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景贤这个名字，今天的年轻人很陌生了，但从“文革”过来的人，应该对这个名字很熟悉。徐景贤“文革”前是中共上海市委宣传部的一个小干部，“文革”开始后，成为造反派的头头，迅速获得张春桥、姚文元的赏识。造反的目的是夺权。徐景贤等人成功地夺取了上海的党政大权。“文革”期间，徐景贤先后任上海市委书记、上海市革命委员会副主任，是中共九届、十届中央委员会委员。“文革”后被判处有期徒刑18年，1992年保外就医，1995年刑满释放。从1992年至2002年，徐景贤以十年时间写成回忆录《十年一梦》。这本书，2003年由香港时代国际出版有限公司出版。有人说，《十年一梦》反思不够深刻。徐景贤的确没有把回忆录写成忏悔录。不过，回忆录的价值在于客观、忠实地叙述历史事件，在于准确细致地揭示历史隐秘。这方面，徐景贤做得很不错。所以，《十年一梦》，对于人们了解、认识、研究“文革”，是一种很有价值的资料。
《十年一梦》中，有一章叫《文化部长于会泳的升迁荣辱》，专写于会泳的事情。有一位年轻人读了这本书，对其中说到的几件事颇不解。
一件是，于会泳、浩亮、刘庆棠这三人，“文革”期间经常陪伴江青左右。江青与三人的关系太密切、太亲密，“人家在背后就有议论”。有一次，江青请乔冠华、章含之夫妇吃螃蟹，还请了文物局局长王冶秋，于会泳、浩亮、刘庆棠自然也作陪。席间，江青对乔、章、王三个客人说：“现在有人造谣说我有‘面首’，你们看，假如有‘面首’的话，就是他们三个。”于会泳将此事告诉了徐景贤。徐景贤查了《资治通鉴》，才弄明白“面首”就是“男妾”、“男宠”之意。徐景贤说：“江青敢于对乔冠华等人讲外面传的事，也说明她与这三个人的关系密切的程度。”而那位今天的年轻人则对江青竟然在饭局上说这种话困惑不已：江青是第一夫人啊！以第一夫人之尊，居然在宴席上坦然说起这种事，实在不可思议。
另一件，是于会泳在胶东老家写的一张字条，“文革”中居然成为问题。徐景贤说，因为于会泳对“样板戏”贡献很大，1968年，张春桥提议于会泳当上海市革命委员会常委。当常委，要进行历史审查，并上报中央批准。在对于会泳进行审查时，在他的档案袋里发现一张小小的纸条，是1947年于会泳在山东老家参加革命时写的。这张字条“内容有问题”。这个发现令徐景贤“很吃惊”。而那张字条居然进入于会泳的档案袋，伴随着于会泳到了上海，并且在“文革”时成为“问题”，则令今天的那位年轻人“很吃惊”。
江青在饭局上当着疑似面首者的面谈论“面首”问题，令今天的年轻人惊讶，这一点姑且不论。这里，先谈谈于会泳档案袋中的小字条问题。
一
于会泳1977年8月即“畏罪自杀”，以喝来苏水的方式结束了他的戏剧人生，没能像徐景贤一样留下一部回忆录，是十分让人遗憾的。关于于会泳的资料，散见于一些谈论“文革”和“样板戏”的文章、书籍中。专门论说于会泳的书，只有戴嘉枋的《走向毁灭——“文革”文化部长于会泳沉浮录》，此书1994年4月由光明日报出版社出版。此外，戴嘉枋还著有《样板戏的风风雨雨——江青·样板戏及内幕》一书，1995年4月由知识出版社出版。除一些零散的资料外，本文多处参考和借助了戴嘉枋的这两本书，这是需要特意说明的。
1925年6月，于会泳出生于山东乳山县一个农民家庭，幼年丧父，由寡母拉扯成人。这地方，抗战时期是中共的“抗日根据”；抗战结束、内战重开后，又是中共的“山东解放区”。于会泳自小酷爱胶东地区民间音乐和京戏，很早就无需人传授而学会了拉二胡、吹笛子、弹三弦，表现出很不一般的音乐天赋。后来是他成为江青“搞样板戏”和“文化革命”时不可或缺的助手、打手和突击手，实在不能说纯属偶然。某种意义上可以说，当年幼的于会泳开始迷恋民歌、秧歌、大鼓和京戏时，他的命运就已经决定了。于会泳在家乡上了八年学。离开学校后，也曾像许多山东先辈一样，踏上了闯关东的路。在鸭绿江边的集安，于会泳在一家酒厂当了两年学徒。因不堪生活的困苦，1942年春，于会泳回到了胶东家乡。而这时，胶东已成为中共的抗日根据地。因为于会泳读过八年书，一回来，就被安排到小学教书。这期间，中共创办的刊物《胶东文艺》刊出征歌启事，于会泳寄去了一首自己创作的歌曲。歌曲虽然未被采用，但却收到一封回信，写信者是在解放区颇有名气的作曲家陈志昂。陈志昂热情地肯定了于会泳的音乐才华，并鼓励他到中共的胶东文工团工作。陈志昂的建议，给于会泳指明了人生的方向，当然，也可以说指引于会泳踏上了通向“毁灭”的第一级台阶。
于会泳步行三天，走了三百多里，在莱阳墄外找到了正在劳动英雄大会上演出的胶东文工团。尽管文工团正准备裁员，但团领导还是被于会泳的诚意和才华所感动，破例录用了他。
地处胶东半岛东北端的烟台，日军一撤出，中共军队“近水楼台先得月”，立即占领了这座港口城市，并建立政权。按照盟军总部的指令，只有国民政府才有资格接收日军交出的城市，中共占领烟台被视为非法。为此，中共与美军之间闹了一场小小的纠纷。美军军舰于1945年10月1日驶抵烟台海面，要求中共撤出烟台，允其登陆。已经到手的东西岂能轻易放弃。10月6日，叶剑英以第十八集团军参谋长的名义发表声明，表示决不交出烟台，决不允许美军登陆。声明说：“如未经与我方商妥，竟然在该地强行登陆，因而发生任何严重事件，应由美方负其全责。”同时，“驻烟台市的八路军也在当地人民支援下，严阵以待，做好了保卫烟台的准备。”既然中共态度如此强硬，美军也就作罢，军舰又开走了。抗战结束后，海运到烟台的联合国善后救济总署救济中国的物资，因内战爆发而无法运往他处，于是任由中共处置。戴嘉枋在《走向毁灭》中说：“这时为了在运动战中，保证这批物资在解放军撤离后不陷入敌手，山东兵团前敌指挥部决定：除绝大部分物资疏散分存到农民家中代为保管外，余下的全部发给部队和解放区各级机关人员。于是，这时驻扎在烟台近郊的胶东文工团，每个人也都分到了一大包东西。”分到手的东西，有毛料衣服，有呢子衣料，有毛线，有罐头，有奶粉，有毛毯……不仅对于于会泳，恐怕对于绝大多数人，这些东西，都是生平第一次见到，也是生平拥有的最大一笔财富。
