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 词

　　人到老年日子过得更快了，陆文夫去世已六周年。他长我四岁，写信时称文夫兄，平时叫他老陆，大家也都叫他老陆，很亲切。他历经坎坷与苦难，五十岁后重出文坛，佳作迭出，成大名，居显位，生前备受尊崇，身后极具哀荣。相交半生，六年来魂牵梦萦，总想写一写这位曾经忧患与共的朋友，每当拿起笔时，往事纷乱，感情潮涌，悲从中来，不知从何写起。最近又重读了他的大部分作品，翻阅了数十篇对他的评论和研究的文章，从人品、文品、作品，到平生经历、待人处世、性格感情、饮食爱好，方方面面都写到了。我还写什么呢？我要把在他生前想对他说而未说的话说出来，写我所知人所不知者，我所言而人所不能言者，倾吐真情，坦诚心迹，虽生死相隔，冥冥中老陆有知，两无憾矣！

一起一落

老陆经历升沉荣辱，人们习惯说他在文坛“三起三落”、“三进三出”，不太准确；老陆自己说他“三起两落”是对的。我与老陆的交往是从他“一起一落”开始的。

　　1956年是政治宽松的一年，知识分子感到心情舒畅、生活美好，老陆发表了成名作《小巷深处》，我写的豫剧《穆桂英挂帅》也轰动京城，前途一片光明。1957年春天在“鸣放”高潮中我们相识，都进了江苏省文联的创作组，当上专业作家。好景不长，风暴骤起，“反右”运动中老陆因参加“反党集团”“探求者”受审查，我也因与另一“右派集团”“江南草”有牵连要坦白交代，一同关在湖南路72号一座小楼里。在这一场浩劫中，比起划为右派分子的同类，我和老陆是幸运的，没有被开除，被劳教，被劳改，被发配到九死一生的夹边沟和北大荒。他受到记过降级处分，回苏州进工厂当工人；我下放农村当新农民，还可以选择到江南鱼米之乡、风景优美的太湖之滨。却不知在政治身份上已内定为“中右”，打入“另册”。我们还感激涕零，真诚地认为是党的宽大和挽救，要在劳动中脱胎换骨地改造。

　　“反右”后期在等待结论和处理的日子里，“探求者”同仁因属“同案犯”不便来往，老陆孤身在南京，我便约他去饭馆喝酒，或到我家里小酌，酒逢知己，人生乐事，可以忘忧解愁。老陆温和儒雅，平易可亲，恃才而不傲物，有谦谦君子风。刘勰《文心雕龙》所说“音实难知，知实难逢”，和老陆成为朋友，确有“千载其一”之感。1957年底，我下放到无锡县南泉乡当农民，他回苏州进了阊门外一家机床厂做车工。无锡离苏州很近，我是个渴望友情、耐不住寂寞的人，经常在星期六乘火车到苏州去看老陆，带一瓶洋河大曲、一盒无锡排骨，到苏州后坐一路汽车在怡园站下来，快到铁瓶巷口时心情便激动不已。老陆住在巷内报社宿舍最后一进的西楼上，里外两室，还有一亭子间。妻子管毓柔对老陆关爱备至，待客热情，每次一进门便有一种“似我家”的温馨。等到老陆下班回来，菜已备好，他变得粗糙沾有机油味的手举起酒杯，开始对饮。我和他都是喝慢酒的，边喝边谈，畅叙衷肠，同是落难之人，都需要真诚的友谊，感情的交流，互相的慰藉，所受的屈辱，遭遇的白眼，所有的痛苦似乎都融化在杯酒中。

　　每次都是毓柔一再劝止，我们喝到酒酣耳热、半醉半醒，已是深夜。我和老陆睡在亭子间的大床上，抵足而谈，谈到昏昏入睡。第二天中午再到松鹤楼小酌，要一盘酱方，大快朵颐，补充油水，饭后我返回无锡。不久“大跃进”开始，他日夜加班，吃住在工厂；我也在田里“大干、苦干、拼命干”，但仍然寻找机会，冒着挨批评、受处分的风险，偷偷去看过他两次。

　　那时我们都年轻，未曾真识“愁滋味”，对生活还充满美好憧憬，对前途还充满希望。我和他性格不同，他偏于理性，我重于感情，他平和谦虚，我恣情任性，他才气内蕴，我锋芒毕露，他聪明机智，我胸无城府。他对我的缺点很清楚，但知道我有一颗赤子之心。在以政治划线、人情淡薄的年代，在他“破帽遮颜人前过”、连鬼都不上门的沦落之时，我主动、真诚、热情地投向他，他交了我这个朋友。

