郝敬波

　　1980年代以来，中国当代小说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在创作思潮迭起的文学进程中，人们往往用划分代际和思潮的方式来区隔作家创作，并更多地从这个路径上去指认当代小说的发展。这种做法当然有其研究的便利性和合理性，但同时也有某种概括性或断裂性的明显缺陷。米兰·昆德拉在《小说的艺术》中指出：“小说的精神是延续的。每部作品都是对它之前作品的回应，每部作品都包含着小说以往的一切经验。但我们时代的精神只盯着时下的事情，这些事情那么有扩张力，占据那么广多空间，以至于将过去挤出了我们的视线，将时间简化为仅仅是现时的那一秒钟。一旦被包容到了这样一个体系之中，小说就不再是作品（即一种注定要持续、要将过去与将来相连的东西），而是现在的事件，跟别的事件一样，是一个没有明天的手势。”因此，如果要了解当代小说创作的具体变化过程以及这种变化的意义和价值，我们就需要强调对作家作品进行更多的互文性阅读和研究，从而在宏观和微观的视阈中去把握和评估当代小说发展的关联性和断裂性。特别是在社会经济和文化迅猛变化的当下，或许我们更应该注重把时代变迁与小说变化结合起来，把历史植入文本或把文本植入历史，以文本细读的方式具体讨论不同时期小说艺术发展的延续性和差异性。这不仅为作品的深入阐释带来更多的可能性，而且有利于对一部作品乃至一个时期的文学做出更为客观的评价。本文以刘震云的《一地鸡毛》和范小青的《桂香街》为例，展开对上述问题的讨论。

一、两个时代的书写和两个文本的互读

《一地鸡毛》是刘震云1991年问世的中篇小说，被认为是新写实小说的重要代表作品，主人公小林的形象和“一地鸡毛”所指涉的生存状况也早已被读者所熟知。在小说中，坚硬而无奈的社会现实消蚀了小林的理想，总是被排队买豆腐、孩子上幼儿园、老婆调动工作等日常琐事折磨得精疲力竭，疲于奔命的生活就像小说刚开始定下的基调：“小林家一斤豆腐变馊了。”我们再来看另外一个文本。范小青的《桂香街》是2016年出版的一部长篇小说，从问世时间来说属于一个较新的小说文本。小说也写了一个“林氏”——主人公林又红。尽管是长篇，小说安排的故事也并不复杂。林又红大学毕业后考进市食品药品检验局，事业上顺风顺水，几年后被破格提拔为副处长，“再南州市级机关，她这个年龄就提副处长的，可谓凤毛麟角。”林又红的丈夫在机关工作，温和敦厚，对她言听计从；一个女儿乖巧玲珑，也和父亲一样顺从着妈妈；家里还有有洗衣做饭的钟点工，家庭可谓和睦稳定。林又红没有把自己的工作视为“金饭碗”，当大学时的恋人突然从市政府调来当她的处长时，她负气辞职转而到知名外企工作，并很快当上了副总。因为一场食品安全风波，外企老总为了“信誉”关停企业，林又红也随之离职。尽管也有其他知名企业向林又红伸出橄榄枝，但她还是决定赋闲在家休整一段时间。故事的真正展开正是从这里开始。情节的推展几乎没有多少曲折：林又红因为修燃气灶与所在的桂香街居委会打上交道，莫名其妙地被人误认为是居委会新来的主任；继而又因为自己“爱管闲事”的性格被拖入了居委会的一些工作，最后竟阴差阳错地当选为居委会主任，干起了处理居民鸡毛蒜皮事情的工作。故事最后交代了那家知名外企卷土重来，还是那个老总请林又红再来任职，“林又红，你会去哪里？”——故事叙述至此戛然而止。当我们在《桂香街》读到林又红的故事，很容易会想到《一地鸡毛》里的小林，并与之互读。当然不仅仅主人公同是“林氏”，而是他们的故事有某种强烈的互文效果，而这种互文效果不仅使我们有了一种重读《一地鸡毛》的欲望，同时使得《桂香街》的阐释空间变得丰富起来。