不久，国民党军队进攻中共胶东解放区，中共军队进行“战略转移”。每人带着一大包东西转移，当然不可思议。于是，上级命令每人都把分到的东西挖坑埋藏起来。于会泳一定是边挖坑边思念着家中的母亲。自己这一转移，能否活着回来，还真说不定。母亲守寡把自己拉扯大，不容易。这些东西如果能够送到母亲手中，那算自己多少尽了一点孝心。自己如果很快活着回来，当然可以把这包东西取出，再想法送回家。但是，如果自己长期不回来甚至永远回不来，那这包好东西就会化作泥土。当然，还有一种可能，就是被很快会打过来的蒋军发现。如果发现这包东西的蒋军能将它送寄给自己的母亲，那该多好！光把东西寄给母亲还不够。自己说不定再也回不来了。母子说不定再不能相见了。还应该给母亲留一张照片。发现这包东西的蒋军士兵，即使不能把东西寄给母亲，希望他们至少能把照片寄到母亲手中，这包东西，就算是寄照片的酬劳吧。坑挖好了，于会泳掏出纸笔，要给可能发现这包东西的蒋军士兵留下一张字条。怎么称呼蒋军呢？就称“蒋军弟兄”吧。于是，于会泳写下了这样一张字条：
蒋军弟兄们：
你们见到这些东西时，我可能已经与世长辞了。我家里只有一位年迈的老母亲，你们如果还有点人性的话，请把这些东西寄到我的家里，我在九泉之下也将感激不尽。即使把我的东西拿去也不要紧，但要把我的照片寄我的母亲留作纪念（照片后写有我家的地址）。
于会泳这样做，并非突发奇想，应该是受了其时中共为动摇蒋军军心而留的标语口号的启发。中共军队在撤离胶东半岛前，在墙上树上，在能写字的地方，留下了许多标语口号，地处胶东半岛西北部的山东省龙口市档案局，还保存着部分当时的标语、歌谣，这里聊举几例。
例一：“吃些饿肚饭，穷的稀糊乱，行军担重担，打仗命玩蛋，蒋军弟兄们，遭罪到哪年？”
例二：“太阳落在西山下，草头将军快要垮，一年被灭一百多万，二百将军被活捉，全面反攻已开始，蒋军弟兄早想法。”
例三：“蒋军三策：三十六计跑为上策，战场开火缴枪中策，盲目服从死为下策。”
例四：“马到悬崖收缰晚，船到江心补漏难，深入内地来作战，必中八路口袋计，蒋军弟兄别受骗，莫拿性命耍儿戏。”
例五：“此处不留爷，终有留爷处，处处不留爷，爷爷投八路。 ”
这些标语，正是中共以官方的名义留给蒋军的“大字条”。完全可以认为，正是这些“大字条”启发了于会泳，让他生出也给蒋军留张小字条的主意，就连“蒋军弟兄”这种称呼，也是对官方标语的模仿。
二
但这张小字条并没有放进包中。据戴嘉枋《走向毁灭》中说，字条写好后，于会泳又有了犹豫，不知这样做是否合适。这时，文工团教导员张显恰好走了过来。于会泳便递上字条，问这样做是否可以。教导员当然是文工团最能代表党、代表组织之人。于会泳把字条递给张教导员，其实就是在向党、向组织请示，请党和组织把关。如果党和组织认为但做无妨，那于会泳就坦然将字条塞进包中；如果党和组织认为此法不妥，那于会泳把字条撕了，就算什么都没有发生。于会泳太天真了。他不知道，字条只要到了党和组织手里，他就再也没有机会撕它了。张显教导员接过字条，一眼扫过，当是满脸阴云。教导员认为这样做不好，但也并没有把字条还给于会泳，他应该是很郑重地把字条塞进了自己的口袋。于会泳当然没有在意。这样做不好那就不做呗。他以为事情至此就结束了。于会泳太天真了。字条进入教导员的口袋，就意味着不是事情的结束，而是事情的开始。
“蒋军弟兄”已大兵压境。文工团在埋好各人的包包后就分散转移。数月后，局势稍稍缓和，文工团成员又汇集一起。这时，党和组织要处理于会泳的字条问题了。在文工团全体大会上，于会泳由两个持枪民兵押到众人面前。领导在严厉谴责了于会泳写字条的行为后，宣布对其隔离审查。戴嘉枋《走向毁灭》中说：“整整一个月，于会泳在协会的一间柴房里写检查。没人看守，他很自觉地大门不出。他是感到羞耻，没脸见人，除了上厕所，没日没夜地躲在那间逼仄的柴房里。”其实，于会泳除了羞耻，也有理由委屈的。那张字条，并没有丝毫政治上变节的表现，就连口气，也是不卑不亢的，并没有乞求、哀求的意味。更重要的是，塞字条并没有成为事实。在把字条塞进包中前，于会泳主动向党和组织做了请示，主动请求党和组织把关。不是说对党要忠诚老实吗？不是说要相信组织、依靠组织吗？不是说革命战士对党和组织不应有丝毫隐瞒吗？于会泳忠诚了。于会泳老实了。于会泳相信了。于会泳依靠了。于会泳坦白了。就算留字条这想法不对，充其量也就是批评教育吧，怎么就处置得如此严厉呢？……这样的委屈，于会泳可能没有。想要给“蒋军弟兄”留条，表现了于会泳“政治觉悟”不高。但于会泳在隔离审查的柴房里，要能产生委屈感，则需要另一种“政治觉悟”。这样的“政治觉悟”，那时的于会泳也没有。没有人知道这次隔离审查期间，二十出头的于会泳是否产生过自杀的念头。反正，30年后，在另一次隔离审查中，在北京阜成门外的那间房子里，五十出头的于会泳产生了自杀的念头，并且付诸实施。
隔离审查一个月后，到了做结论的时候。在主要领导中，有的主张给予于会泳政治处分，有的则认为于会泳毕竟既不是党员也不是干部，只是一个参加革命时间不长的普通文工团员，错误的性质也不能说很严重，不必给予处分。最后，决定对于会泳免予政治处分，但调离文工团，到《胶东文艺》编辑部打杂。其实，这些领导真应该态度再严厉些，立场再坚定些，原则性再强一些，坚决给予于会泳政治处分，或者干脆将他赶出革命队伍，那样，就不会有“文革”红人于会泳了，倒真正是挽救了他。