　　我们这一代的知识分子，思想资源是很贫乏的，没有受过“五四”的启蒙教育，不知道民主、自由的现代意义。我和老陆在1949年前后参加革命，接受的是共产党的主流意识形态，并不懂马列主义，只知道听党的话，跟党走。我们身上都有贵族血脉，受过传统文化的熏陶，童年读过《论语》、《唐诗三百首》、《古文观止》；文学方面从看武侠、公案、言情小说，到《水浒》、《三国》、《红楼梦》，再到鲁迅的《呐喊》、《彷徨》、茅盾的《子夜》、巴金的《家》《春》《秋》。让我们眼界开阔、受影响最深的是十九世纪批判现实主义大师们的经典名著，和苏联当代作家高尔基、肖霍洛夫、法捷耶夫的作品。这是我们共同的一点单薄、贫弱的文学根基，学一百遍《讲话》也动摇不了，成为“祸根”。老陆说：“我开始创作时都是歌颂”，“我是老牌的歌德派呀！”为什么还要被批判？就因为不能随波逐流，按照“公式化”、“概念化”的框子去宣传政策，做“驯服工具”。从生活出发，写真实，写人物的个性，有点艺术性，竟然是触犯“天条”的。老陆虽有才华也只能写出《小巷深处》，写不出《不能走那条路》、《艳阳天》。

再起再落

1959年我仍在无锡农村劳动，从南泉调到华庄红旗公社。经过一年“大跃进”，像大变了一场戏法，把丰衣足食的鱼米之乡变成十室九空，农民都在忍饥挨饿，“三面红旗”仍在高举。我在公社文工团劳动，较为自由，又可以抽空去苏州看老陆，不过市场上再也买不到洋河大曲和三凤桥的排骨，只能带一瓶土烧酒和两斤豆腐干。老陆比我改造得好，在艰苦劳动中钻研技术，评上先进，成为三级车工。

　　我和老陆没有经过为朋友两肋插刀的生死考验，我们只是在苦难和忧患中共命运、同甘苦、不离不弃、相濡以沫。举杯对饮，说说心里话，大醉一场，是最大的快乐。我和他都抽香烟，且烟瘾很大，在三年困难时期，香烟是紧张商品，凭票供应，高级烟更是难得，我搞到好烟一定留着与他分享；他也如此，有一次我去看他，一进门他高兴地说，就等你来，我留了两包好烟。打开衣橱门取出两包“牡丹”，拆开一抽，一股樟脑丸味，十分扫兴，忘记烟和茶都易串味。说到酒，洋河、双沟买不到了，土烧上头，改喝绍兴花雕。我们那时对喝茶还不讲究，喝普通的炒青，他还喝一元一斤的“高末”。在饥饿的年代，一次我在他岳母家等他下班吃晚饭，他中午没吃饱，连吃了三大碗满满的酱油干拌面条。后来他写《美食家》出名而成为美食家，每当出席盛筵，品评佳肴，指点名厨，我都会想起他连吃三大碗酱油干拌面条的情景。

　　经过批胡适、反胡风、“肃反”、“反右”的政治运动，中国的知识分子在权力面前集体跪倒，我们当然也在其中，而且是心悦诚服，只有“夹起尾巴做人”，脱胎换骨地改造才有出路。处在愚昧中，失去思想的能力，虽然我们在工厂、在农村亲身经历了“大跃进”、大炼钢铁、大放卫星到断粮饥饿、浮肿病流行的困难时期，不会追问，不敢怀疑。我们心里只想积极劳动，表现却好，争取得到恩赦，期盼早日重返文坛。

　　六十年代初，政治气候转暖。我先调回南京，仍到剧团当编剧，不久老陆也重回省文联创作组。他先后发表了《葛师傅》、《介绍》、《二遇周泰》，受到广泛好评。我的短篇小说《落霞一青年》也在《人民文学》发表。这一时期，我和他交往更多，他一人在南京，成为我家的常客，我妻子是位著名演员，享受“高知”的特殊待遇，能买到好烟好酒和副食品，我们经常欢聚畅饮，共过一段安乐时光。老陆重返文坛后，更加理智，“小心谨慎，不敢得意忘形”。作品以歌颂为主，写工人，写劳动，写崇高、美好的精神和人格。茅盾发表文章对他的作品高度称赞，老陆成为文坛一时的红人。好景不长，风云突变，1964年“社教”运动中他被批判，老账新账一起算，比57年厉害几倍，昨天还是朋友转脸便落井下石，他彻底绝望，几次想从灵谷寺塔跳下去。我写的《落霞一青年》也惹了祸，因在日本被评为“冲破‘禁欲主义’的典型”（天晓得，我当时还不知道什么是‘禁欲主义’），被列为反党反社会主义毒草。

