季 进

　　作为一位备受关注的中生代小说家，叶弥名字经常出现于当代批评家的笔下。随着其短篇《天鹅绒》被姜文作为底本改编成电影《太阳照常升起》，作家本人由此也获得了更普遍的社会认知度，进入了“专业读者群”之外的广阔的大众视野。然而，声名的累积并未使叶弥的写作态度和生活状态发生太多的改变，她似乎没有要与读者、市场做更多直接对话的打算与准备。她不因作品备受肯定而露才扬己，而是选择继续在太湖的小村落，与那些猫狗鸡鸭做伴，不时奉献一些让人眼睛一亮的新作。叶弥谦退隐逸的生活态度与写作态度，反而更表现了她作为小说创作者本色当行的某种持守的专业之心。在数量有限的可见访问中，她也曾经坦言自己如同流浪的孩子，唯独被文学这个行当所收容。

　　写作有年，且已有足够佳作压身的作者，依然葆有仿佛小说初习者的天真烂漫，由此多少可以想见其人其文的性情气质。叶弥虽然谨慎自持，与其作品的接受者保持了一定“安全距离”，遵循了独立自在的书写原则，但是其代表作中篇小说《成长如蜕》在当代青少年读者中取得的共鸣和代入感则是毋庸置疑的。即使新生代的90后、00后读者或许对这篇作品中所设置的上世纪八十年代改革开放时期的社会背景和经济环境，需要通过阅读相关史料稍作知识补充，以延伸其间接经验，帮助理解作品的内在涵义，可贯穿全篇的代际冲突、父子矛盾之“家变”主题，则是每一代年轻人都或多或少会遇到的亲子沟通难题。从父亲那边看来，子承父业的“理所当然”，与弟弟“子在此，亲命有所不从”的自由意志两相违拗，几乎找不到能够从容对话协商的缓冲空间。

　　年轻读者很容易在小说主人公“弟弟”身上找到自己的影子。毕竟那种既与至亲有所龃龉，又一时难以脱离原生家庭的牵绊限制的情境，可谓“成长的烦恼”的题中应有之义。小说出之以第三人称限制视角，即“姐姐”的眼光，用不无叹惋怜惜，却也温和节制的叙述语调，徐徐言之，娓娓道来，将弟弟的“失败和伟大”一一抽丝剥茧般通盘释出。这一女性角度下柔软有情的观照，固然蕴含了作者藉由叙事者传达的对于主人公无限的理解之同情，却并未阻碍另一层面上作者将弟弟的人生悲剧推至某种极致的彻底决绝。任何成长必然以某种理想的破碎与价值的幻灭为代价，否则就无从谈到成熟的可能。叶弥在此将感性之优美和理性之严酷作了一种较佳的协调平衡，不会让读者太受打击，亦不致过分乐观，由此在文本内部制造出了调动接受者不同情感层次的张力，也能让人物形象更加丰实复杂，不会显得单调刻板。

　　如果说人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那么弟弟的亲子关系、情感关系、友伴关系乃至于师生关系若以世俗意义衡量，则无一不是有遗憾和缺陷的，有些甚至还颇为惨烈。将他身处的重重关系叠加起来，所得到的总数难以成为一个令人满意的结果。弟弟的各类人际关系的不成功所指向的人生负面状况，未必不能以一名浪漫主义者在社会经济规律面前的节节败退来做最简单初步的解释，但这样的解释就将人物性格内部的自我挣扎与矛盾自动忽略了，未免显得太草率轻易。

　　从父亲到弟弟的代际传承，也是两代人相似相通命运的血缘联结：父亲在年轻时的某些所思所言，有着后来弟弟的雏形；而弟弟最终的全面溃败，也与父亲的不得志彼此对照。相较于弟弟不甘心屈服于现实和父亲的威压，父亲言行性格的凝滞、僵化和不曾成长愈发令人触目惊心。这好像是印证着有些时候，生物学和隐喻意义上的基因复制力量强大到人不得不向其低头的地步。

　　父亲所希冀于（或者说不惜强加给）弟弟的一些责任使命，何尝不是出于弥补其自我的人生缺憾。但是其间的吊诡正好在于，子代不能被作为无个性无生命的工具人，勉强其牺牲个人生活与生命意志，只为来完成父辈没有成功的事业。这种强人所难的做法恐怕只能适得其反，因其违逆而将此前的破洞一再扯大，终至让双方的关系崩解，各自伤败而归。成长如蜕，所去除的不只是过往岁月的束缚与限制，更伴随着天真的泯灭和青春的流逝，因此具有双重也是相反相成的复杂意味。它之所以能成为叶弥成长小说系列的代表作，正是由于其穷形尽相，一点点地写出了这个漫长过程中人所作的抵抗与挫败徒劳，通过“弟弟”的命运悲剧揭示了与之相似的普遍困境，遂将个体的经验获得了普遍性的推广与认同。