调离文工团，到刊物打杂，对于刚投身革命的于会泳，也算是严重的打击了。他肯定以为，事情至此，应该算是结束了。结论做出来了，从文工团员变成刊物打杂者了，事情总该过去了。实际上，事情只是暂时过去了。那张没有放进大包包中的字条，却放进了一个小袋袋——他的档案袋。于会泳刚参加工作，档案刚刚建立，档案袋应该是很瘦瘪的。这一张字条放进去，这小袋袋就很有分量了。
要到很多年以后，于会泳才知道那张字条进了自己的档案袋。此刻的他却并不知晓，因为按照惯例，什么东西进档案袋，是不让本人知道的。自己的档案袋里有些什么，自己永远不清楚。如果有人以为自己是自己档案袋的主人，那就是犯糊涂。档案袋的主人是组织。你对自己的档案并没有知情权，你根本无权过问别人往那袋袋里塞了些什么，你还好意思说自己是那袋袋的主人？那装着些不同质地、不同颜色、不同规格的破纸烂页的小袋袋，是有生命的。它蜷伏在某个阴暗角落里，平时仿佛死了一般，但在某个时刻，它会突然醒来，狠狠地咬那“本人”一口。曾几何时，有多少人因为档案袋里的破破烂烂的一张纸、歪歪扭扭的一句话，而艰难竭蹶，而穷愁潦倒，而才华不得施展，而人格任人凌辱。
那张纸条进入于会泳的档案袋，是1948年春的事。文工团不算是要害单位，而这时的于会泳，也还不是党员，不是干部，只是普通一兵。对于一个并非要害单位的普通一员，都建立了如此严格、规范的档案，可见在这时候，中共的档案制度已经十分健全、成熟。
中共十分重视革命队伍的“纯洁”，档案制度的建立和迅速健全、成熟，都与重视“纯洁”的观念有关。中共党史上，有过多次整党和党员重新登记。最早的一次，在井冈山时期，那一次，不叫“整党”，叫“洗党”。 “洗”者，淘洗、清洗、洗刷之谓也。收入《毛泽东选集》的《井冈山的斗争》一文，是毛泽东于1928的11月25日代表红四军前委写给中共中央的报告，在“党的组织”这一部分，毛泽东写道：“革命高涨（六月）时，许多投机分子乘公开征收党员的机会混入党内，边界党员数量一时间增到一万以上。支部和区委的负责人多属新党员，不能有好的党内教育。白色恐怖一到，投机分子反水，带领反动派捉拿同志，白区党的组织大半塌台。九月以后，厉行洗党，对于党员成份加以严格的限制。永新、宁冈两县的党组织全部解散，重新登记。党员数量大为减少，战斗力反而增加。”“洗党”的前提，是党员发展过速。毛泽东率秋收暴动残部上井冈山后，大搞土地革命，同时公开建党，以“拉伕”的方式扩大党的队伍，很快发现党的组织严重不纯，于是决定把党狠狠地洗一洗。永新、宁冈两县，是井冈山根据的腹地，所以成为洗党的重点区域。在这两县，洗党的方式是将现有的党组织全部解散，重新登记，而在重新登记时“对于党员的成份加以严格的限制”。所谓限制“成份”，重要的一点，是严格控制知识分子入党。
余伯流、夏道汉所著的《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研究》一书，说到了这次“洗党”的情形。限制知识分子入党的观念，并不是在决定洗党时产生的。在决定大量“征收”党员前，毛泽东就做过限制知识分子入党的指示。1927年11月上旬，毛泽东在宁冈茅坪附近的象山庵召集宁冈、永新、莲花三县党组织负责人开会，部署打土豪、分田地和发展党组织等问题。与闻其事者回忆说：“我记得是：毛主席说，现在各县要抓紧时间重建党的组织，目前，党组织的情况是工农分子太少，知识分子太多，所以党组织不巩固，革命不坚定。”可见，后来在洗党中限制知识分子的做法，是在以“拉伕”的方式“征收”党员前就确定的。
三
毛泽东1928年秋在井冈山根据地进行的“洗党”，是中共党史上第一次整党运动。这次“洗党”，与蒋介石1927年4月发动的“清党”，有着重大关系。蒋介石的“清党”，使得井冈山地区的中共组织也遭到严重破坏，党员数量大减，这样，才有1927年11月开始的扩党运动。
1928年10月5日通过的《湘赣边界各县党第二次代表大会决议案》中，强调了“洗党”的必要性：“党的组织扩大，完全只注意数量的发展，没有注意质量上的加强。党与阶级没有弄清楚，而只是拉伕式的吸收办法……其结果必变成不能斗争的党。”蒋介石的“清党”，使中共党员大减；党员大减使得中共以拉伕的方式扩党，这又使党严重不纯，于是，中共也不得不“洗党”。可以认为，毛泽东1928年9月的 “洗党”，是对蒋介石1927年4月“清党”的仿效。既然蒋介石已经用了“清党”这个说法，毛泽东就不能也用这个词，于是易“清”为“洗”。
由于情形毕竟不同，毛泽东的“洗党”与蒋介石的“清党”，在方式上也有异。《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研究》一书中，引录了几份“洗党”的材料，下面也作些节录。
朱开卷在 《宁冈区乡政权和党的建设》中回忆说：“那时担任我区洗党工作的主要负责人是陈东日。1928年6月，全县有一千多党员，大陇区有四百多。洗党先是支部开始。陈东日到各乡的支部里与支部书记和两个可靠党员研究，研究哪些党员不符合条件应该洗刷，哪些党员不应该洗。我们这个区共洗掉两百多个，剩下一百多个。剩下的党员重新立过表，由各支部造花名册送到区政府，由区政府立总册，送一份给县委。我这个支部有60个党员，洗党以后只剩下20多个。凡是有亲戚在国民党反动派办事的、当兵的，不服从指挥的，不愿干革命的，社会关系不好的，就尽量洗刷。洗刷的党员不宣布也不通知，开会不叫他参加，重新立过党员花名册。对犯错误的党员有几种处分：警告、留党察看、开除党籍。 ”这让我们明白，在这时的“洗党”中，本人的政治表现不是唯一的审查标准。本人表现再好，如果“社会关系不好”，也在洗刷之列。更让我们明白，这次“洗党”中，比较严格、正规的登记制度开始建立。