　　两部小说涉及两个“林氏”家庭，两个家庭的构成也颇有相似之处：小林和林又红都是大学毕业后留在大城市，起点都是机关工作；都有工作稳定的配偶，有一个孩子，都有保姆（林又红的孩子上中学，家里是钟点工），只是林又红家里多了一条宠物狗。显而易见，两个家庭的生活却有极大的差异。小林整日为生计奔波，排队买豆腐、买大白菜、拉蜂窝煤，甚至晚上偷水；林又红住在高档小区，享受着富裕的生活。当然，这是两个时代的生活图景，两个家庭生活的差异也是两个时代物质生活的比照。但问题在于，林又红的人生之路与小林的人生追求几乎是“逆返”的，这似乎又难以完全用时代物质生活的差异来解释清楚。具体来说，小林在大机关是“小人物”，并不属于那种“清高”的知识分子，当然是希望升职的，比如当个副处长等，这从他处处受阻所引发的牢骚以及帮别人（如查水表的瘸腿老头）办事的感觉上可以推断出来。小林也是希望“发财”的，比如曾在下班后到同学卖板鸭的地摊上“打工”赚点外快。而这些“升官发财”对小林来说难以企及的目标却是林又红工作不久后的人生起点。耐人寻味是，林又红恰恰从这个起点开始，走向了街道居委会的工作岗位，这种职位恐怕就是小林也看不上的。不可否认，物质条件影响着人的生活方式和精神世界，也制约着人们的种种选择，但如果说生活的顺利和富裕使得林又红走上了这种“折返”的人生之旅，恐怕让人费解。如果将两个文本的故事续接在一起作一个设想，这将会使我们的讨论变得更有趣味。假设小林后来做了副处长、处长，或者由于某种机缘成了企业老总——走到了林又红的起点——即使偶遇某种变故，他会像林又红那样走向最基层的居委会吗？我们很难做出回答。那么，我们接下来的问题是：范小青究竟想告诉我们什么？《桂香街》这种文本的出现又意味着什么？

　　在进入这些问题之前，我们有必要讨论一个疑问。范小青在《桂香街》的后记里说明了这部小说创作的缘由。范小青的这次写作受到常州市一位居委会干部许巧珍事迹的触动，“居委会干部，一个多么亲切而又温馨的名称。我不由得想起三十年前，我刚刚当上专业作家时，曾经到苏州的居委会体验生活的情形，回忆和现实交织成一张大网，笼罩着我的思绪，牵引着我的情感；许巧珍的事迹，‘居委会干部’这个称呼，极大地鼓动了我内心的激情，最大程度地调动了我的写作积极性。”那么，这里的疑问是：受到这个创作动机的影响，范小青是不是想把林又红塑造成一个带有“正能量”色彩的、一心为群众办事的“模范干部”形象？如果是这样，那么对小说的讨论尤其对林又红人生选择的阐释将会变得非常简单。但阅读感受告诉我们，《桂香街》的故事叙述显然并非如此简单。对应于范小青上述的创作动机，我们很容易理解小说中居委会干部（如“老书记”等）那种让人感动的温暖情怀，而范小青的智慧在于把这些人物以及这种情怀铺陈为叙事背景，渲染成叙事基调，并在此基础上凸显林又红这个人物的矛盾性，从而赋予小说更多的精神空间。正是因为《桂香街》的丰富性和复杂性，我们才可能从文学史和文学批评的角度进行互文阅读和价值探讨。

二、小说精神的延续：“后小林时代”的反思

如果说《一地鸡毛》是对之前文学中“宏大”“理想”等主题话语的某种对抗，以聚焦小人物的庸碌生活来思考那个时代的精神世界，那么《桂香街》则延续了这种小说精神，对“后小林时代”的精神状况进行了反思。从新写实小说的审美取向上来看，《一地鸡毛》在叙写人物“理想”消退的同时，更多地呈现出人物生存的困窘，展示出一种平庸琐屑的生活现场感。而《桂香街》则有所不同，它更关注精神世界变化的走势，探寻时代背景中的精神起点，“生命和心灵的奇迹不在于它们有什么内在而独立的内容、发明或目的，而在于它们所固有的普适性，这种普适性使它们仿佛能够从任何物质起点出发，适应与它们的环境在那个起点上的要求相关的一个结构和功能。”

