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缙英

　　范小青的《城乡简史》因“凸现了当代城乡变革中的人性复杂性”而获得了第四届鲁迅文学奖的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本文试图从叙事形式上解析《城乡简史》如何通过融汇宏大历史叙事和个人叙事创造出一种新型形式；再从内容和人物的自我塑造上，阐释小说如何揭示了城乡发展过程中农村人的双重异化问题。

一、个人“小历史”叙事与现代化城市“大历史”叙事

苏州作家范小青一直致力于地域性写作和历史写作，包括《城市表情》《女干部》《裤裆巷风流记》《赤脚医生万泉和》《父亲还在渔隐街》和《后岗的茶树》等。她的地域性历史写作既非传统的宏大历史叙事，也非完全“先锋”的新历史主义写作或“私人叙事”，而是一种探寻通往城市“大历史”的个人历史叙事，或者说是试图贯通“小历史”与“大历史”、城与乡、历史与个人的历史叙事。“历史，在他们身上”——这是范小青一直以来试图建构的文学性历史观，其中获得“鲁迅文学奖”的《城乡简史》可以说是这种观念的典型代表。

　　《城乡简史》是城里人以类似于日记的“账本”形式记录下与消费行为有关的故事，构建了城市形象与现代化的“消费主义乌托邦”。而农村人也参与到了城市塑造权威形象以及实施微观政治权力的过程中，在被他者化的过程中实施自我他者化并对他人实施他者化。这些个人的“小历史”和城市化的“大历史”都是通过个人历史叙事实现的，这种叙事主要是由日常生活语言和文学性话语修辞构成的，其中的个人性、私人性，一方面显现出缺乏统一的参照系数和评价标准而滋生的偶然性和随机性，另一方面又在“逸闻主义”的琐屑历史叙事中塑造出“城市历史”的整体形象。因此可以说，这种逸闻主义的的历史叙事也是试图贯通个人“小历史”和城市“大历史”的新型叙事形式。

　　文学创作中的“大历史”与“小历史”，即个人与历史的关系状态。所谓“小历史”是那些局部的、常态的历史，譬如个人性历史、地方性历史，或日常生活经验的历史、社会惯制的历史等；而与之相对的“大历史”则是全局性的历史，如朝代更替、治乱兴衰及其他重大事件、人物、典章制度的历史。范小青的作品大多表现苏州的地域性特征和城市小人物的日常生活，较少宏大的历史叙事结构和强烈的时代政治意图，但她较为个人化的叙事并非完全的自为、封闭，在个人日常生活中也有时代的历史文化因素。在文本中，她通过历史社会背景、关键性历史事件以及对时间的穿插处理等不同方式来构建“大历史”，或将“大历史”因素作为支撑地域性历史和个人日常生活的潜在依托。虽然范小青观看“大历史”的方式仍是日常性的、个人性的，但她却试图使“大历史”与“小历史”产生对话，尝试构建一种贯通个人日常生活与城乡发展历史的新型叙事。

　　在《城乡简史》中，农民王才一家进城的经历是新世纪农民工进城的代表，这也是当代中国现代化、城市化的重要环节。当然王才一家与之前的农民工并不完全相同，他们不是以务工赚钱为诱因和目的，而是想要过城里人的生活，这恰恰是城市化和现代化双重结合所产生的效果。小说中那本类似于日记的账本代表了一种历史记忆，见证了当代社会经济的历史变迁：城市的物质生活条件、消费购物观念、思想心态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农民王才正是被账本中记载的一瓶昂贵的“香薰精油”激发起兴趣。王才父子无法用已有的经验解码账本中的语言，想要通过字典来把握“香薰精油”所代表的现代消费生活也失败了——小说里的“字典”作为一种典型的通用文化符码和语言参照标准，却没有“香熏精油”这一词条，表现了作家对城市化、现代化进程已超越了人们此前已往的认知经验状况的警觉。可以说，这本账本是贯穿个人与时代历史的重要媒介，也是引发王才渴望体验城市生活并成为城里人的欲望动力，当然也是导致王才的自我被双重他者化的直接诱因。城里人蒋自清的账本并不仅仅记录账目，有时会超出账本的内容和意义，他会记录下购买的东西、价格、日期以及周围环境、前后经过等，“基本上像是一本日记”。而且自清的性格“顶真”得很，这就使账本记载了许多私人性的、琐屑的历史内容。通过这些琐屑材料构建的“城乡简史”，也就非常类似于新历史主义的“逸闻主义”历史文本，而这些轶事趣闻、意外插曲或奇异话题，可以达到改写或修正特定历史语境中占支配地位的主导文化符码的解构效果。

