缘起：审美话语体系下的继承与突围
时移世易，然精神不灭。尽管一度成为显学的“乌托邦（Utopia）”概念已随历史的演进逐渐退场，但先行者对精神家园的自审与追求从未谢幕——自法兰克福学派而兴的“审美乌托邦（Aesthetics Utopia）”理念始终在文艺研究界保持着持续热度，相比社会学和政治学概念，它消解了“乌托邦”本义中的暴力与颠覆，更强调人们通过审美行为和活动获得精神富足和自我救赎，呼吁众人在现有社会语境中建构精神家园。正如马尔库塞所言，“艺术的批判功能，艺术为自由而奋争所做出的贡献，存留于审美形式之中”，一代又一代人所探求的审美乌托邦，实际是以文学艺术为基本载体、以审美体验为内核的精神高地。剥去罩于表层的概念外壳，西方话语体系下的审美乌托邦，本质上传递着知识分子对文学艺术超现实性的敏锐洞察，对工业社会中人类精神荒原的深刻反思。无独有偶，当我们将目光移至华夏大地之时，会发现中国知识分子对这一话题的回应和思索也颇有共通之处，他们沿着时代河流渐进，将不朽的审美理想熔铸进悠悠中华文脉。中国文艺评论语境中的“审美乌托邦”（也即审美社会化思想）发轫于先秦时期，以老庄、佛释为依托的审美主义文论系统和儒家的工具主义文论，在社会现实的变革和古典文学的演进中相互促进、互为补充，于无声中渗入中国文人的审美价值。张炜对中国社会和现实话题的关注由来已久，20世纪80年代初期，他便借短篇小说《声音》向文学界传递出自己年轻的声音，芦青河畔二兰子的青涩与纯真，那未曾宣之于口的情愫，暗蕴着特殊年代下青年人对青春与情感的态度。随后，张炜创作了《山楂林》《芦青河边》《一潭清水》等作品，清新灵动的语言和通达天然的故事令“芦青河”成为张炜创作的第一处文学世界，饱含着他对自然世界的朴素感情。而面对80年代中期大热的寻根文学和先锋文学，面对80年代后期兴起的新写实主义，面对90年代以来的文学创作市场化、商品化倾向和消费主义价值观，张炜始终选择以人文主义立场观察苦难与人情，在物与物、人与物的交互关系中思考自然与生态，《古船》《刺猬歌》等代表性作品也应运而生。这些作品在字里行间呈现着张炜的知识分子身份，他把自己“想像成是时时维持着警觉状态，永远不让似是而非的事物或约定俗成的观念带着走”的精神个体，对社会热潮保有谨慎的反思与独立的姿态。
自1986年发表《古船》算起，张炜已经在长篇小说的园地耕耘了三十二个年头。从《古船》《九月寓言》《刺猬歌》到《你在高原》和《独药师》，张炜笔下的主人公，几乎都以历经苦难后持续野蛮生长的姿态顽强挺立，如同戈壁之上的骆驼刺，在他建构的史诗家族中扎根，在精神高地里延续。纵览张炜的文学创作历程，我们不难发现，清末以来的中国社会都曾在不同的长篇史诗中入驻他的文学家园，唯有1978年之后的当下中国难觅踪迹。因此，张炜将新作《艾约堡秘史》的主人公淳于宝册设定为“巨富”也便不难理解了——这是张炜对此前留白的书写，是他对重大历史变革和社会话题的回答，更是他自20年前便开始蓄积的诗性体验与审美理想的再次贲张与迸发。主人公淳于宝册既是知识分子，又是资本大鳄，身份认知的双重性无疑是张炜对建构自身作品谱系和审美乌托邦的一次突破性尝试——当资本巨擘拥有被公共语境视为独立阶层的知识分子的某些特质之时，相对立的两种文化倾向到底会令他做出何种行为选择——淳于宝册用生命历程回答的，就是这样一个问题。激荡与跌宕不仅仅是个体成熟所必须面对的心灵体验，更是中国社会发展的现实历程与客观处境，不论是向内转还是向外望，这都是无法逃避的时代命题。
一、建构：“海陆一体”的场域互渗和语言外壳