　　在《桂香街》中，范小青似乎在追问这样一个问题：在社会喧嚣变化、物质生活殷实的时代，我们以什么样的方式生存？——即“后小林时代”的生活方式和精神方式。范小青在小说中以林又红的故事隐秘地提出问题，并把对问题的追问弥散在对市民生活的书写中。因此，我们在小说中更多地看到市民生活的种种场景，看到了形形色的的市民形象，也看到了诸多复杂的社会现象如城管问题、食品安全问题等等，很自然地会认为范小青以居委会为视点来书写市民生活的复杂貌相。当然，这也可以视为小说故事展开的一个维度，也不失为小说重要的主题话语。然而更为重要的是，小说给了我们一种暗示：叙述者的视角一直在审视林又红。这使得我们在很大程度上又远离了故事的中心，更多地关注林又红个人的命运发展。也就是说，在这个纷乱多变的现代社会背景中，林又红何去何从成为我们首要关注的问题。这样一来，市民生活的复杂貌相就成为情节推进的重要铺陈，成为林又红命运发展的时代环境，从而使小说的叙事具有了强烈的历史意识。正是《桂香街》的这种叙事视点和历史意识，林又红的故事与《一地鸡毛》中小林的故事在读者的阅读中实现了有效的续接，也使得《桂香街》成为书写“后小林时代”的一种有效文本。其实，《桂香街》一开始就试图把我们带进一个历史空间，“我们的故事发生在桂香街，那就从桂香街开始吧。”——继而故事从历史叙事开始，简洁地叙述一个家族的历史，从祖上老宅、名门望族和官宦人家一直延伸到一九五八年的插队农村。人物的家族兴衰和前生今世，为我们打开了一个认识人物命运的历史通道，并从这里去关注人物的命运起伏和精神变迁。小说开篇营造了这种历史意识之后便切换到当下的生活场景，以林又红的行动为线索来展现现代人的生存方式。人物行动的时空跨过了《一地鸡毛》的“小林时代”，人物所关注的不再是豆腐、蜂窝煤和大白菜。那么，小说展现人物的什么呢？在小说中，我们注意到“换岗”行为的频繁，人物从事的工作多处在一种不稳定的状态，比如林又红、江重阳等，就连居委会的小陈也在备考公务员。促使工作变动的因素有客观原因，但主要的还是人物的主动选择，这在林又红身上体现的尤为明显，从公务员、官场到企业副总再到赋闲在家最后到居委会，这一切多顺应了林又红“心情”的指向。在这里，人物的行动便具有了更多的意味，并提出了这样一个问题：在从物质中获取幸福的“小林时代”结束后，人到底以什么样的方式生存才感到幸福和满足呢？因此，小说以对“后小林时代”的反思和追问展开了对人物精神世界的探寻，以及在时代背景下对精神变迁的深入思考和深刻剖析。

　　与《一地鸡毛》一样，《桂香街》着重表现人的生存状态，提出问题但并不致力于解决问题。但范小青似乎更近了一步，在解决问题的层面上，她提供了一种可能性。仅从林又红的人生轨迹来看，故事的推展让林又红的选择慢慢滑向居委会的工作岗位。范小青在这个故事安排上显得谨慎而游移，因而故事的延展看起来并不严谨和连贯，然而范小青却智慧地融入了神秘和荒诞的叙事因素，既自然地推进了情节，又借此强化了叙事效果。很显然，林又红一步步走向居委会主任的岗位并不是“心甘情愿”的，起初对居民误称“蒋主任”也是感到莫名其妙甚至是有些愤怒的。这种被动性也一直伴随到故事的结束，林又红并没有下决心摆脱这种干扰，尽管这对她并不困难，她想弄清楚事情的缘由却反而越陷越深。当全票当选居委会主任后，尽管感到费解但她还是有些欣喜的。至于这背后的神秘推手，小说并没有揭开这个谜底，读者和林又红一样一直有一个谜团：“望着这个妇女的背影，林又红心里的疑团越来越大，虽然第一次听到‘蒋主任’，是从夏老太嘴里喊出来的，但是夏老太是个精神病人，不会有人真相信她的话，以林又红的直觉，在夏老太之外，还是有人在故意放风，故意让大家误会她就是蒋主任，或者，误会她是新来的主任。”小说用这种荒诞的手法把想象的空间留给读者，让读者用想象去连接行为逻辑的裂痕，而此时小说的叙事重心只是专注于人物精神变化和行为实施的某种可能性，也就是说，小说在引导读者思考这样的问题：林又红的精神世界可能会出现什么变化？她下一步可能会怎么做？实际上，小说叙事中荒诞情节的设置恰恰凸显了这种思考，从而把时代背景中对人物精神变化可能性的反思推到了叙述的最前沿。从阅读感受来说，这种叙事安排或许是范小青在这部小说中最为苦心经营的地方，也是小说重要的艺术魅力所在。从这个意义上说，《桂香街》延续了《一地鸡毛》等小说在历史语境中对精神世界的真切关注和出色表达，并在此基础上尝试精神突围的某种可能性。