时任宁冈县委组织部部长的刘克犹在《回忆宁冈县的党组织》中说：“八月失败以后，我从县委调到四区大陇区委，那时大陇正在洗党，当时红军里派了一个叫何特凡的来负责领导洗党。那些不愿意干革命的，又不做革命工作的人，事先就派党员去帮助他们改正错误。通过党员大会，宣布他们的错误事实，进行洗党，在党员的花名册上取消名字。不通知他本人，也不通知他开会，也不给他任务，以后被洗掉了的党员自己也会明瞭，洗党以后重新造册登记，凡是农民党员都发了党员证，知识分子入党不发（须上级批准）。 ”
可以认为，中共对革命队伍中个人档案的重视，是从井冈山时期开始的。至于档案记录，则似乎并无明确的规章可循。有一些材料是一定要进档案的。但在按规定必须进档案的材料之外，什么东西进档案，则具有很大的随意性、灵活性。档案的具体掌管者，是各单位的领导和组织、人事、干部部门。所以，一个人，在什么单位、遇上什么样的领导，往往很重要。虽说全党全军全国一盘棋，但在不同的单位，人的际遇常常也相差甚大。犯了同样的“过错”，出了同样的“问题”，在这个单位，也许就记入了档案；在另一个单位，则可能不留下任何痕迹，也就没有任何后患。正因为什么东西进档案有着很大的随意性和灵活性，正因为档案里有什么对本人保密，所以，对那“本人”来说，自己的档案有着强烈的神秘性，仿佛是阎王手里的生死簿。于会泳打算给“蒋军弟兄”看的那张字条，没有政治上变节的意味，甚至也没有丧失人格尊严的表现，完全可以不进入档案。不进入档案，那张字条就永久消失了。然而，这张字条却像一条毒蛇，从领导的手里钻进了于会泳的档案袋，于是，每到关键时刻，这条蛇就显出它的威力。于会泳没能挺过“文革”后的隔离审查，与在档案袋里生存了30年的那张字条，应该也有关系。
刘顺元在上世纪五十年代曾任中共江苏省委书记，“文革”后曾任中纪委副书记。在投身中共前，刘顺元曾是国民党员，并当过国民党山东省委委员。丁群所著的 《刘顺元传》中说，1934年9月，刘顺元被中共党组织派赴上海，任中共上海局组织干事。组织部管事的，只有部长和干事两人，干事就相当于副部长了。这样的职务，使得刘顺元能够查阅干部档案。丁群写道：“在阅读干部档案的过程中，刘顺元发现自己的一份干部登记表上面，歪歪斜斜地批了一行字：‘此人曾是国民党省委。’刘顺元心里一惊，这件事组织上还这样注意呀！”曾任国民党省委委员一事被记入了档案，此事刘顺元一直不知，尽管此前他已是中共高级干部。如果不是恰好有可能看自己的档案，也许此事他就终身不知。1933年初，以博古为首的中共中央从上海迁往瑞金，同时在上海成立中央局。上海中央局实际掌管整个国民党统治区的党务。来上海前，刘顺元是中央特派员兼陕南特委书记。他在上海中央局看到的自己的档案，并不是从陕南转来的，而是本来就在上海。中共中央虽然迁到了瑞金，但原由中央组织部掌管的高级干部档案不可能带走，所以，上海中央局组织部的档案，就是原来中央组织部掌握的档案。刘顺元看到档案中有不利于自己的记载，他本可以想法处理掉的。处理掉了，也是神不知鬼不觉的。刘顺元是光明磊落、顶天立地的汉子，不屑于干这样的事。但干这样的事者，也曾经不乏其人。想办法看看自己的档案，如有不利记载则处理掉，对于有些人来说，并非做不到的事。
档案制度的进一步完善，是在延安时期。1938年8月25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做出了《关于巩固党的决定》。这个决定强调，抗战开始后，党获得了很大的发展，而要完成“党的政治任务”，就必须从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巩固党”。 做出“巩固党”的决定，有着一个前提，即党组织对新老党员的历史表现，都很不清楚。抗战开始后，大批国统区青年学生投奔延安，其中许多人要求加入中国共产党，而中共也敞开大门接纳他们。正如有关研究者指出的，十年内战期间，国统区的中共组织遭到严重破坏，不少党员被杀害了，不少党员叛变了，不少党员正在国民党的监狱中和反省院里，剩下的多乎哉？不多也。抗战初期，中共的党员集中在军中，但总数也只有几万人。党员队伍亟需扩大，于是，“拉伕”式的发展方式，又被用上了。党员人数剧增后，队伍是否纯洁又成了毛泽东等中共领袖牵肠挂肚的问题。新党员的历史需要严格审查，老党员的历史往往也成了谜。从根据地“战略转移”到陕北，那些档案资料基本上没有带过来。一路上越峻岭、涉大河、爬雪山、过草地，一路上东奔西突、东躲西藏，一路上吃树皮、啃草根，绝大多数人连命都没能保住，少数到了陕北的人，哪里可能把那些纸袋袋带过来。当然，还是带过来一点档案资料的。据有关研究者考究，中央红军到达陕北后，带过来的档案文件有50多斤。这50余斤，当然都是中央最核心、最重要、最机密的东西，至于广大官兵的档案资料，则应该在正式开始转移前就毁掉了。国统区的党组织，十年间也遭到严重破坏，党员的档案资料，要么落入敌手，要么也化成了纸灰。新老人员的历史，党都不了解，组织部门都不清楚，对于中共这样的政党来说，这是绝对不能允许的，所以要进行全面而严格的政治审查。
四
审查以多种方式进行。本人自述当然是要有的，但本人自述是不可轻易相信的。要求本人自述之外，还要进行公开调查。与公开调查同步进行的，还有秘密调查。秘密调查也不只一种手段，其中之一，是在各单位安插“网员”。“网员”的公开身份是单位的工作人员，秘密身份则是组织部门、保卫部门、安全部门派遣的情报员。“网员”以灰色的政治面目与同事相处，在日常生活中、在轻松随便的闲聊瞎扯中，了解同事的历史表现、思想现实等情况。后来与于会泳关系密切、对于会泳命运产生重大影响的江青，延安时期就当过“网员”。《文史精华》2007年第8期发表了杜超的 《调查江青的人——许建国的悲剧》，许建国就是安排江青当“网员”的人。许建国1938年在延安任中共中央保卫委员会委员、保卫部部长。江青于1937年8月到延安后，也受到严格的政治审查。江青把时任中共北平市委主要负责人的黄敬作为自己历史清白的证明人。有黄敬这样的党内高干担保，江青很快获得组织的信任。