　　但这种个人历史叙事背后的历史往往会躲藏起来。因为个人叙事中的许多内容是私人性的、琐屑化的，有时某些符号可能无法被解码，“无论怎么想，都只能是推测和猜想”，因此历史有时无法被准确地记录、传播和接受。正如自清账本里的“南吃”就成为无法追寻的历史。因为历史只能以文本化的形式才能为人们所接近，而文本化历史的本质是一种遵循文化规约和修辞策略的语言。语言是由能指与所指构成的，某一能指所指向的所指，需要依靠相似性或相近性原则找到其他能指所指涉的无限的所指链，这种看似非常逻辑的原则实则是依靠社会文化规约来运行的，因此“推理”或“搜索”的方式，都未必能找到能指与所指之间精准的所指链。而私人话语在文化规约的共通性上有所欠缺，因此个人历史叙事的语言编码就很可能因为主客体之间缺少相似性原则，而无法得到符合原来能指与所指关系链的解码，即使解码也很可能因为误读而成为另一种无法正确解读的编码。

　　用新历史主义的观点来阐释，就是：那些真正发生过或据信发生过的历史事件已不再可能被直接感知，想要将其作为思辨对象来建构，就必须用某种语言来加以叙述。历史文本需要是利用普通语言（即推论性语言）作为“第三类参照物”，并且在使支离破碎和不完整的历史材料产生意义时，必须要借用柯林伍德所说的“建构的想象力”。因此对于事件所进行的分析或阐释，无论是思辨性的还是叙述性的，都是对预先已被叙述事件的分析和阐释。这种叙述是语言的替换和象征化，是贯穿于文本产生过程中的二次修正的产物。语言可以提供多种建构对象并将其塑造为某种想象或概念，再使用比喻修辞方式为事件或情节赋予意义，在这一过程中并没有决定论的因素，任何词汇、语法和句法都并未遵循清晰的规则来界定某种特定言说的内涵和外延。因此，即使符合特定历史时段的文化规约、遵循某种修辞策略的语言符号，也无法在解码过程中寻找到能指与所指之间精准的关联性。这些文本化的“历史”也就不成其为真正的历史，其自为存在和自在存在之间没有了必然联系，而想要按照依赖相似性、相近性原则“搜寻”历史，可能会通往多维向度，导致多种可能，历史的具体所指也会变得模棱两可。就像令人困惑的先锋小说《青黄》一样，文本化的“青黄”因为查无可证而变成永远的历史谜团。

　　当然范小青并非完全的历史虚无主义者，即使她记录了“逸闻主义”的个人化历史，也可能发现了文本化历史的符号化本质，但她仍然坚信个人化历史叙事可以通向“大历史”。对于《城乡简史》中的蒋自清而言，返回历史就是返回个人记忆，是一种超功利的、审美化的享受，个人历史叙事是私人性的、无法普适化的；但对于《城乡简史》中的王才一家来说，它却是他通往城市历史、城市想象的“史记”，也是通往城市化和现代化的强烈欲望动力。