美国文学批评家M.H.艾布拉姆斯曾将作品（work）、作家（artist）、读者（audience）和世界（universe）视为构成文学批评进入视角的四个要素，实际上，建构任一空间，尤其是存在于意识和理论等抽象领域的话语空间，都离不开对客观环境（实际存在的环境或抽象意识领域的“所在”）、活动主体和应然状态的设计与安排。如同星河运转，文学世界也自有一番天地。当建构行为发生于文学创作的维度之时，读者最先从作家用语言搭建的外壳中获得最为直观且具象的审美体验，我们在语言的变换衔接中深入新世界，感知新体验，迷离变幻的场景和随之而成的主体空间自然成为读者进入预设空间的第一扇门。对于《艾约堡秘史》而言，艾约堡和矶滩角村便是张炜建构的两大空间，故事的主线情节几乎都发生于此。而在神秘的艾约堡和素朴的矶滩角村之间，老榆沟、书店、校园等场景也被作者以闪回的形式巧妙安排，它们与主要场所间层次分明，也与人物的成长息息相关。从秋日零落到朔风呼啸，从商业帝国到自然村落，以艾约堡和矶滩角村为主要场所、以前溯场景为补充的物理环境成为了《艾约堡秘史》的空间预设，审美乌托邦的外围初见形貌。
体量庞大而又意味深邃的艾约堡是狸金集团的心脏与中枢，更是属于淳于宝册的绝对领地，它像一个运转精密的齿轮，与狸金集团步调一致，严丝合缝。透过艾约堡里“蛹儿”“老肚带”、女副总和“眼镜兔”等人的双眼，我们能够窥视到狸金集团这个资本巨轮的冰山一角：狸金的触角遍布采矿、化工、房地产和远洋航运等领域，产业分布海内外，家族成员分别在英国和澳洲分设公司……财富与资本是艾约堡的象征符号，在以它为主体的空间中，淳于宝册及其派系人物主导着物质财富的流向，他们与另一空间（矶滩角村）产生的尖锐冲突，也都基于资本和财富的原始驱动。
不同于以物质财富和资本扩张为核心的艾约堡，矶滩角村始终保有自然的原始与纯粹，以决然的姿态直面资本化、城市化的侵袭。作为矶滩角村的代言人，村主任吴沙原和民俗专家欧驼兰刚一出场便显现出迥异的气质，两人在艾约堡主任、同时也是淳于宝册情人的蛹儿眼中，是“既难驯服又不会随时代进化的土著”和来路偏僻到难以定位的文化人。这种认知上的错位，恰恰是他们身后的两种空间及其内在价值体系的交锋，重视物欲快感与追求精神自足的审美二重倾向相互角力，矶滩角村在资本力量的步步紧逼中苦苦支撑，濒为孤岛。这样一个大小渔船满洋跑、拉网号子响四方的自然本原，这样一个承载着传统渔歌文化和海洋文明的精神高地，在资本无坚不摧的强攻之下一点点失去蓝缎子样的海面、自在玩耍的海鸥和缀成风景线的海草房，传统意象的消泯与精神象征的丧失既带给读者审美知觉的持续刺激，更表露出作者内心的焦灼与隐忧，逐渐失去着存在自主权的矶滩角正在被一点点吞噬，“矶滩角怎么想并不重要，它只能成为狸金的一部分。”
但当我们立足全书来观照，会发现书中人物立场的对立并非意味着两处场所的泾渭分明，它们反而在故事进程中彼此渗透。主人公淳于宝册爱上了民俗学家欧驼兰。于是在总经理“老肚带”再三询问兼并村落的计划安排之时，淳于宝册由“这个渔村我要了”的坚定变为“我也不知道”的犹疑，甚至在故事的结尾，我们都没能看到矶滩角村尘埃落定的那一刻。这种转向的背后，其实暗含着张炜“海陆一体”的场域观念。与其说张炜是借助两种空间的对抗传递其固有的观察者立场，不如说张炜正意图建构起兼有城市文明和自然文明的理想场域。主人公淳于宝册逐渐动摇的决心，恰恰暗示了自然文明反渗下城市文明的驻足回望，更表明了作者对国民精神生态的关注和对海陆一体式场域的期待。正文终章，疲累不堪的淳于宝册逃回了当年与蛹儿初识的书店，重新嗅到了她身上的麦黄杏味儿，像是宿命式的再度回环，更像是终于迷途知返的孩童，试探着寻找本该如此的审美家园。