1938年4月，鲁迅艺术学院成立，中共中央保卫委员会当然要向鲁艺派遣“网员”，演员出身的江青成为“网员”之一。江青被安排在戏剧系，公开身份是指导员。保卫部长许建国直接与江青联系。许部长要求江青每周秘密报告一次。但江青“网员”的使命完成得并不好，许建国部长对其很不满意。当“网员”要求朴素、低调；要尽量不显山露水；要尽量淡化言行的政治色彩；要尽量让别人多说而自己微笑着聆听；对别人的话不能表现得太感兴趣，也不能表现得不感兴趣；要让别人对你毫无戒备。这些都与江青的理想和个性水火不相容。江青有自己的追求，岂能让一个“网员”的身份误了终身。江青不放过任何一个出风头的机会，尤其喜欢往毛泽东等要人居住的地方跑。每周一次的汇报，也总让许建国部长失望。延安时期任中央军委机要科科长兼毛泽东秘书的叶子龙在回忆录中也说，许建国曾严厉地批评江青：“江青同志，你作为一名网员，不能够太活跃，不能够到处拉关系，要表现得一般，以灰色面貌出现，这样才能接近各种类型的人，才有可能从中了解情况。你老是出风头，又那么爱和中央首长接触、联系，谁还会和你接触，告诉你情况呢？ ”
延安时期定型的档案制度，此后一直延用。胶东文工团团员于会泳的那张字条，写于1947年，其时档案制度已经定型，那张字条进了于会泳的档案袋，也就不难理解。
1965年，时为上海音乐学院教师的于会泳，受到江青的青睐，开始成为江青“搞戏”的得力助手。于会泳被抽调到市里专门“搞戏”的班子里工作，时常与江青接触，颇受江青“关爱”。江青给于会泳送营养品、送药品，这让于会泳受宠若惊。而受宠若惊的同时，往往是得意忘形。当然不是在那对自己施宠者面前得意忘形，而是在那些不能也同样受宠者面前忘乎所以。在江青面前受宠若惊的于会泳，每次回到学校，都在同事、领导面前盛气凌人，不失时机地吹嘘自己如何得江青之宠，甚至以居高临下的口气教训校领导。于会泳在学校的趾高气扬，令当时的上海音乐学院党委书记钟望阳极其反感。钟望阳三十年代初在上海参加左翼文艺运动，是颇有点影响的儿童文学作家，出版有儿童小说 《小癞痢》、《小顽童》和长篇童话《新木偶奇遇记》等。钟望阳1937年加入中共。1949年，钟望阳回到上海，任上海市公安局人事处处长、副局长。“潘汉年、杨帆反革命集团案”发生后，钟望阳也失去了党的信任，被调离公安系统，先是在上海市文化局当副局长，后又到上海音乐学院当党委书记。钟望阳书记觉得这于会泳不但在学校同事面前不可一世，甚至不知不觉间已不把校党委放在眼里。这令钟书记怒不可遏。你于会泳本来就是我音乐学院的一名教师嘛，本来是我这个党委书记掌中的泥团嘛，本来我想怎么修理你就怎么修理你、想怎么搓揉你就怎么搓揉你嘛，本来你见了我如老鼠见了猫嘛……现在，你攀附上了第一夫人，就敢把音乐学院踩在脚下了？就敢藐视学校党委了？就敢不拿我这个党委书记当回事了？……钟望阳书记越想越气，气愤之余，是后悔，后悔当初同意了于会泳到市里专门“搞戏”的班子工作。后悔之余，是想主意，想把于会泳从江青身边弄回来的主意。向市委宣传部打报告，强调于会泳有严重政治问题、不适宜在市里“搞戏”，尤其不适宜经常接触江青这样的中央首长，是钟望阳书记想出的主意。于会泳现实的政治表现，当然由钟望阳说了算。如果还能发现一点于会泳的历史问题，那就太好了。于是，钟望阳决定查阅于会泳的档案。那时代，好人整坏人，坏人整好人，坏人整坏人，不好不坏的人整不好不坏的人，都会想到这一招。于会泳的档案，钟望阳书记不看则己，一看便喜——当那张小字条被钟书记拿在手里时，他那手可能兴奋得有些颤抖。这个姓于的居然有如此劣迹！这事要在全校公开，你于会泳就老鼠过街了，就一落千丈了，就人见人恨了。
钟望阳是老革命、老公安，是懂政策、知分寸的。这字条当然不能轻易公开，但向上级反映这一重大发现，则不但是校党委的权利，更是校党委的责任和义务。于是，钟望阳以音乐学院党委的名义，向市委宣传部打了报告，要让于会泳退出那专门“搞戏”的班子，回到学校，而档案袋里的那张字条，当然是重要的理由。钟望阳书记以为这份报告一上去，于会泳便会立即从云端跌落下来，但等啊等，却一直没有消息。报告的如泥牛入海，自然令钟望阳心慌意乱。他知道自己低估了于会泳在江青、张春桥心目中的分量，他知道自己并没有准确地判断于会泳与江青、张春桥的关系。这里面的水到底有多深，钟望阳这个老公安也摸不清、看不准了。
事实上，上海音乐学院党委的报告，一到张春桥手里就被押下了。“京剧革命”，已成了全党全国的头等大事，毛主席亲自关心，周总理亲自抓。在这头等大事上，北京已走在了上海的前面，中国京剧院的《红灯记》和北京京剧团的《沙家浜》，已经红翻了天。但毛主席、江青同志对上海是寄予厚望的。江青同志把上海作为她“搞戏”的“基地”，就说明她对上海何等重视。上海的责任太重了。上海要真正成为“基地”，要做到不辜负毛主席和江青同志的希望，就要尽快“搞”出几个好戏。而“搞戏”、“搞京剧革命”，需要“人才”。于会泳能被江青看中，能受江青宠爱，说明他是这方面的“人才”。眼下，这样的“人才”太宝贵了。别说是那样一张小字条，就是有更严重些的过错，张春桥也会对于会泳进行保护的。不保护于会泳，还真找不到可取而代之者。本文开头说到徐景贤回忆1968年讨论于会泳的市革命委员会常委资格时，负责组织工作的人把小字条问题提了出来，徐景贤很吃惊，但张春桥却若无其事：“张春桥马上接口，一点儿不吃惊，轻描淡写地说：‘这事我知道。一九六六年上海音乐学院学生到北京去揪于会泳，这也是一个由头。这封信后来没有成为事实嘛。’”这让徐景贤明白，张春桥提名于会泳当常委时，已经知道有那张小字条存在了。而张春桥正是两年前从上海音乐学院党委的报告中知道的。
五