　　可以说，《城乡简史》具有不同于“大历史”的另类哲理意义。对于个人来说城乡差别的缩小竟然取决于偶然得到的账本；在整个社会的城乡差别还无法根本改变时偶然也可能改变人的命运。范小青非常善于运用偶然性事件或偶然性因素引发人物命运的突变，却又叙述得波澜不惊，这种类似“突转”的叙事方式，更多地体现出作者对当代社会文化变迁的关照和态度。在《城乡简史》中以账本构筑出的“城市形象”和“现代化乌托邦”，彻底改变了农村人的命运，并且农村人也积极参与到了城市化、现代化的历史进程中去。这种“乡下人进城”的新模式呈现出当代农村人的命运“简史”，这既是个人化的“小历史”也是宏大的城市化、现代化“大历史”。因此可以说，这种逸闻主义的、私人性的历史叙事是贯穿个人叙事与宏大历史叙事的新形式。

二、自我的“他者化”与异化

《城乡简史》通过账本构筑出的城市形象与“现代化乌托邦”改变了一家农村人的命运，如果用拉康的镜像和主体性理论来看，在这一过程中王才浸染了城市价值观、消费主义意识形态等的影响，通过尊崇“城里人”的小他者镜像，将其他农村人塑造成他者而塑造出假想的“城里人”自我形象，但城里人和城市文化对包括自己在内的农村人的他者化过程则被他忽略了。也就是说，农村人也参与到了城市文化建构权威形象、实施权力的过程中，在被他者化的过程中实施自我他者化以及对他人的他者化。对于小说中的王才一家来说，他们从账本中发现了代表现代物质文明的城市形象和城市人镜像，并因此改变了原有的价值观念和生活方式。如果说都市人在塑造城乡差别、塑造城里人和农村人的差别过程中存在着他者化、殖民化问题，那么农村人伪造异己和塑造自我的过程，就是对自我的被他者化和对其他农村人的他者化的双重不自觉，是被殖民者的自我殖民和殖民化。因此可以说，《城乡简史》的城市“大历史”和个人历史叙事话语，揭示出现代化和城市化的消极的一面，寓言式地讽刺了这一进程中人们自我异化的普遍状态。

　　在当代中国，城市化和农民进城都是现代化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乡村乌托邦”已经在现实的映照和城市的对比下，失去了吸引城市人、留住农村人的想象性动力，而城市化、现代化的景象却通过各种形式塑造出了美好的“城市乌托邦”和“现代化乌托邦”。《城乡简史》文本中选定的地点是江南某座现代城市和甘肃西北小村庄，而设定的时间是2005年（这是由遗失的2004年地账本推算出来的）。因此王才一家进城就是新世纪农民进城务工的典型案例。王才和王小才命运的改变是由于偶然得到的账本，他们通过能够抵全家一年收入的“香薰精油”，确认了城市生活和乡村生活之间的巨大差距，极大刺激了他们进城的欲望。记账对于蒋自清来说是习惯成自然，但这些账本对乡下人来说却没有任何意义，因为“与他们的生活和人生根本不搭界”；但此时王才已经开始把蒋自清作为小他者镜像，随身携带着账本作为通入和把握城市的重要媒介。他学会了蒋自清记账的习惯，临走前理清了他在乡下的金钱账目关系。他把自清所在的城市作为目标，坐火车进城，还想找寻账本中有关坐火车的记录，才醒悟“只有乡下人才坐火车进城”。由此可见，王才通过尊崇城里人权威，并通过对比自我与权威的关系来确立自己“乡下人”的身份，却没有意识到“乡下人”也是语言所给定的符号，是预先存在的文化所预设的定义。这种乡下人的自我身份确认，也就是自我他者化、自我异化的一种形式。并且王才和城里人交流都用普通话，其实也是他试图认可官方文化并想要被认可，以融入城市主流社会文化的表现。

　　关于这种类似于鲁迅“主奴模式”的自我他者化过程，更为符合法国精神分析哲学家雅克·拉康的自我镜像理论。拉康镜像论的主要出发点是改造过的黑格尔的主奴辩证法，其核心是一种无意识的自欺关系；另一重要逻辑是由形象—意象—想象为基础的小他者伪先行性论，即自我无意识地认同于他物并将其作为自我的真实存在而加以认同。因此拉康的自我是以一系列异化认同为基本构架的伪自我，是一种本体论上的误指关系，他清醒地意识到实体性主体的虚无以及幻象与空无的关系对“我”的奴役，这才是拉康镜像理论的本相。