如果说场域是审美空间的基本架构，那么语言便是令其充实饱满的青砖黛瓦。张炜在《艾约堡秘史》中延续了他一贯的写作风格，浓郁的抒情和典型的文人式表达布满故事的边边角角。淳于宝册时不时讲出的体面话和不经意流露的书斋气，似乎在不停地提醒着我们：这是一个站在财富与物欲之上重新追求精神救赎的男人，是宏大历史叙事中的群体理想化缩影。在情人蛹儿眼中，淳于宝册是强大又脆弱的，只消看着他的背影，蛹儿便“仿佛有一只手掌在心口那儿不轻不重地拍了一下”，当问及往事时，蛹儿对宝册的心疼更是真切——“心累，不堪回首，等于再一次揭动瘢痂。”“既然历尽沧桑，那么言无不尽只能换来更多的谅解和忠诚”，蛹儿仿佛是宝册的解语花，满腔母性的柔情和眷念一并倾注给了眼前的男人，也自然换得了淳于宝册的温情回应和一句书斋式的赞叹——“书上跟你这样的女子从来不叫‘人’”，而是“叫‘人儿’”。面对吴沙原时，淳于宝册始终以“在下”自谦，用“阁下”和“贵村”敬称对方，一来一去间，宝册将文人姿态拿捏得极为巧妙。而当淳于宝册想到“欧驼兰”和“文学”这两个关键词的时候，大段饱含情感的独白不断震颤着读者的心灵，他仿佛要耗尽所有的气力在自我诉说，诉说作者寄予他的、可望而不可即的审美理想。
二、变革：视角交错与多重性体验
场域建构和语言包裹只是搭建审美话语空间的第一步，对理想空间内活动主体的布置和应然状态的设想，是完成审美话语结构不可或缺的渐升层次。随着阅读行为的开展，读者逐渐在空间中与书中人物这一活动主体产生交互式对话关系和替换式视角体验，人物的一举一动都牵连着读者的心，读者由此真正“进入”文本语境。另一方面，合理的人物行为是审美空间存在的必然佐证，符合人物经历的喜怒哀乐表现更为理想世界中的主体应然状态奠定了基础。在《艾约堡秘史》中，叙述视角的交错与人物立场的多重演绎无疑是张炜一次极富创造性的尝试。在艾约堡和矶滩角村两大主体空间内，小说的四个主线人物，淳于宝册和蛹儿、吴沙原和欧驼兰两两分立于其中，伴着错综的人物关系和感情而产生渐进性演变的四人立场，在故事的最终指向了作者的理想投射和人格追问。
（主线人物关系略图）
如上图所示，主人公淳于宝册是站在财富金字塔顶端的第一流人物，其余三人和他的联系千丝万缕。蛹儿是淳于宝册的第二个女人，更是艾约堡的主管，淳于宝册的饮食起居和日常生活无法与其割裂。在情感上，蛹儿满足了淳于宝册作为男人的占有欲和保护欲，是被视为心底驿站的温柔乡，她始终以似水柔情包容着宝册，甚至带有某种仰视的恭顺——哪怕共同生活了无数个日日夜夜，蛹儿仍对淳于使用着“您”的尊称。因而在蛹儿最初叙述中出现的淳于宝册，那个虽然掌控着庞大资本集团却对财富和物欲产生厌倦的成功男人，其实早已染了上蛹儿的情感滤镜。反倒是场景切换到淳于宝册与吴沙原的博弈时，我们能在二人机锋中见识到这个男人作为资本大鳄的野心与残酷：他先是指示下属务必拿掉矶滩角村，并对吴沙原直言三个村子的兼并“是狸金梦寐以求的”，是他商业帝国里志在必得的重要版块；而他麾下众人的发家史，也在吴沙原义愤填膺的话语中渐渐清晰——“你们毁掉了水、空气和农田，还把财富转移到国外！”通过两种他者视角的互相补充，关于主人公形象的拼图更加完整，一个多面的淳于宝册逐渐呈现在读者眼前。
视角的交互带来评价的多元化，除了他者视角，淳于宝册本身的叙述话语也同样值得关注，这无疑是作者提供给我们的另一块拼图。老政委、蛹儿和欧驼兰是本书的三原色，她们在淳于宝册的生命中缺一不可，在主人公的视角与叙述中共同渲染出叙事的主色调，即淳于宝册对自我定位的变更。从出场顺序及叙述内容来看，淳于宝册与三人的关系分别呈现出“彼强我弱（物质）—彼弱我强—彼强我弱（精神）”的起伏。这种起伏因淳于宝册对两性认知的差异而生，折射出淳于宝册精神领域的波动：他在两性冲动中触摸到人格魅力的边界，却也仅仅止步于此，并未实现自我人格的优化与超越。