　　我们又成为难兄难弟，都在被批判审查中，尚未隔离，没有完全失去自由，还能偷偷见面。一天我们密约到东郊灵谷寺，几天前曾国藩四世孙女、南京博物院院长曾昭燏从灵谷寺塔跳下惨死。面对高塔，老陆说他也想从塔上跳下，想到家庭、妻女才断了此念。中午到餐厅，点了酒菜，发现一位和我们有交往而且要好的朋友携夫人也在餐厅用餐，看见我们后，这位朋友转过身去，很快和夫人匆匆离去，唯恐受到牵连。人情淡薄，我和老陆相对黯然！不久，作出处理结论，老陆的罪名是“反党”和“翻案”，逐出文学艺术界，长期到工厂劳动。我被迫与妻子离婚，送淮海农场劳动锻炼，实为监督改造。我在《怀文夫》第七首中写道：“妻离家破君怜我，身败途穷我痛君。”这一次都落入谷底，在月暗灯昏的丰富路巷口洒泪而别。

　　我在农场对老陆的思念与日俱增，写了《怀文夫》八首。一年后的春节前，经农场政治处批准，我请假回南京医病，先到上海与已离婚情未断的前妻相会，她姐姐家不能留，旅馆不敢住，年初二同到苏州老陆家，于是有了《初二夜大醉》那首七律。诗注中记下当时情景：

　　余去铁瓶巷文夫家，至楼下，锦锦在踢毽，欢呼一声宋叔叔，余甚感动。故友重逢，同在难中，倍感亲切。傍晚，前妻也至。余从沪带来五粮液，与文夫痛饮。一年来种种遭遇，所受苦难折磨，尽情倾吐。饮至深夜，余与文夫皆大醉，啼哭不止。毓柔扶文夫，前妻扶余，声声劝慰。是夜与前妻同宿文夫家亭子间。……

　　在老陆家的第二天，一位被老陆后来称为“武林高手”的老兄前来拜年，他和老陆既是同事，又都写小说，一个是又红又专的左派，一个是右派，一个是运动中的积极分子，一个是被批判的对象。我若被他看见，他一定会向领导汇报，我躲进了亭子间。不料躲了初一躲不了十五，我回南京的早晨，老陆送我到汽车站，那位老兄也在排队等车，只好上前招呼。时时都生活在恐怖中。

　　“文革”初期，老陆已是底层的一个普通工人，群众关系好，倒也平安无事。前面提到的那位“武林高手”摇身变为省文艺界造反派结合的 “革命干部”，到苏州煽风点火。苏州文艺界批斗的是“鸳鸯蝴蝶派”三老周瘦鹃、范烟桥、程小青，经“武林高手”指点，揪出了“新鸳鸯蝴蝶派”陆文夫，从此老陆随三老游街、上台示众、罚跪、被批斗。后来两派忙于武斗，他又成为“逍遥派”，垂钓河边。1969年被赶出苏州，全家下放苏北射阳农村。1970年冬我解除隔离出了“牛棚”，打听到他的地址，我因诗词蒙祸，仍“死不悔改”，又写了一首《思故人》长诗，冒险寄到射阳陈洋公社。

　　1972年初夏，我在涟水县农村劳动，思友心切，乘汽车到射阳去看老陆，经历“浩劫”，一别七载，重逢俱老，恍如隔世。《思故人》诗注中记下了这次的相会。

　　几经询问，找到文夫所住农舍。三间砖瓦房，门外一片菜地，鸡在觅食。见余至，文夫颇感意外。问及长诗，幸未遗失，搁置于公社很久才取回。只字招祸，片言成罪，竟不顾，实为冒险。文夫寂寞乡居，养鸡种菜，倒也安然。适毓柔携绮绮回苏州，锦锦在家烧茶煮饭。余与文夫痛饮畅叙，不知白日黑夜。余带来两瓶洋河及文夫家中藏酒俱已喝完，至第三日晚，惟有当地土酒，此酒为山芋干所酿，饮之上头，文夫称为“大头晕”。天已暮，正欲饮时，毓柔与绮绮归来，自苏州带回卤干和三花酒。畅饮至半夜，余大醉。次日晨犹带宿酲，告别文夫一家，返回涟水。