　　按照马克思的观点，人通过实践创造活动使自己客体化、对象化，人的本质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而拉康则认为人的主体性是某种精神的主体性，是一种颠倒的主体观，他认为真实的主体不是意识的自我而是无意识的主体，不是实体性的在场而是能指表征的不在场。因此拉康认为，由于自我在本质上具有内在的空虚性，需要借用外在的他者来不断确认自己，镜像以及具有镜像功能的其他事物就是重要的他者。在《城乡简史》中，王才作为男性家长对儿子和妻子来说是种权威，蒋自清作为城里人比农村人更具有优势，社会文化对城乡差距的指认也塑造出城市的权威，这些都是通过对比和他者化而塑造出的权威。拉康指出，如果没有他者系统那么自我是无法想象的，自我是在与他者的关系中建构出来的。人的镜像阶段的特点，就是主体与客体、自我与他者在镜像和想象中完全等同，这是一切认同过程之母体，镜子/他者充当着描述想象中的主体间性的模型，在这一阶段，主体由于蒙受某种视觉上的误解而产生了自我的外化。拉康哲学还将镜像阶段中主客体之间的欲望，解释为人类特殊性的体现，他说人类的欲望与动物欲望之间的不同就在于人想要得到他人的承认，这种判断必须通过“他人的形式”来判断，也就是说只有通过预先确证他人才能通过他人来确证自己。因此，处于镜像阶段的自我只是不具备真正主体功能的“认同主体”。

　　在镜像阶段中，自我对他者产生出的自恋性认同，就是拉康所谓的非语言的小他者。小他者伪先行性论即：不是我的他物事强占了我的位置，使我无意识地认同于他并将其作为自我的真实存在加以认同。在《城乡简史》中，蒋自清在账本中塑造的城市人形象和城市形象，对王才来说就是镜像小他者和他人之面容的小他者，它们都是先行性的，是先于王才的自我而存在的。王才最初确立的“农村人”自我和后来的“城市人”自我，实质上是以某种形象出现的小他者之倒错式的意象。拉康认为，“主体的历史是发展在一系列或多或少典型的理想认同之中的。这些认同代表了最纯粹的心理现象，因为它们在根本上是显示了意象的功能”。意象的本质正是对先行存在的小他者的认同，自我是一种对篡位的小他者镜像的心像自居。拉康在逻辑层面上将自我认同指认为想象域，正是为说明自我建构的主观性和虚假性，这种想象域的本质就是小他者的强暴性的伪先行性。王才的自我正是在和城里人的自恋式伪认同的意象关系中建立起来的。并且在他们一家看来，乡村和城市就是“贫穷的一无所有”与“繁华的样样都有”之间的二元对立，他们还在城市生活的感性经验中迸发出强烈的幸福感与认同感，初步形成了城市和城里人的价值观念体系，明白便宜没好货，明白高端商品的价格只会越来越高。王才甚至把儿子作为他者进行讽刺：“王小才，我告诉你，你乡下人，不懂就不要乱说。”王才在塑造乡下人的他者化形象过程中，以城市和城里人为权威从而确立假想的“自我”形象。在城市与乡村的关系中也存在着这种自我/他者的二元对立模式。可以说，农村人自我他者化的过程并非自觉，但现代化的权威性和正当性却是当代人共同塑造出来的，是经由农村人和城市人共同参与塑造的社会文化结构，并且发展成为促进社会进步和激发人们欲望的巨大动力。

　　黑格尔曾说“欲望是人类一般活动的推动力”，现代化的城市镜像实际上促进了农民欲望的生成，甚至滋生了全社会的欲望。然而对农民来说，他们无法接触到城市文明的核心价值，只能感受到城市生活的表面，都市的消费文化、商品拜物教、以物易物的关系等都侵害了农民纯朴的精神世界。并且因为他们缺乏文化资本与社会资本，经常会遭遇到异化与工具化的情境，商品拜物教彻底地把人与人的关系变成赤裸裸的交换关系，把人与物的关系变为欲望关系。