　　在叶弥的小说创作中，有一类篇章是与佛教、禅修、寺庙等元素相联结的，此中隐约可见作者寄寓其中的某种佛心禅意。然而这类作品所体现出来的精神气质又并非旨在追求彻底超脱，全然不惹尘俗，却是自有其在现实中深深扎根的部分，人物的呼吸俯仰都仍是尘世真实的空气。他们之所以会与禅、佛、寺结缘，无非是在十丈红尘中努力为自己撑持下一方心有所托的精神园地，不致完全被庸常生活所吞没。这类小说中的人物往往比常人多一点慧心灵性，因此不满足于就此湮没无名，就算为生活所迫，难免有妥协退让之处，都会为自己留下一点轻盈浪漫的情趣，或曰想象的空间。他们的难得之处就在于这份“莲实有心应不死”的清净自持，甚至在生死抉择之际对浪漫生涯念念不忘，这其中有几分痴气，遮掩不住的亦是其诗意的本性。

　　《雪花禅》中的主人公何文润，在战乱之际逃难到西安之前，他的心理活动是：“现在，他要与这些风趣甜美的生活告别了。他要做的事，是逃命。昨夜，他是哭泣着入睡的。”出逃前夕，我们的何文润先生不担忧战争状态下的性命危难，反而是不舍已经成为习惯的精雅日常生活，可见此君的价值取向大异于常人，人如其名，是真的被精致文化浸润至深。何文润这样的人似乎承继了明清以来江南文人雅士的逸乐“小传统”：由于在历史的暴虐和断裂面前无能为力，而退守到个人的文化生活中去，桃核上雕刻舟船，螺狮壳里做道场，直让一个微观的小宇宙以自己为中心而运行如常。

　　然而细察其言行，当可发现何文润并不是一个苟且偷安、贪生怕死之人。在敌军临城之时，学生们“要求何先生与吴郭城共存亡”，将他推上了殉城的“圣人”之位。圣人不死，大盗不止。面对这样的道德绑架和胁迫，何文润坚决拒绝，即使冒着被说成“没有骨气的人”之骂名，乃至被怀疑他是否有叛国通敌之心，他都不曾动摇。他认为，“人有生存的权利，只要不妨碍他人。人也是自由的，只要不犯法，不当汉奸，做什么，他人不得干涉。”对于舍身成仁的文震亨，他虽有钦佩之意，但并不想盲目追随，也坦承自己做不来：“各人有各人的自由，他有死的自由，我有活的自由。”何文润认为，在此危急存亡之时，其实“活比死难”。大家都急哄哄希望他殉道，他偏不是这样的想法，也不觉得没有就此去死便要被定性成另一个不忠不义的极端。在他看来，“书生不是用来打仗的”，“书生是用来传道授业和风花雪月的”，他希望的是能在乱世中保持一份临危不惧的从容优雅，不必遵从大众认为的“政治正确”，以肉身殒灭的方式践行所谓的忠义价值，而是以顽强生活下去的方式来将文化血脉加以延续。何文润绝非无骨气，也自信不会轻易向“外邦皇帝”低头。或许正是他在文化上的自信和热爱，才造就了这种不卑不亢，不轻易为他人意见所左右，不盲目向位尊者讨宠求荣的笃定和自在。这是一种较为特殊的文化人格，因为有一己坚守的精神信仰，足以向与之悖反的一切外在事物发起坚韧的抗争，不必正面对战，而是心中自有分教。

　　所以其后何文润到相熟的寺庙之中拜访故人僧侣，依然洗了腊梅花浴的情节才自然成文，丝毫不显得突兀，因其符合人物的性格逻辑和价值观念。在往昔与当下的时空错综下，甚至真实与虚构的界限被悄然模糊，他一度难以分辨是生是死，究竟有没有在背月和尚的劝导下放下执念。再追究这些细节已经不再重要，因他在艰难时世中保全了自己的处世态度和精神价值。迷惑未解之时，何文润一度大发感慨曰：“想活，都那么难。”到了小说末尾，一切纷扰都平静下来，他再度迸发出的呐喊则是：“我要活，何其难”。腊梅花浴前后，何文润的暂时失语与重新发声所蕴含的隐喻意义自不待言，只有在他熟悉喜爱的仪式之中，他才能忘记动荡惊悸，恢复正常的语言能力。何文润的生死求索之问，说到底还是价值取舍的问题，人应该舍生取义，抑或为义求生？历代的文学作品之中，价值倾斜和情感倾向很容易偏于决烈舍己的慷慨之士，然则大厦将倾之际，另一种较为缓和保守的应对方式是否更值得斟酌思考呢？