三、叩问的难度与选择的可能

接下来的问题是，《桂香街》为什么把主人公的工作推向居委会主任的职位而不是其它？这或许是小说最容易被忽视的地方。对这个问题的讨论，我们仍然可以从《一地鸡毛》的重读开始，审视人物精神变化的某种内在关联性和小说精神的某种延续性。

　　我们来看《一地鸡毛》的结尾：“但伤心一天，等已坐上班车，想着家里的大白菜堆到一起有些发热，等他回去拆堆散热，就把老师的事给放到一边了。死的已经死了，再想也没有用，活着的还是先考虑大白菜为好。小林又想，如果收拾完大白菜，老婆能用微波炉再给她烤点鸡，让他喝瓶啤酒，他就没有什么不满足的了。”这段叙述很能体现小林的心理状态，也体现出同时代同阶层人们的精神貌相。在忙碌和疲惫的生活状态下，小林实际上选择了一种“封闭”的生存方案，就是关起门来把自己的家维持好就行了。不难理解，小林其实并不属于那个时代的“底层”，他所关心的也不是如刘恒《狗日的粮食》中单纯的“粮食”问题，因此小林的心理状态在很大程度上也是同时代许多人们的精神困惑，即在热情和理想消退的时代人们所感到的某种怅然和迷茫。当然，刘震云等作家用“新写实”的手法强调了生命与现实的冲突，在貌似冷漠的叙事口吻中述说着时代精神的一种凉意和落寞。“活着的还是先考虑大白菜为好”，以及在家里吃点烤鸡喝瓶啤酒的满足想象，也很契合现代中国人常有的“逃逸”心态。因此，我们暂且不论刘震云当时创作的叙事手法，《一地鸡毛》在历史的语境中，在表现生存冲突的同时也有效表达了中国人的某种精神特征，而这些精神特征显然又与中国传统文化密切相关。如果从这个意义上说，小林的故事应该属于典型的中国故事。而时隔多年之后的《桂香街》，它仍然续写着现代中国人的精神特征，延续着中国当代小说的某些艺术精神。

　　很明显，《一地鸡毛》和《桂香街》都是把人物置放在精神层面上来观照的，而后者又得以在长篇小说的空间里展开对时代精神难题的叩问。林又红从外资高管卸任在家后，她完全可以像小林奢望的“吃烤鸡喝啤酒”那样悠闲度日——如当下许多人的想法和选择一样，但小说却给了林又红另外一个选择：走出家门，走进人群，走回人间烟火。于是，小说安排林又红与桂香街居委会发生了复杂的联系。如果说小林在现实的挤压下变得退缩和封闭，精神上带有些许出世的逃离色彩，其实林又红想赋闲在家一段时间也有一些类似的精神倾向，但情节的推展很快使她呈现出完全不同的精神指向，表现出一种“入世”甚至“救世”的精神气质。这种转换是非常耐人寻味的。小说在这里提出了喧嚣时代中的一个精神难题，那就是如何安放自己的心灵和如何进行生命的救赎，反映在普通人的行为上大体类似于对“逃逸”和“救世”的某种选择。当然，这是一个没有答案的问题，在历史的长河中也始终伴随着人们心灵史的变迁，可在不同的时代背景下对这个问题的回应则表现为不同的行为方式，呈现出具体的时代特征，并通过这些方式和特征集中映射了人们的时代困惑。显然，《桂香街》延续了《一地鸡毛》等小说对精神困惑的关注和反思，并以文学的方式和时代的口吻再次叩问了这个难题。只不过《桂香街》采用了温暖的色调，以居委会汇集的时代信息为背景，以人物的工作选择为线索，表达和回应了人们的感喟和困惑，从而也使小说具有了某种既严肃又轻灵的艺术气质。