　　拉康从心理本体论的意义上将主体去中心化，指出“自我”是深陷于文化中并被文化构造和颠覆的分裂主体，其行为动因不是理性而是无意识的欲望。他认为:“欲望既不是对满足的渴望，也不是爱的要求，而是从后者减去前者所得的差数，是它们的分裂的现象本身。”也就是说，欲望源自于自我和他者比较中突显的“差数”，也即“欠缺”，但欲望不直接等同于要求而是要求他人绝对性的认可或承认。在拉康的欲望理论里，人的欲望不是一种天生的本能冲动，它必需依附于想象界中镜子里的他人目光，而后到象征界中他者的语言才浮现出来。需要补充的是，当拉康说人的欲望是他人的欲望时，作为个体的自我原本就是一个被建构的“他人”，欲望只能在与他人的关系中才能产生，主体的欲望是对他人的欲望。这样具有象征意义的欲望便成了主体形成和社会发展的巨大动力。

　　《城乡简史》中蒋自清买书、记账的“欲望”以及他“顶真”的性格，都是对物欲横流的都市文化的反抗，他渴望宁静淡泊的精神世界，虽然并非预先性的欲望客体的主观化，但对其反抗而生出的欲望不能不说也是对欲望客体的否定向的内化，即内化为相反的欲望——当然正面化的欲望内化也并不少见。蒋自清把书看作他的宝贝和精神支柱，也是虚荣心作祟的“无声无息地炫耀”，因此虽然书代表着一种物化的精神，但“买”的消费行为本质仍然无法避免其中的他者化欲望。自清为满足清心寡欲的心理需求，其实也是为进一步塑造清心寡欲的知识分子形象而购买昂贵的蝴蝶兰，实际上仍旧迎合了消费主义意识形态的社会文化。自清家属毓秀想要处理书的想法，也是对自清买书、藏书欲望的反抗，为达成目的，她要以理服人，更要用事实说话，可谓颇费心机。更不用说她购买“香薰精油”的消费，虽是为了缓解皮肤干燥症状的需求，但美容护肤保养这种奢侈的消费欲望，本身正是由男性中心主义社会对女性外貌的要求而诱发的，经济利益和夸张广告又使这种消费欲望被激发膨胀。作为社会主要消费群体的女性，她们的欲望是被经济利益、广告噱头和消费风尚所激发的非理性欲望，具有他者性，而且还具有随机性、享受型等特点，最生动地体现了消费主义意识形态的影响。而农村人王宁，如果没有接触到账本也就无从了解城里人的小他者镜像，也就不会进入消费主义意识形态和新自由主义盛行的社会文化大他者中，他全面臣服于其中，将他者（包括小他者和大他者）误认为自我，将他者的欲望作为自己的人生欲望去追求。

　　用拉康的观点来说，就是先有欲望客体才能形成欲望主体，前提是主体意识到决定欲望的他者的存在；而人之所以能够成为主体是因为他试图实现他者的欲望，以使自己成为他者所欲望的对象进而得到他人的认同或承认。就王才来说，蒋自清账本中呈现出的光怪陆离的都市形象激发起他想要亲身体验都市生活的强烈欲望，也就是说，原本他并没有到城市中享受城市生活的想法，他的个体的欲望最初产生于作为他者的像，随着个体进入象征界，这个小他者逐渐变成代表大他者的父系社会和社会文化制度，一旦发生认同过程，主体的欲望自然就会转变为他者的欲望，即个体的欲望变为大他者的欲望。

　　账本引发了王才渴望体验城市生活、成为城里人的欲望，“香熏精油”也成为他生命中的重要意象。王才不仅对蒋自清等城里人产生自恋式的认同关系，当他进入城市之后又逐渐认同于城市的物质生活条件、消费购物观念和思想心态。在这里，欲望己被去中心化只剩下语言的结构性存在，成为“他者的欲望”指向。尽管主体借助他者化的像作为媒介，找出并确认了欲望，但他并未意识到自我的欲望从一开始就己经具有了否定性。因此当他拼搏一生试图满足欲望，其结果也只能是越来越迷失在各种各样的欲望替代物之中，并以这些替代物来间接实现他者的欲望并获得他人的认可。这就是“人的欲望是他者的欲望”的最佳诠释。