　　中国的知识分子大都是在“九·一三”林彪事件后开始觉醒的，我和老陆也是如此，对于这场史无前例的民族大灾难，认识仅仅停留在林彪、江青、“四人帮”是祸国殃民的罪魁祸首，而不能深思、深究。由于真理的垄断，历史真相的掩盖，现实被粉饰，重重铁幕遮住外部世界，我们只能是井底之蛙，生活在愚昧之中。又都是“负罪之身”，看不到出路，前途茫茫，不像第一次沉落还有站起的信心和勇气，还充满美好的幻想。眼前只求妻儿相聚，生活温饱，还有酒喝。老陆说他那时候常常呆坐半日，心如死灰，头脑一片空白。

　　我们的命运、起落是随着政治气候、政策的变化而变化。1975、1976年间，老陆被安排到射阳县文化馆当了排名最后的副馆长，要他写一部宣传新潮九队“农业学大寨”的长篇小说。我也有了新家庭，他两次来南京都到我家，带来他种的花生，我和他有同样的爱好，喝酒要吃油炸花生米。打一斤散装洋河，举杯对饮，是我们在忧患中的欢乐时刻！

大起未落

粉碎“四人帮”，三中全会的召开，大地解冻，神州复苏，历史大转折，老陆和文艺界的朋友纷纷重出文坛。我却厄运未尽，再蒙冤案，隔离审查，关在囚室两年有余。

　　1979年春，我走出囚室不久，老陆的《献身》获得全国短篇小说奖，载誉归来，到南京参加省作协召开的会议，住在离我家很近的江苏饭店。等了两天他没有来，我忍受不住了，我到江苏饭店找他，一见他就泣不成声：你都不来看我！老陆顿觉难堪，随即平静，他说：我昨天才到，开会抽不开身，准备明天去看你。说着便拿出一个口袋，是带给我的花生和北京糕点。

　　又有一次，那位当年在灵谷寺餐厅相遇避而离去的朋友，请老陆、张弦和我吃饭。饭后，都已半醉，先走到上海路张弦住的巷口，张弦要老陆住到他家，他们并无深交，老陆竟然同意。我控制不住感情当即变脸，老陆还是随我回家。这是我和他最后一次抵足而眠，再也找不回苏州亭子间、陈洋农舍的那种友情的温暖。

　　我长期身处逆境，受尽屈辱，可以忍受别人的白眼，别人的冷落，不能忍受患难相共的亲密朋友的冷落。更由于我的任性、敏感、易冲动、不顾别人的感受，强加于人，两次让老陆难堪。老陆了解我的个性和缺点，理解我当时的处境和心情，他原谅我，尽力帮助我。以后每次来南京必到我家，又有多次举杯畅饮；省作协开会，他点名要我参加，亲自到门口来接；有人请他吃饭，则邀我同往；为让我复出文坛，他带《人民文学》编辑杨筠到我家约稿，《人民文学》发表了我的《落霞村晚宴》、《新上任的经理》；我到苏州去看他，请我住在最高级的南林饭店，享受贵宾待遇；他还向中国作协推荐我去深圳 “创作之家”写作休养。……老陆已是享誉海内外的名作家，当上中国作协副主席，选为全国人大代表，正如日中天。而我跌落未起，冤案尚未平反，还在苦苦上告。

　　老陆是够朋友的，我心里非常感激。但我知道他是念旧，是还情，已回不到过去，他与我渐离渐远，如果我是个聪明的人，能理智地对待，完全可以维持我们的友谊。对别的朋友我可以做到，对老陆我做不到。决裂终于发生了！

　　1988年省作协评职称，我完全够一级作家的条件，公布第一批名单中没有我。当得知老陆是幕后的操控者，我气愤了！受尽种种不公平的待遇，不能忍受朋友也这样对我。那天正是中秋节，我喝得大醉，到邮局给老陆打长途电话，激动地说：“你在欢度佳节，喝着美酒，可知道我此刻的痛苦……”话未说完，电话里传来他的怒吼：你老来这一套！砰地一声挂断了电话。这砰地一声也砸断了我们的半生之交！

　　冷静下来才醒悟到那句老话 “君子之交淡如水”很有道理，我和老陆之交虽无功利目的，因投入感情太多，当得不到相应回报时便会心生芥蒂，不能淡然处之，却强求于他。他已非昔日，正崛起文坛，步入官场，要考虑各种人际关系。我因得罪省文艺界最有权势的帮派集团，制造了我的冤案，他们的后台是当时炎势熏天的省委书记许家屯。在此处境下，老陆对我的两次责难一忍再忍，为念旧，为还情，还给予我种种帮助，他认为已经尽责，再交下去，我这个朋友将会影响到他的仕途。我仍不自觉，碰到评职称这件事，省作协的权力内斗、人事关系、利益分配错综复杂，老陆被推到矛盾的中心，必须按官场规则去调和、平衡，压力很重。恰在此时，我打电话责问，他忍不住一声怒吼把电话给挂断了。