实际上，在多重叙述视角之间，主体空间还暗含着二次进入并作为隐性视角的童年经验，它保障着主人公行为的合情理性，更渗透着作者本人的立场。一方面，淳于宝册自幼经历丧亲、虐待、侮辱和饥困的折磨，从老榆沟一路跌跌撞撞行至海边，在“流浪大学”中挣扎成长，在苦难中送走童年的天真幻想。尽管淳于宝册从孩童时代便承受着生命的苦难，他却始终坚持着阳光少年的本质，默默蓄存着心灵的力量，在一次次打击中重新爬起。正是小淳于宝册这种被苦难淬炼洗濯后的可爱，令读者即便深知他已在资本重压下不复往昔少年，仍无法对其产生反感，更难以准确评判他的行为。而另一方面，淳于宝册也正在忍受着财富带来的反噬，他的“荒凉病”映射出精神生态的贫瘠，遭遇“兼并硬骨头”（吴沙原）和“情场滑铁卢”（欧驼兰）更是他人格缺失的必然结果。于是在中年淳于宝册回望自己的童年时，那些饱蘸绝望和痛苦的呻吟仍令他刻骨铭心，甚至以此命名，将求饶乞怜的“哎哟”变为“艾约堡”——他从没有走出困境，他只是从标有“物质匮乏”的死胡同走到了写着“精神失落”的新角落而已。与此同时，来自老奶奶的善和李音校长的鼓励却令淳于宝册葆有对文学和美的热情与渴求，不愿割舍的诗人气质也令他嗜书而富有激情，这便解释了他为何坚持异于旁人的知识分子式做派，又为何命部下注录起居、著书立传。符合人物行为逻辑和场域价值体系的分裂式形象背后，是张炜对人性深度的考量与追问：当物质层面的一切都拥有之后，我们究竟该如何选择，才能弥补精神领域的缺失与空白。
三、探赜：被时代需要的灵魂救赎
审美话语空间建构的最终目的，是描绘出活动主体在场域内的理想状态，展现他们如何以应然行为实现预设，达成作者为其铺就的蓝图。《艾约堡秘史》略带开放的结尾和充满暗示的情节，看似与作者意图表达的精神内核相违和，实际揭露了核心问题的复杂性——面对极贫和暴富的剧烈碰撞，面对物质满足和精神匮乏的尖锐对比，面对得失之间的起落浮沉，并非每个人都能像淳于宝册那样持续地自我拷问和剖析，甚至在某些时刻自内而外地厌弃财富及其衍生品；他们中的绝大多数人，选择抱着财富终老、和着欲望沉醉，在自知无为或不自知中走向终点。所以张炜在书中暗含的状态预设其实是两层：我们已经认识到自身精神生态的危机，并且我们正在尝试着进行他救与自救。对于淳于宝册而言，精神生态危机的暴露与他救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直接触发因素就是他对欧驼兰的感情。这种感情不仅仅包括基于性吸引和性冲动的爱情，它的本质是纯粹精神和无私理想对人的感召，他对欧驼兰持续且疯狂的迷恋，其实是荒芜的精神生态自发渴求他救的外在呈现——欧驼兰所代表的纯粹知识分子精神，是淳于宝册自孩童时代便暗自希冀的梦，更是能够令他在资本巨浪中重回航线的灯塔。
淳于宝册对精神危机的自救则是一种自发状态，从李音校长为他种下文学种子的那一刻起，以诗歌为形式载体的自我救赎便开始跟随他成长，使他不至于在财富迅速积累膨胀的时代中完全丢弃心智。他拥有海量藏书且嗜读如命，与红颜知己蛹儿初识于书店，每每回到诗歌世界后的迷狂更是内心波动的真实呈现。而交际时频繁使用的谦辞和雅言，无疑是淳于宝册以知识分子标准自诩的典型范式，流露出他内心深处对知识与文化的无意识渴望。
与此同时，张炜也在书中塑造了一个与淳于宝册有诸多不同的人物形象，民俗学家欧驼兰。她既是一个典型的知识分子，拥有独立人格和强烈使命感，同时也是来自民间又回归民间的观察者，拉网号子不仅仅是欧驼兰的研究内容，更代表着她对自然文明和审美文化的关注与热爱。最初吸引欧驼兰的是矶滩角村的拉网号子和渔歌文化，而在对文化的挖掘中，她逐渐萌生了责任感和道德感，并甘愿为文化及其载体的未来境遇奔走呼号——在拥有强烈道德感的同时，欧驼兰展现出了来自民间的原始生命张力。