　　由于人类欲望的根本对象是要获得他者的认可，而能否获得他者认可并非由自我决定而是由作为大他者的社会秩序所决定。当个人欲望受主流意识形态和社会秩序压抑时，个体不可能构建起主体意志，主体只有认同并屈服于主流意识形态和社会秩序才能成为被认可的“人”。小说中的王才，从想象界中的镜像阶段发展到代表社会的象征界时，经历了依靠小他者镜像以建构自我以及受他者欲望决定自我欲望的双重异化过程。还需要进一步补充的是，拉康的“异化”概念与我们通常所理解的异化不同，在他看来，不知自身的真相而把想象之“象”误认为自身的真相就表现为异化。他还认为，他人代表着一种“他性”，就自我在根本上是他人而言与其将这种“他性”称为异己性，毋宁说“他性”更是人的根本性的一种表现。

　　从本质上来说，王才的双重异化并非单纯的道德问题，在自我生成的镜像过程中，“他的自由是与他的奴役的发展相混合的”。拉康否认把自我视为现实生活中不断建构发生出来的感知实体，反之，他非建构论地揭露出真实自我建构的不可能和现实自我的被证伪。这种主体的他者性，正是当代社会现代化、城市化过程中的人类普遍状态。在现代化一方面带来经济繁荣，另一方面也带来信仰的缺失、城乡关系的错位和东西部发展的失衡，更为重要的是新自由主义和消费主义意识形态对国民精神观念结构的毁灭性冲击。因此我们一方面要承认现代化的强大动力作用，另一方面也要对社会文化大他者和权威镜像小他者保持警醒，反思主体的他者性和欲望的他者性的状态。

　　总之，《城乡简史》以“逸闻主义”的小历史叙事建构出城里人与农村人的形象和城乡发展的历史，寓言性地揭示了中国现代化、城市化过程中人的“自我”被双重异化的现象，曝露了人们的主体“他者性”和“欠缺性”的本质。范小青的叙事风格虽然“既无可奈何，又温婉谅解”，却藉此引导我们反思并思考当代中国的发展问题。新时期以来，中国国民一方面被现代性、新自由主义和消费主义意识形态所蛊惑，盲目追求物质和享受；另一方面又在他者化和被他者化的自我塑造过程中异化，主体的欲望在认同社会文化大他者的过程中转变为他者的欲望。这揭示了人们的欲望被他者化的本相，也反向解释了社会对现代性和消费主义意识形态的推崇，如何影响了整个社会文化主体的欲望与价值观念。应该说这是当代中国人和社会文化的一个真相，也是范小青的思考和担忧。

　　注释：

　　ac 范小青：《城乡简史》，《山花》2006年第1期。

　　b 赵世瑜：《小历史与大历史：区域社会史的理念、方法与实践》，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6年版，第10页。

　　d [美]海登·怀特：《作为文学虚构的历史文本》，陈跃红译，张京媛主编，《新历史主义与文学批评》，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163页。

　　e [美]海登·怀特：《评新历史主义》，陈跃红译，张京媛主编，《新历史主义与文学批评》，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100-101页。

　　f [美]海登·怀特：《中译本前言》，陈新译，《元史学：十九世纪欧洲的历史想象》，南京：译林出版社2009年版，第4页。

　　gi 张一兵：《拉康镜像理论的哲学本相》，《福建论坛》2004年第10期。

　　hm [法]雅克·拉康：《拉康选集》，褚孝泉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1年版，第184页、188页。

　　j [德]黑格尔：《历史哲学》，王造时译，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1999年版，第87页。

　　k Jacques Lacan.Ecrits: a selection.Alan Sheridan, trans.London: Tavistock, 1977:287.

　　l 黄作：《是我还是他？——论拉康的自我理论》，《南京社会科学》2003年第6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