　　最后说一说在他生前未能对他说的话吧。

　　评论、研究陆文夫的文章很多，大都是赞扬之声，而没有从人文知识分子的高度去要求。我们那一代的作家，老陆和我都在内，缺失“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甘愿做“驯服工具”。老陆在《却顾所来径》一文中说：“要想获得自由，只有探索规律、‘个性解放’不能解决问题。”他所探索的“规律”，就是在政治允许的范围内“戴着镣铐跳舞”。我们都受儒家文化影响，心里有一个“主人”，希望得到主人的重用，遇到伯乐，能施展才华，蒙受恩宠。我们怀念1956年、1962年短暂的政治宽松，为八十年代“思想解放”获得一点自由而兴高采烈，担心要求更多自由的激进派破坏“大好形势”。实际上丧失了自我，虽受权力的迫害，仍离不开权力的庇荫。当代青年作家韩寒能说出“我是我的主人”！让习惯做犬儒的我们汗颜。

　　老陆在创作上以歌颂为主，第一阶段，他说“我开始创作时都是歌颂”，受到批判他还高喊“别打呀，我是老牌的歌德派”。第二阶段，他说“这一时期我的作品又回到开始的状态，以歌颂为主。”所不同的是在“正面歌颂”中有对“反面现象”的批判。第三阶段是他创作的高峰期，他“进一步思考，发现这歌颂与批判实际上是一个事物的两面，不能一刀两断”。以他的代表作《美食家》为例，反映了时代和社会的变化，批判了极左政治对人性的扭曲，对人的生存空间的挤压，对日常生活的干预。这是权力的垄断和非人道所造成的。老陆是“糖醋现实主义”，他不会把批判的锋芒指向“禁区”，他说“我们现在的批判决不是把人打死，而是在于医疗”。直到2005年他去世前在《致鲁书妮》一文中还在歌颂：“今天人民丰衣足食，国泰民安，虽然不是完美无缺，却是超过了我们青年时代的梦想。”这不能不说是他人生的败笔。在充满谎言、生活被剥夺的世界，文学应当像当年《探求者》所提倡的“干预生活”，批判和抗拒可怕的现实。

　　老陆和王蒙都是聪明绝顶的人，王蒙评老陆的为人：“可爱、有趣，有人缘也有文缘”；评老陆的作品：“怨而不怒，哀而不伤，乐而不淫”。说得好，切中肯綮。中国有“学而优则仕”的传统，大作家往往要加官进爵，当上作协主席、人大代表，还有各种头衔。一进入官场便身不由己，老陆虽然保持着谦虚、谨慎、文人本色，但必须参加各种会议、各种应酬，在人事纷扰中去应付和周旋，影响他的创作，再也写不出超越《美食家》的作品。他意识到了这一点，在《快乐的死亡》一文中写了作家有三种死法，“我最怕的就是那快乐的死亡，毫无痛苦，十分热闹，甚至还有点轰轰烈烈。”

　　老陆的晚年居显位、享大名可是并不快乐，他的心里其实是苦的，是寂寞的。虽然仰慕者、崇拜者甚多，高官、新贵登门拜访，名人、名流但愿一识“陆苏州”，宾客如云，盛筵常开，却都是泛泛之交。再也找不回患难相共中的那种真诚的友情，举杯畅饮、倾诉衷肠的快乐。他感叹“过去虽然艰苦，却在那苦难中留下不可磨灭的记忆”。八十年代初，老陆每到南京，受到朋友们热情欢迎，所到之处都留下他的笑声。最后一次来南京，老朋友有的死了，有的断了交往，就连相交三十多年、“君子之交淡如水”的老友艾煊，也生龃龉而疏远，他只能在宾馆独酌自饮，黯然离去。

　　李国文先生在《文夫与茶》中说的“无欲无求、自得自足”的境界，老陆未能获得。他聪明太过，心思太重，有损他的健康。老陆是位优秀的作家，是个善良的好人，他在我心里永远是最好的朋友！断了交往后，我在《秋日有感》中写道“肠断西窗空对酒，梦魂再不到吴门”，十多年来，还是常常梦到吴门，走进铁瓶巷，和他举杯畅饮……

　　注：参看《宋词诗词集》、《宋词文集》第四卷诗词部分所收 《怀文夫》、《初二夜大醉》、《思故人》、《秋日有感》四首诗和诗注，所记与文中所写本事相同。1995年《宋词诗词集》出版，书即寄去，四首诗老陆生前都看过。

　　二〇一〇年八月十五

　　庚寅炎夏高温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