是我们伟大民族的优秀传统的杰出代表。他是天才的创造的马克思主义者，他将人类这一最高思想——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与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而把我们民族的思想水平提到了从来未有的合理的高度，并为灾难深重的中国民族与中国人民指出了达到彻底解放的唯一正确的道理——毛泽东道路。”报告强调“以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与中国革命的实践之统一的思想——毛泽东思想，作为我们党一切工作的指针”。报告对“毛泽东思想”做了全面的阐述，指出：“毛泽东思想，就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与中国革命的实践之统一的思想，就是中国的共产主义，中国的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就是马克思主义在目前时代的殖民地、半殖民地、半封建国家民族民主革命中的继续发展，就是马克思主义民族化的优秀典型。”这等于是在党的全国代表大会上以“决议”的形式确立了毛泽东至高无上的理论地位。

　　刘少奇在七大上的报告，编入《刘少奇选集》时，题目改为《论党》。读《论党》，我们知道，最先称毛泽东为天才者，并非林彪。

　　2013年11月14日星期四

　　注释：

　　（1）（19）（20）见李锐《庐山会议实录》，河南人民出版社，1999年6月第3版，第190页，第189页，第195页。

　　（2）这句话在1949年以前的各种版本中均有，1949年后编入《毛选》时删去了。

　　（3）见逄先知《关于党的历史文献编辑工作的几个问题》，载《文献和研究》，1987年第3期。

　　（4）（5）胡乔木：《关于党的历史文献的编辑和批判第三次“左”倾路线的“九篇文章”》，见《胡乔木回忆毛泽东》，人民出版社，1994年9月版。

　　（6）(12)(13)(14) 胡乔木：《驳第三次“左”倾路线的“九篇文章”和“历史草案”》，见《胡乔木回忆毛泽东》，人民出版社，1994年9月版。

　　（7）（9）胡乔木：《关于历史问题决议的草案》，见 《胡乔木回忆毛泽东》，人民出版社，1994年9月版。

　　（8）（10）胡乔木：《党的历史决议》，见《胡乔木回忆毛泽东》，人民出版社，1994年9月版。

　　（11）见《刘少奇年谱》，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年9月第1版，下卷，第661页。

　　（15）(16)胡乔木：《关于延安文艺座谈会前后》，见《胡乔木回忆毛泽东》，人民出版社，1994年9月版。

　　（17）韦君宜：《思痛录》，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1998年5月版，第19页。

　　（18）见《在历史巨人身边——师哲回忆录》，中央文献出版社，1991年12月版，第269—270页。

　　（21）见《毛泽东年谱》，人民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 12月版，中卷，第437—438页。

　　（22）见《刘少奇年谱》，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年9月版，上卷，第468—469页。

　　（续2013年第6期，全文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