徐景贤回忆说，一看张春桥的态度，自己马上附和：“我在会上发表了意见：‘我看，问题不大。主要看于会泳现在的表现。’我是负责文化文教这条线的，张春桥和我这么一表态，其他市革会领导成员谁也不反对。市革会组织组就把于会泳列入名单。我还告诉他们：‘上报中央审查的时候，不必写上纸条的事情。’在张春桥和我的保护下，于会泳当上了上海市革命委员会常委。以后，张春桥和我又提名他当‘九大’代表。”从徐景贤的回忆中，我们可以判断，徐景贤等其他的市委领导，根本就不知道上海音乐学院党委向市里打报告一事，根本就不知道音乐学院党委曾向市里揭发于会泳历史问题并要求让于会泳回到学校，这说明，张春桥根本就没有把音乐学院党委的报告通报其他领导成员。
于会泳当市革委会常委是1968年的事。1966年的时候，于会泳还有一劫。1966年9月，“文化大革命”已如火如荼。据戴嘉枋在《走向毁灭》中说，上海音乐学院党委组织部和人事科的干部也起来造反了。他们是掌管全院教职工档案的人。他们拍案（档案）而起，公开了一部分档案材料，以示对“红卫兵”革命行动的支持、配合。他们以大字报的方式公开这些档案材料。在一张题为《请看革命叛徒于会泳的真面目》的大字报中，于会泳写于1947年的“告蒋军弟兄书”被全文引录。在1966年9月的时候，这样的一张大字报的爆炸效果，是不难想象的。用当时的常用语说，革命群众的肺都气炸了。在这张大字报出笼前，于会泳已被学院造反派揪回了学校、关进了牛棚，已经被斗得魂飞魄散。大字报出笼后，革命群众当然要对于会泳进行新一轮的批斗，但于会泳却从牛棚到了北京。原来，“中央文革小组”恰在这时来了指令，要上海的《智取威虎山》和《海港》剧组于10月初启程赴京公演，于会泳也在赴京者之列。音乐学院的党委和革命群众，都不肯放于会泳走。他们顶了十多天，无奈江青亲自命令上海市委必须把于会泳安全送到北京，音乐学院党委才不得不同意放人。党委同意，革命群众却并不同意。这样罪大恶极的人，怎能让他溜走？怎能让他去到“祖国的心脏”？怎能让他走近“我们心中最红最红的红太阳”？牛棚有造反派严密监管。为了让于会泳走出牛棚、登上飞机，学校党委对革命群众用了一次调虎离山计：“先指派一个人去买飞机票。接着在次日，由党委出面召集全院的红卫兵造反派，‘共商’学校文革的进一步开展。趁造反派赴会之际，另外指派一个文革小组成员，从‘牛棚’里将于会泳押送回家收拾一下东西，然后安排一辆吉普车，直接送他去飞机场。”得知于会泳终于去了北京，革命群众的肺又一次气炸了。他们不愿放于会泳走，并非因为不买江青和“中央文革”的账。他们认为，正是因为于会泳欺骗了“敬爱的江青同志”和“中央文革”，才使得江青同志和“中央文革”对于会泳如此欣赏、信任。他们不能让于会泳的欺骗继续下去，他们不能让“敬爱的江青同志”和“中央文革”的受骗继续下去。所以，他们不放于会泳进京，非但不意味着对江青和“中央文革”不尊重，相反，倒是因为对江青和“中央文革”爱得太深。革命群众质问学校党委为何放走于会泳，革命群众更揎拳捋袖、要到北京把于会泳揪回来。他们在北京当然揪不到于会泳。但他们在上海火车站等到了从北京回来的于会泳。于会泳被直接揪回学校批斗。本来就有严重胃病的于会泳，在批斗中胃部大出血，大口吐血才让批斗中止。当晚，于会泳的家也被抄。
但后来的十年间，档案袋里的那张字条没给于会泳带来什么麻烦，它像一条毒蛇进入了漫长的冬眠。“京剧革命”是江青唯一的政治业绩，“样板戏”是江青唯一的革命本钱。江青必须抓住不放。“搞戏”不能停止，于会泳就始终大有用场。于是，于会泳青云直上，1969年初，成为上海市革命委员会常委、中共 “九大”代表。1971年，于会泳成为国务院文化组成员，这为他日后成为文化部部长创造了条件，当然，也为他走向那瓶本来用来洗刷便池的来苏水创造了条件。
关于“文革”时期的国务院文化组，时任组长的吴德晚年有所回忆。1966年5月，吴德从吉林省委书记任上被调到北京，先后任北京市委第二书记兼市长、市革命委员会副主任、北京市委第一书记、北京市革命委员会主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全国人大副委员长等职，“文革”时期始终活跃在政治舞台，政治知名度很高，但却没有被划入林彪、江青两大集团，堪称政治高人。“文革”开始后，原来的文化部被砸烂。1971年7月，中共中央决定成立一个国务院文化组，承担原文化部的职责。毛泽东指定吴德兼任文化组组长，副组长则由军委办事组成员（相当于军委委员）刘贤权兼任。文化组成员一开始有石少华、吴印咸、于会泳、浩亮（在《红灯记》中扮演李玉和）、刘庆棠（在《红色娘子军》中扮演洪常青）、黄厚民、狄福才。吴德对于当这个组长，是极其不情愿的。在北京市工作时，吴德就不免常常与江青打交道，深感江青之难缠。吴德晚年回忆说：“江青很使人讨嫌，就像乡间小道上的刺草，弄不好刺你一身小刺球，够摘一阵子的。所以人们都躲她，惟恐避之不及。 ”吴德知道，这文化组，虽说名义上隶属国务院，但一定是直接听命于江青，那就意味着要经常与江青打交道，吴德真是“有些烦，有些烦”。他找周恩来百计推脱，但无奈这是毛泽东在点将，周恩来也帮不了他。吴德只得硬着头皮当这文化组组长。吴德说：“那时真难办，特别是浩亮、刘庆棠他们打了我很多‘小报告’，我经常挨批评。我步步小心，在文化组受的罪大了。”吴德说浩亮、刘庆棠经常与他为难，没说于会泳。我想，这有两个原因。一是于会泳的素质，的确比浩亮、刘庆棠要高些，是一个作曲家和音乐理论家。另一个原因，则是于会泳太忙。江青“搞戏”，主要借助于会泳。于会泳不但要做组织管理工作，更要具体地从事作曲工作。为让江青满意，于会泳必须把主要精力放在“搞戏”上。那两人就不同了。两人本来就是演员，而且“文革”期间，各自就只演一出戏。浩亮就只在《红灯记》里演李玉和，刘庆棠就只在《红色娘子军》中演洪常青。江青有指令，为了维护已经树立起来的光辉形象，不准主要演员演其他角色。只演一个戏，不演戏时就难免无聊。“下雨天打孩子，闲着也是闲着”，给吴德找点碴，也是一种消遣。