　　《明月寺》的故事情节更为简单，第一人称叙事者“我”在明月寺中偶遇异人住持夫妇，罗师傅和薄师傅，两人虽身为住持，却并不为戒律所拘。观其言行，与其说他们身上表现出的是槛外人的不惹尘俗，不如说是钟情之辈的屡屡回望，彼此对望。两人情感甚笃，且并不刻意避人。薄师傅为罗师傅种下与其姓名中一字暗合的“剪春罗”，罗师傅对薄师傅的眷念之情亦常常溢于言表。他们已是老夫老妻，神情举止却仍有小儿女的娇昵之感。罗师傅的红袄绿裤在初见之时就给“我”以深刻的视觉冲击印象，赞叹其别致性情。薄师傅的温言软语，气质娴雅使得“我”不禁开始揣测她到寺里来生活之前，很有可能是做过语文教师这类的工作。听到“我”的猜测发问，她本人似是被说中了什么，但对“我”的陈词仍以微笑回应，不置可否。

　　罗师傅和薄师傅的真实人间身份始终成为“我”不时揣想的谜题之一，遂为人物和故事都增添了一重朦胧的神秘色彩。如此一来，未知与已知的信息交缠，予人以美好然而意犹未尽之感。随着“我”与两位师傅的日渐熟稔，双方像是都不再介意这些身外之事，已经建立起了可以互信的珍贵情谊。就在这个“我”精神上稍微松缓下来，并自认已是罗、蒲二位师傅的熟人之关口，在一次重访他们之时，却意外闻听了蒲师傅因病去世，罗师傅难接受情感打击，远游避世兼逃情，彻底出家的讯息。小说行至尾声，“我”才从“旁证”般的老人回忆中发现，罗师傅和蒲师傅生活的年代并不太平，甚至是多灾多难的时段，但他们像是抛却了自己的生命烦扰和各种前缘琐事，甘心一起相伴驻守在明月寺里三十多年，直到不得不面对最后的生离死别为止。他们有的不只是充沛的审美情趣，得以暂离喧嚣自求一份清净，更多地是拥有知其进退的取舍智慧。明月寺因此成为他们的人身安顿，更是精神栖居之所。“我”误打误撞结识了他们，有缘见证了一部分他们的生活状况，但毕竟所知有限，对更深厚的精神内涵和他们何所从来都有些不甚了然。故事就在一片扑朔迷离中结束，罗师傅和蒲师傅的真实身世依然被虚化处理，没有指向一个明确的答案。然而谁又规定高人不能保留他们的神异之处呢？此篇状写纯净无邪，不受时间所限和世俗沾染的情感尤其成功，因此有论者称其一双主人公仿佛在精神血脉上是汪曾祺《受戒》中的明海和小英子长大变老后的形象延续，看来是不无道理的。这般溢出式的浪漫天真，的确与汪氏文风颇有旁通和神似之处。

　　在这类渗透着佛心禅意的作品中，我们总能体会出叶弥小说某种若有若无的抒情特质，而这种抒情特质，到了《致音乐》《天鹅绒》《向一棵桃树致敬》《天堂里的一座桥》等作品中，则表现得更为明显。这些小说几乎都可以视为抒情切片，借助某一个核心意象而展开，以表达人物那无可抑制的浪漫狂想。《致音乐》中落魄的音乐家在流浪中不忘对于音乐的深厚情感，在不期然的命运转接口却意外丧生，由一个流浪汉顶替他的身份，继续了他未竟的音乐人生。这看似荒谬不经的情节，其实并不能比它所处的时代更荒谬了，遂在触底反弹中生出一点不无凄凉的温情之感。同样是与《致音乐》差相仿佛的两男一女的情感三角结构，《天鹅绒》中的矛盾焦点几乎要因一方的偏执，不再是对某一具体女子的争夺，而是关乎这个陌生喻体背后隐藏的整个未知世界。气愤难抑的那一方更在意的是这种智识差异带来的隐形歧视和不平等之感，这对他而言比实质的得失更难以忍受，几乎到了触犯尊严的边缘，唯有对方付出性命的代价，否则不足以泄愤。这般的极端和激烈中同样透露着几分难以常理揣度之感，倒也能自圆其说，建立了一种别有韵味的美学情趣。《向一棵桃树致敬》和《天堂里的一座桥》主人公的行动逻辑亦有相通之处，亦即一个看似不够格之人，以性命相搏的形式去捍卫保护某一种美的象征。前者是村民海五对大桃树的护卫，后者则是守园老酒鬼对他园中桔子花的爱惜。当然后一篇的内容线索更为丰富，有时也略显凌乱，难能可贵的是它写出了一个十二岁男孩在成长期的所见所闻所感，还有各色生动的人物为其陪衬撑场。这一篇亦可归在叶弥的成长题材小说之中，但其内含之“抒情切片”的部分又与此类小说有所交集。