但张炜意欲表明的理想人格之应然状态，并非一个欧驼兰那么简单。面对时代浪潮，张炜从不曾放弃自己作为作家的敏锐和冷静，而是直接将自己的立场投射到笔下一众人物中。他们都有某些理想特质和实现理想的条件，却也同时缺少达成理想状态的其他必要条件，于是他们各自得到着，又相继失去着。而当跳出众人物既有的动作轨迹，张炜建构的审美乌托邦的最终主体形态也逐渐清晰——那是糅合了书中众人特质和作者立场的本真之人，是张炜本人文化理想状态的具象呈现。在与自身知识分子立场和民间立场不断冲突与调整的过程中，张炜逐渐将二者融于一身，将终极审美理想寄于字里行间，万千人都不是众里寻的他，却又都是他。脱胎自民间土壤，在民间饱受磨难困顿后收获物质财富，在接受知识熏陶和理想渲染后走向成熟，在对时代的观察和自我审视中重回民间，心怀对众生的悲悯又始终顽强，不为物欲所动而以人格独立行走世间，这是张炜对人物审美姿态的终极理想，更是他眼中解决精神困境、获得自我救赎的最佳路径。
当我们从作品视野中跳出，重新思考精神生态的命题时，会猛然发觉自己原来与淳于宝册如此相似——我们可能没有他那般庞大的财富集团，可能未曾经历与他一般的生命苦难，可能还没遇到灵魂相吸的情感对象，但我们在历史语境中面对的精神困境，一样严峻真实。在反复对照的过程中，我们不自觉完成了作者的预设，淳于宝册的困境其实也是我们的困境，自我精神生态的预警与挑战已悄然而至。
即便尘世中的大多数人穷其一生也只能在淳于宝册和欧驼兰的状态间流动，在自救与他救的一次次试探中，摸索到理想与现实的微妙平衡，这也并不意味着张炜笔下精神家园和理想人格的遥不可及。恰恰相反，理想审美状态与现实客观境遇间的距离，正是文化场域和精神追求所以存在的理由。有人说，张炜在当下社会里注定要遭受冷漠和争议，但这本就是张炜的可贵之处：在外部诱惑与内心孤独的合力挤压下，能够坚持观照形形色色的灵魂与人性，能够立于宏大历史叙事框架中对变革进行切要书写和诗性延伸，需要的不仅仅是勇气和决心。张炜带给当下中国的，是对审美理想大胆建构的魄力，更是对精神风骨深切呼唤的期盼。也唯有如此，我们才能真正走上精神审美的轨道，寻回万千生命原本的温度。
注释：
a [美]赫伯特·马尔库塞：《爱欲与文明》，黄勇，薛民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87年版，第103页。
b 关于中国古代文论的系统划分参见李壮鹰，李春青：《中国古代文论教程》，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13年版，第21-25页。
c [美]爱德华·萨义德：《知识分子论》，单德兴译，上海：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2 年版，第 26 页。
d 参见[美]M.H.艾布拉姆斯：《镜与灯——浪漫主义文论及批评传统》，郦稚牛等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89年版。
efgh 张炜：《艾约堡秘史》，长沙：湖南文艺出版社，2018年版，第20页、210页、17页、15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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