吴德“痛不欲生”之际，其时已“解放”出来工作的万里，给他出了个主意：安排一个可以直接跟毛泽东说上话的人进文化组，并提供了一个人选，即天津的王曼恬。吴德回忆说：“王曼恬是王海容的姑姑，和毛主席是亲戚。她是在天津造反起家，当时任天津市委书记处书记。”王海容是毛泽东表兄王季范的孙女，从小出入中南海，其时任外交部礼宾司司长，是“文革”时期经常陪伴毛泽东的几个人之一。王曼恬是王海容的姑姑，那可以称毛泽东为“表叔”了。吴德也认为这是个好主意。趁王曼恬到京开会之际，吴德与她谈了这个问题。吴德表示，只请她在文化组兼职，每周来一两次即可，天津的工作不变。王曼恬在写信求得毛泽东同意后，就也成了文化组成员。吴德请来了这个钟馗，日子稍为好过一点。王曼恬既然是毛泽东的表侄女，能随时与毛泽东联系，那江青也要忌惮她几分，于会泳、浩亮、刘庆棠这类小鬼，就更不能不买账了。
六
吴德本来是北京市的领导，让他当国务院文化组组长，有些难以让人理解。其实，这只是为了钱。吴德回忆说：“当时国务院处于瘫痪状态，样板团的财政、后勤工作都依靠北京市保证”。江青“搞戏”、“搞文化革命”，要钱，要很多的钱。国务院拿不出钱，就只能向北京市要，这是安排吴德当组长的重要原因。吴德上任时，江青当着周恩来的面给他立规矩：“江青他们给我定了两条界限：第一条是不能和旧文化部的人、文艺界的人沾边，要和他们划清界限；第二条是艺术上的事情不要多管，搞好八个样板团的后勤。我说：是啊，艺术上的事我也不懂。”让吴德这个北京市的领导当文化组组长，就是让他为“样板团”当“后勤部长”。首演那八个“样板戏”的剧团，被称为“样板团”。江青要求“样板团”集中食宿，实行伙食补贴，戴嘉枋说：“团内按每人每月45元的标准补贴在每日三餐的伙食中，晚上演出另有夜餐供应。逢星期日团内不开晚饭，就给团内人员分发相当价格的烧鸡等熟食带回去。当时中国的生活水平极其低微，物价也非常便宜，一个学徒工满师以后的标准月工资仅36元，而‘样板团’人员的月伙食补贴是45元，远远超过一个青年工人的月收入。”45元，超过当时大部分公职人员的月工资。当时大部分公职人员的月工资，都只有三四十元，能达到50元的很少。这笔钱，都由吴德从北京市的财政收入中支付，也可以说是北京人民的血汗钱。在这个意义上，又可以说，“文革”期间，北京人民为“样板戏”做出了重大贡献。江青又规定，“样板团”要像部队一样发军装，这任务，就由刘贤权承担。吴德、刘贤权这正副组长，一个管着“样板团”的“吃”，一个管着“样板团”的“穿”：“在这样的情况下工作很困难，反正当时北京市有钱，要钱我就给钱。文化组的副组长是刘贤权，发军衣有权，从军委办事组领一些军衣、军大衣发给样板团。当时样板团的人都穿军装。”
吴德说，文化组的人，先后被江青整下去许多，最后只剩下吴德、刘贤权、于会泳、刘庆棠、浩亮、王曼恬。而后来，“不知道是什么原因，王曼恬提出很多理由，也慢慢地不来参加会议了。我对文化组的事真感到伤脑筋。”仔细想想，王曼恬这个角色也不好当。王曼恬知道吴德要借助她来抵抗江青。自己虽然是毛泽东的表侄女，但江青是毛泽东的老婆，正受着毛泽东的信任。这个钟馗的角色长期扮演下去，不但会引起江青的忌恨，也可能影响表叔与自己的关系，那实在是很不合算的。1974年10月，四届人大召开前，周恩来就人事安排问题分别找人谈话、征求意见。在找张春桥、江青谈话时，他们提出建立文化部，由吴德当部长。吴德闻讯，坐卧不安，又是找周恩来，又是找李先念，说自己干不了这文化部长。周恩来对吴德在文化组的处境也很同情。但如果毛泽东点名吴德当文化部长，那就谁也没有办法。好在毛泽东还没有表态。周恩来想了一招，让吴德到全国人大当副委员长。吴德一开始还不能领会周恩来的良苦用心，表示自己不适合到人大，周恩来才说：“你怎么糊涂啊！”吴德这才不说什么。周恩来这样安排，是为了让吴德摆脱受江青一伙窝囊气的处境，因为按照规定，人大的官员，是不能兼任政府部门的工作的，当了副委员长，就是毛泽东也不好叫他兼任文化部长了。
1975年1月，四届人大召开，决定建立文化部，部长由于会泳担任，专演李玉和的演员浩亮和专演洪常青的演员刘庆棠，都当了副部长。徐景贤在回忆录中，这样谈论于会泳的当部长：“这样，于会泳由上海音乐学院的一名普通教师，因为在搞样板戏中紧跟江青，终于当上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文化部部长。”当部长，于会泳当然很兴奋。这个时候他不会想到，坐上了部长的高位，离那厕所窗台上的来苏水，就很近了。
1976年10月6日，“四人帮”垮台。紧接着，中共中央的工作组进驻文化部，宣布对于会泳隔离审查。据戴嘉枋《走向毁灭》中说，于会泳被关押在北京阜成门外国务院第四招待所一幢房子的底层。这是于会泳投身革命后，第二次被组织宣布隔离审查。第一次是在胶东文工团时，因为写了那张“告蒋军弟兄书”的小字条，被隔离审查一个月。那是1947年底的事。整整29年过去了。于会泳用了29年的时间，从一间隔离审查室走进另一间隔离审查室。当年的那间，是胶东农村的柴房，现在是国务院的招待所，条件是好多了。
置身于国务院招待所的这间隔离审查室，于会泳一定会想起29年前的那间柴房。那一次，是因为写了那张小字条。这一次，“罪行”要复杂得多，但是，那张小字条并没有消失，它仍然在档案袋里放着。按惩罚人的惯例，每有现行罪错者，在惩罚时，总要追究其历史罪错，总要旧账新账一起算。那张小字条，曾经给于会泳带来许多麻烦、痛苦。这十年，因为成了江青的红人，才没人提那档子事。现在，中央在处理自己问题时，如果把那档子事也一起算，那罪行就可能异常严重了。那张小字条，本就具有模糊性。要保护你时，说那不算什么，完全可以；要整治你时，说它意味着叛变，也毫无问题。十年前，上海音乐学院的组织、人事部门披露那字条的大字报，不就以《请看革命叛徒于会泳的真面目》为题吗；那时候，音乐学院的“红卫兵”和广大群众，不就认定自己是“叛徒”吗。这一次，如果那张字条被中央视作叛变的证据，那自己就是“历史反革命”加“现行反革命”了。想到这些，于会泳应该不寒而栗。