　　当然，无论是佛心禅意，还是抒情切片，都成功显示了作者努力拓展创作空间，尝试不同创作风格的努力，但作者的创作底色似乎从《成长如蜕》就已确定，我们对叶弥创作的认知似乎还是脱不了那些成长之痛与生活之盐。事实上，这类的作品也颇多可圈可点之作。在《父亲和骗子》《一枚硬币的正反两面》《有一种人生叫与世隔绝》这些作品中，叶弥的书写仍然是紧贴生活的表面，不加过多的润饰，选择直接切入。人物就是生活中人，所经历无非日常琐事，故而信手拈来，如邻居茶余饭后的闲话，写来自有一番舒展自然。作者不必再刻意虚拟情境，仿佛直接将记录的镜头对准了最真实琐细的生活，去展现寻常人物的行走坐卧，悲欢哀乐。在这样的生活图景中，都犹自有一些没有被琐碎完全淹没的“剩余物”，为小说点染出别样的情趣。

　　《父亲和骗子》中，父亲看似昏聩的“被骗”行为未尝不是他厌烦沉闷无趣的家庭生活，和伴侣沟通不畅时，向外界所寻求的交流出口。即使对方有意相欺，却也真的使得他的精神生活乃至性情都大有改观。这一现象看似不合道理，却未必不符合情感逻辑，人对自己的弱点总想设法以合理的解释掩饰过去，而不想剥开血痂直接面对。从这个意义上说，父亲的“被骗”竟然可以看作是一种（尽管在实际层面上弊大于利的）自欺，这种情况的延续时间之久，影响变化之大，连带让他的好友大头叔叔和妻子，“我”的母亲一并将信将疑起来。点睛之笔正是假借叙事者口吻出之的那句：“父亲是依恋老冯的，他不在乎表现这人性脆弱的一面，这是父亲的幸福。”这里亦证明了情感上的需求和依赖，是父亲“甘心被骗”的真正原因之所在。“两代”冯姓骗子是否真的是一家父子，小说到最终也没有交待，父亲失去了曾经可以半做朋友半当其苦主的老冯，才是他最大的遗憾与痛切。而《钱币的正反两面》则叙写了下岗女工梅丽面对同样失败的情感生活，在如何选择方面与母亲之间的代际冲突，她无法认同母亲的观念，自己却也有犹豫动摇，就想以扔硬币的方式来决定如何去做。无力自主命运的时候，人往往会下意识地要借助某种启示的外在力量，也算是寻求一种帮助。小说将梅丽前后的心理变化过程刻画得颇为真实细致，是此篇最大的亮点与特色。《有一种人生叫与世隔绝》又是一次人际关系全面溃败之后的奇遇和冒险之旅，在与亲人和男友相继或不能信任，或无法相处之后，“我”遇到了一位言行奇特，在如此关头带来某种心灵慰藉的男子，但他的出现和消失同样诡秘无所依凭。以至于“我”要发寻人启事来苦苦追寻这难得的一次际遇。这个人会是寂寞到达极致的“我”为排遣忧烦，自说自话为自己虚构出来的人吗？小说并没涉及这一层，而是将畅想的选择权交给了读者，一同在神奇的叙事之旅启程时尝试去做出让人可以信服接受的解释。

　　叶弥的小说取材广泛，手法多样，有着深入生活肌理、体味生活之痛的深刻与无畏，也有着对抽象的浪漫和精神之美语不惊人死不休的私恋与追求，但作品写来却又是淡静内敛，不事雕饰。叶弥远承中国古典诗词意境，近接汪曾祺一路的文脉，使得她的小说自有渊源，又能自成一说。身为道地的苏州作家，叶弥对于家乡的情感也浸化在小说之中，姑苏城变身“吴郭城”在她的文本中俯拾皆是，与之相关的历史人事也常来助阵，为小说的文化语境之拓展提供了丰富的资材。行尽江南，遇遍离人，来去于古典和现代之间，叶弥已经找到了专属于她的声腔语调，悠然勇毅地讲述着她的故事，而且还将这样讲下去。我们对她和她的作品怀有深深的期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