　　当然，如果从现实生活的角度来讨论，林又红式的人物选择居委会工作岗位的可能性并不大。这或许是读者在阅读过程中遇到的一个重要问题，对这个问题的审视涉及到对作家创作立场与姿态、作品主题和艺术价值等系列问题的回答。范小青当然知道林又红与居委会主任之间的距离，清楚地知道林又红本来是不愿做此类工作的，而耐人寻味的是，范小青在小说叙事中却又如此认真地铺设了林又红走向该岗位的路径。因此，林又红走向居委会在叙事技术上可以视为“写虚”的成分更多一些，小说以这种叙事方式提出了生命选择的一种可能性。范小青这样安排情节在一定程度上是冒险的，但她以这种似乎极端的方式把更多的疑问留给读者，让读者在疑问中审视时代语境中人们心灵的归属感以及精神存在的某种可能。而恰恰正是这种叙事，才赋予了小说更多的审美意蕴，正如米兰·昆德拉指出的那样：“小说审视的不是现实，而是存在。而存在并非已经发生的，存在属于人类可能性的领域，所有人类可能成为的，所有人类做得出来的。小说家画出存在地图，从而发现这样或那样一种人类可能性。”对这种可能性表达的叙事诉求则是小说的“写实”层面，即审视历史变迁中人们精神世界的复杂性，来揭示和反思人们的精神困惑，如本雅明所说：“写一部小说的意思就是通过表现人的生活把深广不可量度地带向极致。小说在生活的丰富性中，通过表现这种丰富性，去证明人生的深刻的困惑。”

　　从《一地鸡毛》到《桂香街》，我们可以读出当代作家对中国社会变化的潜心观照与深入思考，以及他们对于深刻揭示和有效表达精神世界的持续努力，正如李敬泽所说：“转型期的中国对作家们来说构成了认识上的巨大难度，怎么把握急剧变化的时代，怎么把握复杂矛盾的精神状况，怎么贴到经验、贴到人心上，以及怎么穿过表象、穿过经验，把握社会历史的隐秘结构，这些都是巨大的挑战。无论哪个时代的文学，都是与时代艰苦对话和博弈的结果。而从这些年的文学创作中，特别是从反映现实生活的作品中，我们可以看到，文学在积极‘应战’。作家们体认着时代之大和认识之难，也更加自觉地去克服困难，描绘和塑造这个时代的‘人’的想象。”而这些体认，来自于我们对作品的耐心阅读，而且是持续性的关注和阅读。或许只有在此基础上，我们才可以减少一些印象式和概括式的评判，更多地走近中国当代文学的历史和现场，体味作家的探索与前行，感受作品的复杂性和丰富性，用敬畏的心灵去讨论与认识一个作家和一部作品的价值，去感知和评估中国当代文学的发展。

　　注释：

　　af ［法］米兰·昆德拉：《小说的艺术》，董强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4 年版，第24页、54 页。

　　b 刘震云：《一地鸡毛》，《小说家》1991 年第1 期。

　　c 范小青：《桂香街》，南京：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2016 年版。

　　d 范小青：《桂香街》（后记），南京：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2016 年版，第415 页。

　　e ［英］鲍桑葵：《个体的价值与命运》，李超杰、朱锐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2 年版，第100 页。

　　g ［德］本雅明：《说故事的人》，见陈永国等编《本雅明文选》，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 年版，第295 页。

　　h 李敬泽：《致理想读者》，北京：人民大学出版社2014 年版，第17 页。