于会泳的担忧并不多余。那条在档案袋里蛰伏了十年的毒蛇，该苏醒了。
一进入隔离审查室，于会泳就开始写交代、揭发材料。边写，当然边猜测着自己的结局。1977年8月12日至18日，中共第十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北京召开，华国锋代表中央作政治报告。华国锋的报告，主要是以严厉的语气，对“四人帮”进行揭发批判，在列举“四人帮”的罪行时，有这样一段：
“四人帮”根本否定毛主席对社会主义时期我国社会各阶级的科学分析，抛出一套所谓 “社会主义时期阶级关系新变动”的荒谬理论。他们所谓的“新变动”，就是老干部变成“走资派”，老工人变成“既得利益者”，青年工人“更不行”，贫下中农搞社会主义革命“思想跟不上”，知识分子是“臭老九”。而地富反坏，牛鬼蛇神，象马天水、于会泳、迟群、张铁生、翁森鹤、陈阿大那样一些政治野心家、叛徒、新生反革命分子、流氓、打砸抢者，则是他们依靠的所谓“先进分子”。这样，他们就全面地颠倒了社会主义历史阶段的敌我关系，把自己放在同全国人民为敌的地位。
于会泳被安排收听了华国锋政治报告的广播。当听到这一段时，于会泳当如五雷轰顶。被华国锋在政治报告中点名，那意味着在中央眼里，自己的罪行是极其严重了。“政治野心家”、“叛徒”、“新生反革命分子”、“流氓”、“打砸抢者”，华国锋列举的这几顶帽子中，哪一顶最适合自己的脑袋呢？想来想去，只有那“叛徒”的帽子，最适合，因为自己的脑袋，已经戴过一回这样的帽子了。这也意味着，中央要旧账新账一起算了。想到这些，于会泳应该面如死灰，魂不附体了。戴嘉枋对于会泳此时的心理状态，有如此想象：
那我算什么？于会泳在心中战战懔懔地把这几顶帽子比量着往自己头上套……叛徒？我是叛徒？想到这儿，于会泳霎然间从床上坐了起来——他猛然想起了在胶东文工团时写的那张小字条……华主席的政治报告中，分明是确认自己是叛徒了——按所点人的名和后面的帽子一一相应的话，马天水是政治野心家，顺序下来的于会泳该是叛徒了……
戴嘉枋的想象是合乎情理的。于会泳认定中央已确认其历史上是叛徒。于会泳这样想也并不离谱。在那被点名的六人中，也只有于会泳的脑袋，比较适合戴“叛徒”这顶帽子。于会泳已被隔离审查了十个月，他的档案肯定每一页都被仔细研究过。那张“告蒋军弟兄书”，也毫无疑问引起了审查者的重视。华国锋政治报告中所说的“叛徒”，应该就是指于会泳。
七
1977年8月28日夜，于会泳用公用厕所窗台上一瓶用来洗刷小便池中尿碱的来苏水，结束了自己的生命。
“文革”后接受政治审查者中，鲜有人自杀。于会泳的自杀，显得很特别。华国锋在中共十一大政治报告中对他的点名，是导致于会泳自杀的直接原因。于会泳之所以有被点名的“资格”，是因为当了文化部长，否则，在这样的场合，他应该还不配被点名。但是，如果没有“叛徒”的罪名，即使被点名了，于会泳也未必会自杀。
于会泳的自杀，是有些让人遗憾的。如果不自杀，于会泳最多被判处20年徒刑。姚文元的刑期是20年，于会泳不会长过姚文元。于会泳有严重胃病，适当时候争取保外就医，是完全可能的，因为像于会泳这样的人，认罪态度和服刑表现一定很好。保外就医后，如果像徐景贤一样写一部“文革”回忆录，那对于人们认识江青、认识“文革”、认识“样板戏”，都是极有帮助的。于会泳很能写。他也应该愿意写。至少，写这样一部回忆录，有可观的版税收入呢。
于会泳的一生，或许因为多写了一张小字条，所以少写了一部回忆录。
2013年3月4日凌晨
注释：
（1）见《中国人民解放军八十年大事记》，军事科学院军事历史研究所编著，军事科学出版社，2007年12月版，第202—203页。
（2）（4）（13）（15）（16）（27） 戴嘉枋：《走向毁灭——“文革”文化部长于会泳沉浮录》，光明日报出版社，1994年4月版，第28页，第33页，第166页，第175页，第181页，第462页。
（3）见《解放战争时期的瓦敌歌谣》，载“龙口网·今日龙口”，2009年10月9日。
（5）（6）（7）（8）余伯流、夏道汉：《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研究》，江西人民出版社，第299页，第306页，第307页，第308页。
（9）丁群：《刘顺元传》，江苏人民出版社，1999年2月版，第64页。
（10）见《中共党史大事年表》，人民出版社，19878年4月版，第141页。
（11）见 《中共保密工作简史（1921—1949）》，费云南主编，金城出版社，1994年11月版，第100页。
（12）《叶子龙回忆录》，中央文献出版社，2000年11月版，第65页。
（4）（26）徐景贤：《十年一梦》，香港时代国际出版有限公司，2004年2月第二版，第333—334页，第341页。
（17）（18）（19）（20）（21）（23）（24）（25）《吴德口述：十年风雨纪事》，朱元石等人访谈、整理，当代中国出版社，2008年6月第二版，第62页，第69页，第77页，第75页，第75页，第75页，第79页，第80页。
（22）见戴嘉仿《样板戏的风风雨雨——江青·样板戏及内幕》，知识出版社，1995年4月版，第17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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